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青春
2014年春日臉書八帖
青春如火
革命青春之一 2014/3/22
2011年，我主編成大八十年校史【成大八十‧再訪青春】，以五冊紙本、一部紀錄片的套書形式發行。其中第二冊《南方歌未央：戰後半世紀的青春記事》由我和張幸真合作撰寫。該書分三篇，第一篇｢殘夏流明｣由張幸真撰寫，主要紀錄1950年代白色恐怖中受難的成大師生；二、三篇由我執筆，第三篇｢重訪/返西格瑪｣，寫成大校史中的一個傳奇社團__西格瑪社，已發布於我的部落格｢洗鉢記事｣中。第二篇｢青春如火｣，紀錄1970年代初期，發生在成大校園中的兩個政治整肅事件：1972年的｢成大共產黨事件｣與1973年的｢成大大陸社事件｣。
紀錄片﹝南方有嘉木：知識份子與社會實踐﹞(張幸真製作、江志康導演、我參與策畫)與 《南方歌未央：戰後半世紀的青春記事》相表裡，有興趣的讀者兩者對看，更能了解我們希望表述的完整意思。
﹝南方有嘉木：知識份子與社會實踐﹞中訪談了成大共產黨事件中死裡逃生的主角之一吳榮元。而紀錄片破題的事件，是成大激進社團零貳社發動的反國光石化遊行。受訪的學生是成大政治系，零貳社創社社長林飛帆。沒錯，就是這次反服貿攻佔立法院議場的學生總指揮，台大政治研究所學生林飛帆。
在 《南方歌未央：戰後半世紀的青春記事》的封面，我放上了1970年代西格瑪社在成大榕園(當時稱｢大草坪｣)聚會的一張照片，圖說中我寫著：｢大草坪(榕園)，盜火的孩子的青春身影｣
我在《南方歌未央：戰後半世紀的青春記事》的序言〈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中，曾引述鹿橋與錢永祥如是說：
悟道前的小王子，果斷地分辨善惡，如同對抗邪惡風車的堂吉訶德，義無反顧；老法師開示後的小王子，則像是猶豫不決的哈姆雷特，對真實世界的複雜可能，體會到抉擇之艱難。「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雖「說大人則藐之」，然而君子敬「畏天命」，正是如此。
川本三郎回顧他的1960年代的革命激情與迷惘，在《我愛過的那個時代》 的書前扉頁，引述了樹村MINORI的〈贈品〉
從此以後我們長大了
曾經是小孩的我們大家都長大了
我們之中一個人為了留學剛剛從羽田機場出發
另一個人 72年那年2月在黑暗的山中迷了路
《我愛過的那個時代》拍成電影﹝革命青春﹞
青春如火，懷抱理想、燃燒著熱情的年輕孩子，如果在事過境遷之後，還能不悔其年少輕狂，也許可以在夜深人靜時，靜靜地，玩味那段話與那首詩。
祝福一切懷抱著天真理想與熱情面對這個世界的孩子，祝福一切童心未泯的朋友，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革命的初衷是溫柔的心
革命青春之二 2014/3/23
革命啟始於浪漫，持續於理性，成就於責任倫理的深省與承擔；
革命終結於理性的缺席，敗壞於承擔之拋棄，背叛於浪漫的消亡。
孟子說：｢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文王一怒而安天下，憤怒於人間的不義，也不忍於在不義下受到傷害的人們。
不忍人之心是溫柔的心，也就是善的開端。
憤怒首先來自於溫柔。
川本三郎在《我愛過的那個時代》中，引述法國導演Chris Marker在以日本1960年代末期學運為主題的紀錄片﹝沒有陽光﹞中的一段旁白，作為他回顧自己在狂飆的1970年前後的激情與迷惘的敘事開場，這段話也成為中譯書名的來由，請容我長篇轉引：
｢如果不懷抱幻想去愛，就是所謂的愛，我，可以說愛過那個世代。我對他們的烏托邦理想國雖然並不心動，不過，至少他們以原初的聲音喊出了自己的主張……
學生之中，有以肅清之名在山中互砍對殺；有因過度研究應該打倒的資本主義，而當上最佳核心要角的。跟其他運動一樣，這裡有陰謀家也有功利主義者。不過這個運動，就像切‧格瓦拉說的那樣，讓所有『對任何不義氣憤填膺的同志』都站起來，這溫柔，可能比他們的政治行動本身擁有更長的生命。所以，我絕對不允許別人說，二十歲不是最美的季節。｣
｢這溫柔，可能比他們的政治行動本身擁有更長的生命。｣
雖然，純真熱情的孩子，經歷革命的洗禮，一夕之間長大了，他們/我們之間，有的人｢為了留學，剛剛從羽田機場出發｣，投身資本主義的大本營。有的人｢72年那年2月，在黑暗的山中迷了路｣。當行動的要求凌駕了原初的理念，目的扭曲了手段，純真的革命常常異化而成為他開始時所反對的那一端。
但是，回顧所從來之處，｢讓所有『對任何不義氣憤填膺的同志』都站起來，這溫柔，可能比他們的政治行動本身擁有更長的生命。｣
在最初的時候，二十歲的的確確是最美的季節。
跟Chris Marker一樣，我也｢絕對不允許別人說，二十歲不是最美的季節。｣
勿忘初衷！勿忘初衷！任何時候，念茲在茲，別讓那顆溫柔的心不知不覺中走失了。
年輕的革命家，｢志堅定而不惑，氣剛直而不亂，知清明而不蔽，心溫柔而不硬。｣
如果有哪個片刻，當我們驚覺自己的心腸硬了起來，那就是開始要背離了原來的道路。
革命與反革命，只是一線之隔。當溫柔的心消失而硬起心腸時，革命就成為反革命。
殺君馬者道旁兒
革命青春之四 2014/3/24
悲壯與犧牲可以是每個人自我生命的選擇，但沒有一個人可以鼓舞別人走向悲壯與犧牲，那不只是不負責任，同時是極度的不道德。
這篇貼文，昨天下午寫完，想今天看看再修訂貼出。還來不及貼出，學運中的鷹派強硬衝入｢佔領｣行政院，引發了政府的鎮壓。我擔心的事情，果然發生了，只是比我預期的早了幾天。
昨天晚上十點半，當我後知後覺地知道行政院現場風雨欲來的態勢，焦慮地在臉書上寫上｢殺君馬者道旁兒｣七個字，沒作解說，卻可能引來一些朋友誤解，以為我借喻學生為｢道旁兒｣，被殺的｢馬｣是馬英九。老友富士立刻明白，為我做了簡單詮釋：
｢王健文學長用風俗通義的典故說：殺君馬者道旁兒，提出他的憂慮，似乎擔心學生在觀眾的喝采聲中拋頭顱、灑熱血！這也是五四運動之時，蔡元培辭北大校長時引述過的一句話。大家慎思！｣
這是我真正的意思。楊照在一篇文章中更詳細闡釋這句話的古典與近典，請恕我偷懶，長篇徵引幫助不熟悉的朋友瞭解
楊照說：
｢1919年在北京發生了“五四運動”，當時擔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隨後請辭，辭職時給北大師生留了一封信，上面簡單說著：“吾倦矣！殺君馬者道旁兒也。民亦勞止，汔可小休。吾欲小休矣。”裡面用了一個冷僻的典故，出自東漢時的“風俗通義”，講的是一個人得了一匹好馬，很喜歡騎著馬在道上行走炫耀，道旁小兒看熱鬧就頻頻鼓噪，人和馬受了鼓勵，就愈跑愈快、愈跑愈狂，終致好馬累倒不起。有識者嘆息地對馬主說了這句話：“殺君馬者道旁兒也”。短短的一句話，在那樣情境下，寓有多層深意。蔡元培當然不是個保守、維護舊秩序的人，不然北大也不會在那個時代充滿活力，更不會成為發動“五四運動”最主要的力量。不過蔡元培看到了，推動學生上街的，除了愛國的理想主義之外，還有其他的因素，他最擔心的，最覺得需要提醒學生防範的，不是逮捕學生、試圖鎮壓學生的北洋政府，而是表面上看來站在學生這邊，鼓掌叫好催促學生更積極、更激進的群眾們。這是蔡元培經歷了清末革命狂潮後，獲得的深刻智慧。當時北大師生不一定能夠領會，然而每次只要掀起群眾狂熱，我們都能從蔡元培引用的這句話中，得到冷冽的體認。｣
群眾運動常常循著一定的生命軌跡運行，少有例外。當群眾運動壯大後，內部的分裂、路線的爭執、領導權的競逐，都逐漸會浮現。特別是群眾運動陷入持久戰，遲遲沒有顯著的戰果時，前述的種種紛爭在焦慮中會更加強化。激進與溫和、鷹派與鴿派的對立永遠存在。特別是，就像余英時論述中國近代思想史的激進化般，運動中並不存在著一條穩定的中線，他一直會被激進的一方往那一端拉扯。前一天的激進主張，可能在後一天迅速被更激進的主張所取代，轉眼成為｢沒有動能｣的保守份子。
一開始佔據國會，相對於過去的群眾運動是激進的。但是當支持者不斷合理化之後，他就不再是激進、而是尋常，甚至在更激進的佔據中央政府主張出現時，困守國會的人轉眼成為保守派。
如果攻佔中央政府的主張與行動在此刻被社會或支持者正當化，除非立即能收割戰果，否則，往更激進的方向再挪移，是很可能的發展。那會是什麼呢？
那條任何國家社會都該存在的秩序中線應該劃在哪裡？我們能容許它不斷往極端挪移嗎？
｢殺君馬者道旁兒｣要說的不只如此。群眾運動中的激進取向常常是被鼓舞出來的，看著駿馬飛奔，道旁小兒歡呼鼓譟，受到鼓舞，馬蹄狂飛不止，終致力竭而死。
這些天發生的事情，飛奔的駿馬以學生為主體，道旁小兒卻轉成年長的老師或運動前輩。
本來應該提供更多歲月累積智慧與閱歷給年輕學生的師長們，許多人都表示要向學生學習、追隨學生的腳步，爭相的說孩子你們比我們更好，或者懺悔自己年輕時做得太少，對學生的行動無保留的喝采。
中年人對年輕世代謙卑，也許不算是壞事，至少好過倚老賣老地教訓年輕人。但是，年輕世代需要的可能不止是掌聲，還需要商榷與提醒。癡長數十寒暑的人，如果不能對年輕人有增益他們的貢獻，從某個角度來說，也算是一種不負責吧！
以下是我昨天已草成的文字，原題是｢不只是掌聲｣
不只是掌聲
革命青春之三 2014/3/23
這些日子，網路上流傳著一種新的文類，四、五十歲的年長一代，不論二、三十年前是老革命、不革命還是反革命，紛紛表達｢向學生學習｣、｢孩子，你們做得比我們更好｣、｢追隨學生的腳步｣的意思，有些人懺悔自己當年不夠努力，讓現在的年輕學生必須有更辛苦的承擔。
這些當然都是好事，至少絕對好過老氣橫秋地教訓年輕人不知天高地厚。
年輕的學生們，當然需要鼓勵、需要支持、需要掌聲。但是，也許他們需要的不只是掌聲。
｢只｣能得到掌聲，也許會讓他們失去了另外一些重要的東西？
韋伯(Max Weber)在〈學術作為一種志業〉這篇偉大的演講稿中如是說：
｢一個人如果是一位發揮了作用的教師，他首要的職責，是去教他的學生承認令人不舒服的事實。我是只那些相對於個人黨派意見外，令人不快的事實。｣除了掌聲之外，學生也需要學習認真面對與他們不同的意見，以及那些也許｢令人不舒服｣的事實。
長者與少年不應該站在不對等的立足點，過去的家父長權威早該被拋棄，但是如果走到另一個端點，那又意謂著什麼呢？
長江後浪推前浪。後浪不是憑空聳立，而是站在前浪的肩上，才得以超越前浪。
年輕孩子需要的不只是掌聲，他們只需要我們和他們站在同樣的立足點，與他們平等對話，或者相互辯論。
除了掌聲，年輕世代還需要提醒。如果年長世代更綿長的時間深度、更豐厚的人生閱歷累積成的智慧與經驗不能對年輕人有所助益，我們才真要覺得羞愧。
這讓我想起多年前的一些往事。三十幾年前的大學時代，我和一位中學同學同去拜訪國中時的啟蒙老師__吳英長老師，吳老師只教了我一年，對我的影響卻是一生的重量。
當時老師對我們說：｢你們之所以這麼些年後，還會想來找我們這些老師，是因為我們也一直在進步。｣
有時候你年少時欽佩一個老師，成長後再相遇，卻感到失落，因為你早已超越老師了。但是當老師也一直精進，雖然我們未必不能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卻永遠對老師存在著敬意，在老師身上也永遠有著學不完的工夫。
吳老師就是這樣的老師，無論你自己有著怎樣的進境，老師永遠走在前頭，等著我們跟上去！
中年的一代啊！我們只需要平等而尊重地與年輕世代對話，不必低著頭彎下腰地過度謙卑，然後，真正的火花會在這當中迸發。
已故建築大師路易斯‧康形象地譬喻學校的起源，是我最喜愛的學校寓言。
路易斯‧康說：｢在一棵美麗的樹下，有一個不知道自己是老師的人，和一群不知道自己是學生的人，開始了談話。｣
老師和學生都忘了自己的身分，因此，他們彼此能對等地談話。但是，作為知識與人生的先行者，老師終究還是扮演著與剛跨入人生道路的學生不同的角色。學生可以自主抉擇是否要遵循老師曾走過的路，但是老師至少可以告訴學生他曾見識過的生命風景。
路易斯‧康說：｢這就是學校的起源。｣
不同世代的關係也該是如此。
人生的縫隙
革命青春之五
｢也許妳嚐試透過那小小的縫隙張望另一個世界，多半妳還是堅守在原本的世界裡。但是，至少那讓妳發現，有另ㄧ個世界的存在。而那個世界的道理，也許妳仍不能認同，至少妳願意相信，那個妳所不相信的道理，可能同樣是個深刻的道理。｣
在這個互刪臉書好友，人際關係根據政治立場重整的瘋狂時刻，也許更應該冷靜下來，認真審視跟自己不同的態度、思想與主張，暫時放下自己，把自己既有的成見先放在一個現象學的括號之中。把自己滿溢的心空出來，才可能看見他人，也因此更能看清楚自己。
一個很優秀的學生在臉書感慨與所尊敬的老師意見相左，我給了回應，我希望她和她尊敬的老師能不介意我與更多人分享那樣的對話：
｢掙扎了很久要不要去上某一堂課，那位老師是我來到成大後，最敬重、最喜愛的老師，大一時曾經出於崇拜，找了很多他以前寫的文章來看，他真的教會我很多也啓蒙我很多，但，在這次反服貿的事情，出現了相左的意見，但老師還是給了我很多寶貴的建言，他教我的已經不只是課堂上的，而是生命歷程中總會出現的無奈和情緒，我要好好的保存我在此次三月反服貿學潮中所寫的每一篇記文，十年後、二十年後拿出來看，問問我自己是否也經歷了些什麼，讓未來的我選擇如此生存著。｣
｢○○，我想我知道妳說的那位老師是誰。妳剛進成大遇到那位最尊敬的老師，正好是22年前我到成大教書第一年，遇到的那位最傑出的學生。妳找遍他的文章拜讀，我上課沒多久就被他在課堂上糾正錯誤，當場認錯。妳深受他的啟發，我也從他放棄大學文憑的那ㄧ刻，直到現在成為同事，仍為他堅持理念絕不打折扣的人格風範，深受感動。我與妳相差超過三十歲，居然深深地受到同ㄧ個人的啟發，可謂有緣。自己堅定的信念，熱血的行動，卻與所尊敬的人相左，想必妳感到沮喪。我想妳對自己相信的事，行動的抉擇，並不動搖，只是心有憾焉。這樣的失落，於妳未必是壞事。青春如妳，有著清楚完整的自我，對世間不義感到憤怒，有著理想且有果斷的行動力。這樣的時候，出現了人生的縫隙，勿寧是樁好事。我所謂人生的縫隙，意謂著在自己熟悉的世界之外，透過那縫隙，隱約可見另外ㄧ個世界，ㄧ個陌生的世界。這樣的縫隙，只會在妳尊敬的人身上閃現，也可能瞬間即逝。也許妳嚐試透過那小小的縫隙張望另一個世界，多半妳還是堅守在原本的世界裡。但是，至少那讓妳發現，有另ㄧ個世界的存在。而那個世界的道理，也許妳仍不能認同，至少妳願意相信，那個妳所不相信的道理，可能同樣是個深刻的道理。人生的縫隙，不是常常會出現的。妳的惆悵我明白，但是，或許，那是ㄧ樁值得慶幸的事。｣
兩種真理
革命青春之六 2014/4/3
二、三十年前，我參加了當時台北進行的每一場反核遊行。1986年的車諾比事件，是當時反核運動捲起千堆雪的重要催化因素。反核的主張與態度，三十年如一日，沒有動搖過。車諾比事件發生的那一天，正好是我的陽曆生日，我一度這麼想，自己生來的宿命就是要來反核的吧！
儘管反核三十年如一日，我還是不能接受許多從福島核災後的新近反核者，將反核與否上綱為道德命題。聞道不論先後，但是公共政策的討論變成道德議題，總是讓我感到不安。
這讓我想起二十年前看過的一本書，由核子物理學家J. Trainer 與作家兼編輯M. Kaku合作編輯的 Nuclear Power : Both Sides 《核能兩面觀》。
這是一本冷靜而節制的書，有別於一般的著作正面宣講自我的主張，反倒是嚴肅地提供一個平台，讓相對的兩種主張可以在其中對話。
兩位編著者表示：
｢我們相信，只有一本提供雙方友說服力論據的書，才能澄清這個問題的複雜性，我們的目標是盡可能準確的提供易理解的事實，讓人們對『是否與核能共存』作出自己的結論。｣｢為了能公允代表雙方，我們所邀請的撰稿者都是該陣營中的權威。在這些有決定性，且食而火氣十足的權威中，包括了物理學家、經濟學家、工業家、環境學家、地質學家、大學教授、研究所主管，他們對親核能與反核能提供了有根據的、有說服力的論據，不僅表明己方的主張，提出科學根據證明每一個論點，而且也針對對方的論點提出辯駁。｣
這樣的編輯態度，讓我深深感佩，也從這本書開始，我學習著在面對異己的不同見解、不同價值信念時，必須戒慎恐懼地反覆檢查，我是否真正瞭解站在我對面的人的本意？從而我也會不斷自我檢查，我所相信的主張真的無懈可擊嗎？
這樣的態度，我在初來成大教書時，寫了兩篇短文給年輕的學生，一篇是〈攻乎異端與扣其兩端〉，另一篇是〈不苟同也不苟不同〉，現在都收錄在我的部落格｢洗鉢記事｣中。我摘錄其中一些段落來進一步說明。
孔子曾說：「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大體是說：攻治、習知異端，是有害的。宋儒的解釋說「異端」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是也。」孔子的年代還沒有楊朱、墨翟，所謂「異端」是楊墨之言，顯非孔子原意。讀書論理有個重要的原則，必須要對任何一句話的對話環境與言說脈絡有所解析，而不是單就表面字義來看，才能得到真切的認知。「對話環境」指的是言說者說話的時空情境是什麼？他所面對的問題是什麼？言說的對象是誰？「言說脈絡」則意謂著對前後文的整體理解，而非斷章取義。前述宋儒以楊墨為孔子的論敵，以楊墨「無父無君」（要注意的是，這只是孟子對楊墨的批評，未必是楊墨的真意）為孔子的對抗意識，顯然張冠李戴，時代錯置。但是這樣的理解再結合上戰鬥力旺盛的孟子，「聖人之道」與如洪水猛獸的「異端」，就成了敵對性的關係。當自認為站在「聖人之道」（也就是真理、正義）的一方時，作為對手的「異端」，便成了魔鬼般不可碰觸的穢物。不必認識，更不得理睬，才能更堅守自己對「聖人之道」的純淨信仰。
《論語》措辭簡約，要追究其言說脈絡與對話環境，極為困難。上述的八個字，究竟真意如何，可以有許多不同的理解方式。宋儒的認知除了把對象弄錯外，是否絕對背離孔子原意，我不敢下斷語，但是在《論語》〈子罕〉篇中，孔子卻提供了另一種對待知識的態度：「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知識的追求，首先在謙卑地去除成見，然後窮究事物的兩端，進而竭盡知的可能。若先執其一端，忽視另一端，則不能窮盡，從而不能得到完整的知識。換言之，在這種態度下，「攻乎異端」，不只不是禁忌，甚至是認知過程中必要的手段。
「攻乎異端」，同時「叩其兩端」，這便是我建議的讀書態度，也是行動論理的態度。
另外，關於｢不苟不同｣，我要說的是，尋常人隨波逐流、人云亦云。當我們開始建立自我的同時，往往宣稱自己對不同主張與見解｢不苟同｣。很好，這是獨立思考與獨立人格的第一步。
但是，比較少有人反思的是，我們對自己所不同意的主張或見解是否能有｢真切｣的瞭解？也就是，如果你並不真正深入瞭解你的對手時，這樣的反對是欠缺真實意義的。
｢不苟同｣也｢不苟不同｣，真實的對話才能開始。《核能兩面觀》的編者所嘗試創造的對話平台正是如此。
黃武雄在《童年與解放》這本1990年代台灣最重要的教育改革哲學祝作的書末，引用一段哥本哈根的古諺：
「世上有兩種真理，第一種真理是眾人皆知的常識，它簡單明瞭，以致於其否命題一眼便看知不能成立；另一種真理則為所謂『深刻的真理』，這種真理的否命題恰好也同樣是『深刻的真理』。」
如果我們總是覺得自己站在絕對正確的一邊，對面的敵人在意理上是如此淺薄而不堪一擊。我們必須要非常小心，也許我們自己｢也是｣ (或｢才是｣)淺薄的一方。
解放自我請從尊重且真實地認識異己開始！
唐吉訶德還是哈姆雷特？
革命青春之七 2014/4/4
成大八十年校史的第二冊《南方歌未央：戰後半世紀的青春記事》，我執筆的序言〈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中，紀錄了鹿橋與成大結緣的一個故事。
1979年，《未央歌》的作者鹿橋，來到成大演講，當時的《成大新聞》記錄了演講內容，其中一段如下：
現在，我講個故事以做為今天演講的結束，有關｢小王子」的故事，……小王子九歲時跟著法師出去學武術時，……是很聰明、有決斷、有點英雄氣慨的小孩。寫他學劍的時候，不是為了劍法之美；學經典的時候，不是為了經典之美，而是有目的的。我寫他有點權術，也像是個好國王，而且他過去判斷，善惡之間都沒有錯，一劍下去，一定是劈得正確。直到最後一天，老法師真正考驗他，分成兩個完全一樣的人，突然問小王子一個問題：我是善是惡？小王子提起劍來劈不下去……法師繼續講：「你要是沒有做決定，因為你只有一劍的機會，被人把你劈死，也不過就是死了。假如你劈了善，放了惡，卻是世世代代解決不了的結。」……我們人要想真正擇善執著的話，不是隨便劈一個。鹿橋來到成大，正是台灣開始風起雲湧，走入狂飆的八○年代前夕，演講中小王子的故事，也成為激情時代實踐者的一個隱喻。
就如同七○年前後的憤怒青年錢永祥，在鄭鴻生《青春之歌》書跋中回憶：
當年的我們，豈不正是渴望擁有堂吉訶德般的果決鬥志，去向邪惡的風車挑戰，卻偏偏如哈姆雷特一般，由於缺乏信仰所帶來的力量，連風車代表什麼都還要再三、再四琢磨？這兩個典型的對襯，豈不正代表著行動與猶豫、信仰與懷疑的對立嗎？
悟道前的小王子，果斷地分辨善惡，如同對抗邪惡風車的堂吉訶德，義無反顧；老法師開示後的小王子，則像是猶豫不決的哈姆雷特，對真實世界的複雜可能，體會到抉擇之艱難。「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雖「說大人則藐之」，然而君子敬「畏天命」，正是如此。
青春熱血，怒目少年，善惡分辨如此分明，言語行動如此果決。
且待過盡千帆，方知青春能否無悔？
川本三郎回顧他的1960年代的革命激情與迷惘，寫下了革命的青春懺情書《我愛過的那個時代》，值得反覆閱讀思索。
日本臨床心理學家河合隼雄(1928-2007)在一本與小說家小川洋子對話的集子中時說：
｢如果硬要區分無法區分的事物，就會喪失重要的東西。這最重要的東西就是靈魂，這是我對靈魂的定義。｣｢靈魂就是試圖明確區分無法區分的事物時所喪失的東西，善惡也一樣。｣
旨哉斯言！
一張老照片與一個小故事
革命青春之八 2014/4/20
學弟宗憲轉給我一個連結，文章以學運中林飛帆的軍綠色外套為主題，討論服飾與角色之間的微妙連結。文章最後對比了1990年三月學運時一張舊照片，照片中一位著軍綠色外套的學生站立、手指前方憤怒陳辭。那篇文章如此陳述：
｢林飛帆與他的 MUJI 軍裝外套，在太陽花學運裡成了鮮明的 icon，他本來就是個帥氣的男孩，大概穿什麼都好看，不過這件外套使他看起來更有自信和更有權力，更像個心裡總藏著一個男孩的男人，因此也更迷人了吧。但是，這當然不是林飛帆的專利，非常巧合地，1990 年的野百合學運就有前輩穿了 M65 在抗議了。請看最後一張照片，圖中站著的這位同學，便是現在的政大台史所副教授李福鐘，他正指著什麼憤怒地發言，相較於身邊坐著並戴著紙帽或斗笠的同學，穿著 M65 的他看起來多麼帥氣專業，於是在那樣混亂激動的時刻，他必然顯得更具有說服力。｣
宗憲問，那張照片中，坐在福鐘左側第二位，戴著綠色鴨舌帽、大眼鏡的是不是我？
是的，那個不帥氣、不專業，在群眾中毫不起眼、沒有說服力的是我。這應該是我第一次看到自己出現在當年三月學運中的影像。
這讓我再次想起關於學運、關於福鐘的一個小故事：
三月學運時，學生群眾群聚坐在廣場，面向國家劇院(？)，學生群眾之外拉起學運糾察線，憑學生證或名牌才能進入，分隔了學生與市民的抗爭空間。聲援的市民在外圍，民進黨僻在一隅。國家劇院的階梯，則分隔群眾與指揮體系，發號施令的演講台在階梯中段，學運高層指揮體系校際會議則在階梯上劇院迴廊開會決策。
這樣的空間權力關係、寡頭指揮體系，在最後一天受到廣場群眾質疑，於是以擴大參與的草根民主取代了校際會議與核心指揮群的決策權。
這是另一件事，可以與太陽花學運作對比論述，在此不論。我要說的是，抗爭過程中，輪流有學生、老師在階梯中段發言台上演講，或帶領群眾呼口號。一日，一個學生喊得興起，出現了｢學生萬歲｣的口號。
我必須誠實的說，一時間，我感覺什麼地方不對，卻也慣性地舉起手跟著喊了那句口號。
當時坐在我身旁的福鐘，卻立刻憤怒地大吼：｢學生不要萬歲！｣
感謝福鐘點醒了大家，也點醒了當時的我。
不但是學生不能自呼｢萬歲｣，旁人也不能推崇｢學生萬歲｣。
太陽花學運的語言政治學中，似乎不再有｢萬歲｣這兩個字了，畢竟這個世代距離喊｢中華民國萬歲｣、｢蔣總統萬歲｣的年代太過遙遠，他們的辭典中大概沒有這個語彙。但是，語彙沒出現，不代表意識也缺席。同時，向陽的｢太陽花｣及其潛意識的｢大腸花｣，類似的語言學檢視與論述，恐怕是運動過後，必須要嚴肅面對的事了。
照片中福鐘站起憤怒前指，是發生在我說的小故事那時刻嗎？我不能記得那麼清楚。事隔多年，我真心感謝福鐘當下的憤怒，他提醒了我，在運動中最容易跌倒的時刻是什麼！
附記
2014/4/7
關於服貿，關於學運，關於公民運動，我要公開表達的意見到此暫告一段落，主要請見我寫的革命青春系列七篇。除非有重大的事件或變化發生，我的臉書貼文不再涉及這個議題。剩下的，需要有更長的時間深度，在此事件塵埃落定後，才能提出我的觀察與反省。告別此議題之前，重貼｢革命的初衷是溫柔的心：革命青春之二｣於下，那是我最想要反覆提醒的事情。千萬千萬，別讓仇恨的心意萌生滋長，因為，那恰恰是革命的對立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