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哥的幽靈:重讀《一九八四》(完稿於2025/5/4)
一、彷彿若有光
經典的價值在於每一次的閱讀,都能看到閱讀的當下,屬於讀者自己的此時此地。1973年的夏天,國中一年級結束的那個暑假,到學校上暑期輔導課的第一天,吳老師抱著百多本書,要同學每人至少帶一本回家閱讀,我卻被指定了四本書,分別是捷克作家穆納谷的《權力的滋味》、英國作家歐威爾的反烏托邦經典《一九八四》、日本學者早川的《語言與人生》,、語意學家何秀煌的《記號學導論》。
吳英長老師帶給我少年時代第一次深刻的啟蒙經驗,他只教了我一年,對我的影響卻是一輩子的重量。是他第一次告訴我什麼是多元與寬容,建立了我在邏輯思辨上的基本能力,提醒我反省習以為常的世俗價值,思索每個人存在的獨特意義。
那時讀這些書,多半似懂非懂。因為知識積累不足、生命閱歷有限、思辨能力仍待啟發,年少時閱讀經典難免茫然,有時為賦新詞、強作解人。但是經典千門萬戶,讀者即便懵懂,總也開了幾扇窗,透見些許微光。
出身捷克共產黨高層,曾入圍1968年諾貝爾文學獎有紅色海明威之稱的捷克作家穆納谷(Ladislav Mnacko),大約在1965-6之間完成《權力的滋味》(Taste of Power)的小說創作,描述一個勇敢正義而大無畏的革命者攀登權勢高峰之後,從獻身的革命家,異化為自命為革命化身的獨裁者。當「人能弘道」,轉變為「道能『弘』人」時,革命者的「肉身成道」(我獻身於正義),就成了革命的「道成肉身」(我就是正義),就在那一刻,革命翻轉成為反革命。
這些當然是現在重讀《權力的滋味》的體會,十三歲讀穆納谷,只能在最簡單明白的反共教條下,有感於共產體制的荒誕腐敗。當時我無從認知自身所處的威權體制,更不可能辨識民主化以後蠢蠢欲動的新威權的可能。
十三歲讀歐威爾(G. Orwell,1903-50),同樣地,我只是將書中描述現象投射到鐵幕下極權的共產世界(當然,這的確是歐威爾創作本書的基本參照),既不知道台灣的戒嚴體制,更不曾聽聞民主世界中的麥卡錫主義。少年時對世界的認識很簡單,自由民主與共產極權判然,世界被劃分成正與邪、白與黑兩半,就像月球的陰晴兩面,半個世界永遠光明、另外半個世界則是無盡的黑暗。
二、除魅與再蒙昧
再一次閱讀《一九八四》是個奇妙的機緣。1984年的2月,正好就是歐威爾預言的那一年。齊邦媛老師為台大歷史所與中文所合開的高級英文課程,兩個學期各讀一本英文小說,上學期讀馬克吐溫,學期末,齊老師說,下學期我們就來看歐威爾的《一九八四》吧!狂飆的1980年代,重讀36年前歐威爾這本半紀實半預言的反烏托邦經典小說,年少時對「國家」與「領袖」無可置疑的崇敬一掃而空,反抗的青春歲月,面對真理了無疑惑,特別是在威權體制鬆動即將解體的當頭,我們自以為是代表正義的科學小飛俠,對抗著那時當權的惡魔黨。仍然是黑白分明的世界,只是少年時仰望的朗朗陽光,現在成了黑暗的深淵。
神魔簡單二元對立的政治認識,其實正好是歐威爾反烏托邦預言的滋生土壤。正如同大洋國之外永遠需要個(永遠征服不了,因此永遠存在)敵對的歐亞國(或東亞國),大洋國之內,老大哥永遠需要反黨集團(永遠無法繩之以法,因此也永遠存在)的邪惡領袖。神魔相生,沒有魔鬼的存在,無從樹立神聖的偉大領袖。
後來才知道,我那除魅的青春時刻,不自覺地蒙上了新一層的魅影。
三、永遠需要惡魔黨,也需要變節者
賀佛爾(Eric Hoffer)在《群眾運動》(The True Beliver,我用的是今日世界出版社1972年版且文的譯本,1969年水牛版王尚義譯本書名直譯為《真實信徒》)中敏銳地指出:「群眾的興起和傳播可以無需信仰一個上帝,卻絕不能不相信一個魔鬼。」賀佛爾又說:「有人問希特勒他是否認為應該把猶太全部加以毀滅,他回答說:『不要......那樣我們勢須另外創造一個猶太人,要緊的是要有一個實體的敵人,而不僅是一個抽象的敵人。』」上帝可以是抽象的,敵人(魔鬼)必須是實體的。對魔鬼的仇恨是煽動群眾情緒的最大動能。小說中時時進行的「兩分鐘仇恨」,必須成為日常,反覆烙印恐懼與仇恨。當大洋國的敵人是歐亞國時(可驗證的記憶中歐亞國是永遠的敵人;但是當敵人轉換成東亞國時,所有歐亞國是敵國的記憶立刻全盤清洗,東亞國取代成為永遠的敵人),仇恨的對象就是歐亞國,以及與歐亞國勾結的大洋國內變節者。
仇恨情緒要拉到最高,必須與外部敵國永遠處於戰爭狀態中,戰爭組構了簡化的敵我二元對立框架,也釀製了激盪人心的危機情境。對領袖(或黨)的無限忠誠以及對異己者的強烈仇恨,都仰賴著外有魔鬼、內有與魔鬼勾結的變節者的戰爭情境。
「黨所要求於其黨員的是智力的分裂,這在戰爭的氣氛中比較容易做到。」203
戰爭情境必須永遠維持,因此打不倒的魔鬼與滅不完的變節者也始終存在。如果打倒一個魔鬼,必須有另一個魔鬼即刻取而代之;消滅一個變節者,也需要有(或者製造出)新的變節者前仆後繼。
為了魔鬼與變節者的永遠存在,他們只能是標籤式的存在,不能是出現在真實日常中,因此隔絕外界、特別是被標誌的敵國是必要的:
「除了戰俘以外,大洋國普通公民從來沒有見到過歐亞國和東亞國的一個公民,而且他也不得掌握外語。如果他有機會接觸外國人,他就會發現,外國人同他自己一樣也是人,他所聽到的關於外國人的話大部分都是謊言,他所生活的封閉天地就會打破。他的精神所依的恐懼、仇恨、自以為是就會化為烏有。……主要的疆界,絕不能越過。」207
維持敵我疆界,徹底斷絕一切溝通彼此的橋樑,沒有縫隙。接下來,內部的思想控制,才能夠在資訊壟斷的情況下完全掌握。
四、語言的貧乏與思想的貧困
大洋國的思想控制,一方面通過歷史記憶的不斷清洗與重寫,另方面則通過新語言的鑄造。過去延續到現在,現在指向未來。未來的想像願景賦予現在權柄,而現在的正當性取決於過去。對掌權者來說,重要的並非「過去」「是什麼」,而是「過去」「應該(必須)是什麼」。英社的信條是:「誰控制過去就控制未來,誰控制現在就控制過去。」46歷史的話語權不是來自論辯,而是取決於誰掌握權力,誰能夠憑藉權力操弄記憶。
真理部負責清除真實的過去,同時製造當下所需要的「過去」,即便人們記得某件事實,但沒有任何可見的記錄來印證,它就不會是「事實」,也不會存在人們的「記憶」。
「如果除了你自已的記憶以外不存在任何記錄,那你怎麼能確定哪怕是最明顯的事實呢?」47
「新話的全部目的是要縮小思想的範圍?最後我們要使得大家在實際上不可能犯任何思想罪,因為將來沒有詞彙可以表達。……詞彙逐年減少,意識的範圍也就越來越小。……語言完善之時,即革命完成之日。」63
思想的貧困除了語言簡單化之外,更在「雙重思想」的詭辯式操弄中,歐威爾另外一部反極權的諷刺小說《動物農莊》(Animal Farm,1945年出版)中膾炙人口的一句話:「所有的動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正好說明了《一九八四》所謂的雙重思想。
「平等」如果是真正的價值,應該是具時空普遍性,放諸四海皆準、垂諸百代不惑。但是雙重思想藉著將價值差別化,「平等」就有了種種前置的條件:因時代而有別(這時代可行那時代不可行)、因地域而有別(此地可行彼地不可行)、因身分而有別(這種人可以那種人不可以)、因情境而有別(特殊情境下不平等才是「真正的」平等)。
像這般條件式的價值矛盾如何成立?小說中如此表述:
「同時持兩種相互抵銷的觀點,明知他們互相矛盾而仍都相信,用邏輯來反邏輯,一邊表示擁護道德一邊又否定道德,一邊相信民主是辦不到的,一邊又相信黨是民主的捍衛者,忘掉一切必須忘掉的東西而又在需要的時候想起它來,然後又馬上忘掉它。」47
「自由」、「民主」的價值內涵,有著基本的常識性概念。「自由」如何「反自由」?「民主」如何「反民主」?或者倒過來說,如何以「限縮自由」來「保衛自由」?如何以「否定民主」來「捍衛民主」?這恐怕不只是目的與手段之間的倫理問題,更是對概念與價值的直接顛覆。
五、自由就是回歸人性與常識
極權體制最終的手段就是對人性徹底的抹滅。溫斯頓對裘莉亞說:「我不是說招供,招供不是出賣,無論你說的或做的是什麼都無所謂,有所謂的是感情,如果他們能使我不再愛你——那才是真正的出賣。」177人與人之間最單純而真實的情感,才是人性最本質也是最後的根據地。但是,當極權精準地打擊了每一個人內心最恐懼最脆弱的所在,最終,溫斯頓出賣了裘莉亞,裘莉亞出賣了溫斯頓。
被逮捕之前,溫斯頓曾經在他們躲藏的小屋,如同小說中那玻璃紙鎮象徵的逃離現實的純淨世界中,經常聽著屋旁無產者(非黨員的一般人民)婦女自在歌唱,歌唱內容不外男女情愛時的曖昧、不安與感傷,他曾經這麼想:
「但是在兩代之前的人們看來,這似乎並不是那麼重要。因為他們並不想篡改歷史,他們有自己的不加置疑的愛憎作為行為的準則。他們重視個人的關係,一個完全沒有用處的姿態,一個擁抱,一滴眼淚,對將死的人說一句話,都有本身的價值。……他突然想到,無產者仍舊是這樣。他們並不忠於一個政黨,或者一個國家,或者一個思想,他們卻相互忠於對方。」176
他有感而發:「無產者是人……我們不是人。」176
回歸最天真素樸的人性,回歸最簡單易懂的常識,是破解極權操控的簡單道路。溫斯頓與裘莉亞的一段對話,說明了這個道理:
「『你記得嗎?』他問道,『那第一天在樹林邊上向我們歌唱的畫眉鳥?』
『牠沒有向我們歌唱,』裘利亞說,『牠是在為自己歌唱。其實那也不是,牠就是在歌唱罷了。』
鳥兒歌唱,無產者歌唱,但黨卻不歌唱。……如果你能像他們保持身體的生命一樣,保持頭腦的生命,把2+2=4的秘密學說代代相傳,你也可以分享他們的未來。」231
「所謂自由,就是可以說2+2=4的自由,承認這一點,其他一切就迎刃而解。」90
六、老大哥無所不在
徐復觀曾經一語道破民主社會的迷思,如同我自己年少青春時所認識的世界,共產極權與自由民主,像是月球陰晴兩面,清楚明白地將世界剖成兩半:「今日有許多人以為一說社會主義便是極權,只有資本主義才是民主……民主政治的本身,不黏貼著某一特定的主義或思想的內容,而是在建立一個人民可以自由選擇主義或思想的政治形式。在政治領域中,此一自由選擇的形式是第一義的,任何思想主義都是第二義的。」(徐復觀,〈學術與政治之間〉,收入:《學術與政治之間》)
徐復觀一生堅持儒家自由主義本色,他嚴辭批判彼岸紅色中國的共產極權,對此岸以自由中國民主陣營為名的威權體制也不假辭色。他清楚認識到,要穿透外在黏貼標籤的自我宣稱、拆穿以主義或集體為名的任何意識形態,檢視其內在本質是否符合自由民主的普遍價值。不論抬出表面如何崇高的目標願景、宣稱此刻如何急切的危機情境,只要普遍價值被特殊化、差別化,就是這價值的背反。
老大哥不只在想像的大洋國,不只在1984年,也不會只在現實中被清楚辨識的威權國家。只要權力人物不知節制,人們放任權力肆無忌憚;只要普遍價值被特殊化,人群基本權利因身分被差別化;老大哥就在我們身邊,老大哥的幽靈無所不在。
附記
本文應成大校刊「重讀經典」專欄之邀,完稿於2025年5月4日,發表於《成大》287期,2025年夏季號。本文正式發表之PDF檔連結為chrome-extension://efaidnbmnnnibpcajpcglclefindmkaj/https://magazine.web2.ncku.edu.tw/var/file/70/1070/img/4344/593178794.pdf「重讀經典」專欄共九篇,關懷趣向有別,有興趣閱讀其他各篇可下載《成大》287期全文,連結為chrome-extension://efaidnbmnnnibpcajpcglclefindmkaj/https://magazine.web2.ncku.edu.tw/var/file/70/1070/img/4344/808021651.pdf
如同本文開篇所述:「經典的價值在於每一次的閱讀,都能看到閱讀的當下,屬於讀者自己的此時此地。」2025年重讀《一九八四》,深深感到老大哥的幽靈依然盤旋在我們的時代、我們的國家、我們的社會。
老大哥的幽靈的具體指涉?作者心中或有所本,寫作時無意對號入座。讀者胸中各有懷抱,也許各有不同認知解讀,即便與作者南轅北轍,也都很好。如同徐復觀所說,如果將老大哥的幽靈黏貼在特定對象的身上,我們可能因此失去對「老大哥」本質的真正認識。因此,「老大哥」將此落彼起,永遠盤旋在我們之上。我期待與讀者相逢於對普遍價值的深刻信念,並共同反思實踐價值的行動倫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