革命的弔詭 原題﹕革命不是請客吃飯 _ 1989

革命的弔詭

原題﹕革命不是請客吃飯

王健文 《首都早報》1989.9.6

孟子曾說過:「盡信書不如無書」，今天我們告誡後輩讀書時應有自己見解．而且要有懷疑精神時，常引此語為訓。事實上這句話後面接的是「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的這段話，意在批駁關於武王伐紂的另一種描述，也就是《尚書》〈武成〉中說這次的革命行動中，傷亡慘重，血流可以漂杵。
傳統儒家以為仁者無敵．武王伐紂是弔民伐罪，解民倒懸，因此人民必然「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簞食壺漿以迎王師」，這種順天應人的革命．不可能有什麼慘烈的戰事，革命的同時，不必付出人間悲劇作為代價。
孟子「兵不血刃」的傳述，已成了革命的神話。為了維護他心目中崇高的聖王典型，他懷疑一切讓聖王道德有憾的歷史文獻．也許他對湯武革命的完美確信無疑，但是兩千年的歷史告訴我們，那麼平和而不死人的武力革命從來不曾發生過。
革命似火，當第一滴血流下時，人間的良善與醜陋，往往同付一炬。不要相信任何所謂「仁義之師」，因為革命從來不是溫良恭儉讓。
當我們看到兩千多年前的孟子，堅定地述說距他有七百年之久的武王伐紂「沒有死一個人」，不免要想到，一九八九年六月，袁木信誓旦旦地說，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一個人。這兩種傳述或許不宜相提並論，孟子雖是周人，卻已處於禮壞樂崩的周朝末葉，期待著新的王者出而平治天下，他確實不必刻意為七百年前的武王掩飾什麼罪行，這一點顯然與袁木不同。
但是這兩種傳述的神話原型卻具有類似的理論基礎與結構。孟子對武王伐紂事件的認知與詮解，基於他對「道德」無限的敬意與信仰，聖人是道德的負載者，通過聖人的中介，道德得以行於天下。道德就價值層面言，是普遍而必然的善；就功能層面言．是最有效的治國工具。因為道德的極致，風行草偃，可以使惡人幡然改悟，可以使一般人民「如大旱之望雲霓」，所以一個有著道德光環的聖人，是可以不殺一人而榮膺天命，而且也必須是「不嗜殺人者」，才能一統天下。
六月的天安門事件，當然中共可以有另一套論述方式。毛澤東曾說﹕「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但是當我們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數人民的痛苦，我們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這是在強調「革命家」的犧牲奮鬥精神。付出之後，就要取回代價。道德的個人當然不宜以個人身分取得報償，但一個神聖的集合體，卻可以向人民要求一切，所有罪惡乃假「共和國」之名而行。於是我們聽到這樣的說法﹕數以千萬烈士鮮血所締造的「共和國」，不能讓一小撮(光是北京就上百萬人？！)反革命分子破壞。我們也聽到鄧小平說，即使殺了20萬人，只要能保住社會主義的祖國都是值得的。在這樣的論述之下，可以說那「一小撮」所謂「暴亂分子」(紂之徒?)的流血，只是邁向社會主義天堂必須踢開的一小顆絆腳石罷了。
然而以袁木為代表的中共官方，在公開發布消息時，卻採用了另一種論述。雖然「人民解放軍」在鎮壓「反革命暴亂」時「絕不手軟」，但是天安門廢場上還是「沒有死一個人」，誰說廣場和長安大街「血流漂杵」，惟就是反革命分子，「造謠生事」。似乎「以至仁伐至不仁」，「沒有死一個人」更能誇張「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道德形象。
當一切泛道德之後．道德的也就變成不道德的了；當一切為革命時，革命就成為反革命。我願意相信孟子道德理想的純粹，卻憂慮這樣的道德理想落實到歷史貿踐上的弔詭，因為它恰好為不道德的人心做了最好的掩護。我也相信有些時候是需要革命的．但是必須要認清的是，當一切美麗的口號剝落，革命的本質只是赤裸裸的力與力地抗爭。革命家除了要對抗革命的對象外，更要警惕的是革命自身的異化，革命與反革命往往只是一紙之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