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與忘卻之間：
重讀米．昆德拉(Milan Kundera)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一、天將要亮的時刻
1929年出生的捷克作家昆德拉(Milan Kundera)，經歷了1968年夭折的布拉格之春，曾經是共產黨員的昆德拉，作品遭查禁，七年後移居法國。1984年發表的長篇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席捲西方世界。1987年，在中國改革開放達到最高峰旋即逆轉的關鍵時刻，中國作家韓少功翻譯引進中文版。第二年，同一個中文譯本在台北出版，1989年小說改編拍攝的電影〔布拉格的春天〕在台北上映。
我手中閱讀的版本是1989年三月二版二刷，買書與第一次閱讀應該就在這年春天，當時仍在博士班後期。第一次閱讀昆德拉，八九天安門學運正如火如荼；第二年，台北三月野百合學運，我在廣場上待了幾天，在群眾中跟著吶喊，大聲疾呼民主改革。
這一連串與《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關聯的年份，從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那預言似的反烏托邦小說《1984》所烙印的數字開始，伴隨著我自己的二十歲年代後期，走過狂飆的八○年代，來到三十而立的前中年期。
其實記不清楚第一次閱讀這本書時候的心情，想來是在一種義無反顧、也義不容情的堅定意志下所燃燒的革命青春歲月。年輕真好，面對真理了無疑惑，特別是在威權體制鬆動即將解體的當頭，世界黑白分明、義與不義判然。我們急匆匆地拿著新學會的思想工具、忙不迭地批判種種不義，像是手持手術刀，切開清除壞死的組織。雖然世界如此敗壞，但我們終將翻轉世界，卻是個清楚明白的前景。我們堅信，這個島嶼漫漫長夜將盡，晨光熹微，天色漸漸光亮。
那樣的時刻與心境，其實是讀不懂昆德拉的。
二、預言與寓言
四分之一個世紀走過，重讀《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奇妙的是，作者在小說中的許多言說，揭開了當年無法理解、或者說無從看見的深層意義。1984年的昆德拉，預言了我們今天所面對的世界，似乎呼應著1948年正寫作著《1984》的歐威爾。
昆德拉從不站在一個簡單明確的位置看這世界，以至於捉住他的前言急著下論斷的讀者，往往在看到他的後語時會感到不知所措，於是只好視而不見，假裝昆德拉的語言簡明單一。
昆德拉藉著小說主角湯瑪斯引述伊底帕斯的故事，即使在｢無知｣下所為的罪，仍然無可開脫。因此當伊底帕斯知道自己在｢無知｣下弒父娶母，他刺瞎自己的雙眼，自我放逐。
湯瑪斯譴責那些自認清白的真實地信徒所犯下的無知之罪，他說：｢你們能正視你們所造成的一切？你們怎麼不感到恐懼呢？你們有眼睛看嗎？如果有的話，你們該把眼睛刺掉，遠離底比斯流浪去。｣
湯瑪斯因為這篇文章被迫在一份自譴的聲明中簽名，表示收回前述｢不當言論｣。湯瑪斯拒絕了，｢他堅持立場巍然不動，於是，他成了一個窗戶清洗工。｣
湯瑪斯忠於自己，不願妥協，他失去了外科醫生的身分，那個他出於內心深沉欲望所從事的工作。
這個小說中的情節，在不久前成為一部分評論者批判一位被迫寫下三千字告白的傑出演員的憑藉。
有些批判者憤怒地說，他可以向對方寫三千字告白文，為什麼我們不能要求他為｢我們｣也寫三千字告白文。至於這三千字那三千字，演員內心真實的想法是什麼？關心的人不多。許多人追問的是｢他們｣還是｢我們｣，至於演員｢他｣自己是什麼，似乎並不重要。
湯瑪斯會怎麼想？或者，昆德拉會怎麼說？
三、我的敵人是媚俗，不是共產主義
窗戶清洗工湯瑪斯遇見編輯與兒子，兩人拿了一份要求當局赦免政治犯的聲明，要求湯瑪斯簽名。
從小分離的兒子，尋求尊敬的父親認同，也以自己認為的方式靠近父親。孩子說：｢你對妥協的拒絕，你那些，我們都已開始失去了的，善惡分明。……你突然出來說，沒有什麼藉口。沒有人的靈魂與良心，比伊底帕斯更純潔，他明白了自己的所作所為，就自己懲罰了自己。｣
湯瑪斯惱怒地爭辯：｢這統統都是誤解！善惡的分野徹底給搞混了。我也不是存心要懲罰什麼人。懲罰那些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的人是野蠻的，而伊底帕斯的神話是美的，但把它弄成這個樣……｣
｢湯瑪斯突然想起那位遞給他聲明書的胖警察，與這位大下巴編輯沒什麼兩樣，人們都是試圖讓他在一份不是自己寫的聲明書上簽名。｣
看著前半段湯瑪斯堅持拒絕在當局的聲明中簽名以致遭到迫害，因此而譴責甚至要求演員寫下另外三千字(即使沒有說出口，許多人心中這麼想)的評論家，忘了湯瑪斯拒絕了在另一份聲明中簽名。
每一個單一的作為是無法被評斷的，在一個又一個單一作為背後共同的普遍理由，才是真正的意義所在。
昆德拉藉著小說中另一個重要角色的口，明白說出了真正讓湯瑪斯抗拒的是什麼？
畫家莎賓娜離開捷克後，一次參加在巴黎舉行的祖國被入侵的抗議遊行。｢年輕的法國人高高舉起拳頭，喊著譴責社會帝國主義的口號。她喜歡這些口號，但使她驚奇的是，她發現自己不能夠跟著他們一起喊。她只堅持了幾分鐘便離開了遊行隊伍。｣
｢在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後面，在所有佔領和入侵的後面，潛在著更本質更普遍的邪惡，這邪惡的形象就是人們舉著拳頭，眾口一聲地喊著同樣口號的齊步遊行。｣
莎賓娜憤怒地說：｢我的敵人是媚俗，不是共產主義。｣
四、人們一思索，上帝就發笑
昆德拉在1985年耶路撒冷文學獎獲獎時的演講〈人們一思索，上帝就發笑〉中說：｢小說家跟這群不懂得笑的傢伙毫無妥協餘地。因為他們從未聽過上帝的笑聲，自認掌握絕對真理，根正苗壯，又認為人人都得『統一思想』。然而，『個人』之所以有別於『人人』，正因為他窺破了『絕對真理』與『千人一面』的神話。｣
但是，這媚俗的世界、芸芸眾生，聽不見上帝的笑聲，在眾口一聲的同時驕傲地宣稱自己的｢個性｣，而在眾聲喧嘩時卻只有一種統一的旋律。
以下引述小說中的這段文字，恕我不再絮絮叨叨，多做不必要的解說，好奇的讀者，自己去閱讀昆德拉吧！
｢正在死去的柬埔寨百姓萬民留下了什麼？
一個美國女演員抱著一個亞洲兒童的巨幅照片。
湯瑪斯留下了什麼？
一條碑文：他要在人間建起上帝的天國。
貝多芬留下了什麼？
一道緊鎖的眉頭，一頭未必其實的長髮，一個陰鬱的聲音在吟詠『非如此不可！』
佛蘭茨留下了什麼？
一句獻辭：漫漫迷途終有回歸。
如此等等。我們在沒有被忘記之前，就會被變成一種媚俗。媚俗是存在與忘卻之間的中途停歇站。｣
意志太過堅定的年代、價值太過判然的年代，我們需要重讀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
發表於：成大校刊253期，2016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