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大八十 再訪青春
從三十五年前開始，每逢整十校慶，本校依例重編校史，沒有間斷。
1976年中文系呂興昌先生編纂《國立成功大學校史紀要初編（1946-1976）》，1986年，由當時任祕書的李金振先生主編《成大四十年》。最早的兩部校史，都以1946年作為成大歷史的起點，而非上溯至創校的1931年，自然是受到當時政治環境的影響。《成大四十年》出版之後，適逢解嚴之後大環境的重大轉折，於是，1991年由歷史系石萬壽教授主編、以編年體行世的《國立成功大學校史稿》出版，副題「建校六十週年紀念」，其中戰前十五年的部份，約佔全書近五分之一的篇幅。2001年，歷史系涂永清、林瑞明、陳梅卿、王健文四位教授所編纂的《世紀回眸：成功大學的歷史》，則以七十年校史的面貌刊行。
學校的歷史編寫往往不能得到歷史學家的青睞，每個學校到了一定年歲，莫不免俗地要編本校史，特別是在逢十的周年慶，更是需要應景地出版特刊，以示祝壽之意。輯錄舊檔案、搜羅老照片、整理學校沿革、述說風雲人物，校史編纂似乎有一套既定格式，不勞歷史學者費心。
然而，校史書寫「雖小道，必有可觀者也。」傳統的校史書寫，總是不脫「學校規模與架構的發展」、「典章制度的沿革」、「人事的滄桑與變遷」、「教師或學生的憶往與思來」、「校地的變化與遷徙」等課題，只是互有輕重、詳略不一。一如其他主題的歷史寫作，傳承已久的既定形式，無法滿足對學校過往新的好奇與想像，於是，對校史敘事有了新的想像，而新的敘事想像，也帶來了新的敘事結構。
校史書寫結構的確立，表明了每個敘事者對學校歷史的認識方式。晚近的若干校史或紀念特刊，開始呈現出新風貌，校園中的「小人物」、校園設計的理念形成與實踐的過程、草木蟲魚的自然生態……等，都被納入校史書寫範疇中，在傳統校史範疇之外，豐富了學校歷史的內涵。
相隔一段時間的校史是應該重寫，至於間隔是十年？二十年？還是以校史發展的重大里程碑為限？都是可以考慮的標準。就歷史書寫來說，一再反覆書寫同樣的時間段落，當然是一種資源的浪費，也形成了知識詮釋的斷裂。但是如果讓過去繼承的校史書寫成為「定稿」，卻又剝奪了後代繼起重新詮釋的機會，也低估了歷史需不斷重寫的必要性。
校史重編要能累積不同年代努力的成果，又要能保留重新詮釋的可能空間，應該同時兼具「傳承」與「創新」的兩種元素。
成大八十年的新校史採取分冊刊行（包括一張紀錄片）的模式，其中第一分冊以《世紀回眸：成功大學的歷史》中的〈歲月風華：七十年大事記〉為基礎增刪修訂，再增補最近十年，成為新的《南方歲時記：成大八十年編年記事圖錄》。我們希望這一分冊主導了未來將重寫的校史之基調。如果將來編纂校史的同仁（十年後、二十年後，或者一百年之後）沒有新的見解，每一次重寫的校史都維持此一分冊，不管在行文、編排、或是裁擇，都維持如是風格，成為可以百世不遷的基調，其他分冊則可以作為不同年代校史新的書寫者創新的空間。
《南方歲時記：成大八十年編年記事圖錄》之外，八十年校史另有四分冊《南方歌未央：戰後半世紀的青春記事》（張幸真、王健文）、《「不安於室」---成功大學的人文景觀》（蔡玫姿、陳恆安）、《成功的基礎：成大的台南高等工業學校時期》（高淑媛）、《頭冷胸寬腳敏：成大早期畢業生與臺灣工業化》（高淑媛），分別從不同面向，聚焦主題做深度探索。其中《成功的基礎：成大的台南高等工業學校時期》一書，原來是歷史系高淑媛教授執行成大博物館委託案的研究成果，承蒙陳昌明館長慷慨允諾，納入校史系列。
八十年校史的新嘗試，則是由張幸真製作、江志康導演的校史紀錄片《南方有嘉木》，希望通過影像敘事，召喚深埋在歷史荒徑中被遺忘的故事，尋找過去不為人知的成大內在生命力。
人生八十，已至黃昏；大學八十，猶在盛年。林懷民在雲門舞集三十週年時，堅定有力地宣稱：「不要忘了出發時候的理想！」回顧一個學校的歷史，無非是在探問構成學校生命基調的根源。一年來，我們重訪成大的少年時期，也重返學校的青春年華，我們發現一個顛撲不破的真理，老兵所以不死，是因為童心永遠不泯。韶光易逝、年華易老，然而，若是內在的少年心態長存，青春的鳥兒永遠在枝頭歌唱！
我們以為在尋訪老靈魂的過去，卻發現青春的心靈躍動。成大八十年校史，其實是個再訪青春的旅程，剛起步時，其實我們自己並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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