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本文是《南方歌未央：戰後半世紀的青春記事》序言，該書為成大八十年校史套書【成大八十‧ 再訪青春】中第二冊，由我和張幸真合著，書有三篇，｢殘夏流明｣，張幸真作，主要記錄五零年代白色恐怖時期成大年輕師生的受難故事；後兩篇作者是我，｢青春如火｣寫七零年代初成大校園的兩次政治整肅事件；｢重訪/返西格瑪｣記成大校史中一傳奇社團。
1979年，《未央歌》的作者鹿橋，來到成大演講，當時的《成大新聞》記錄了演講內容，其中一段如下：
現在，我講個故事以做為今天演講的結束，有關「小王子」的故事，……小王子九歲時跟著法師出去學武術時，……是很聰明、有決斷、有點英雄氣慨的小孩。寫他學劍的時候，不是為了劍法之美；學經典的時候，不是為了經典之美，而是有目的的。我寫他有點權術，也像是個好國王，而且他過去判斷，善惡之間都沒有錯，一劍下去，一定是劈得正確。直到最後一天，老法師真正考驗他，分成兩個完全一樣的人，突然問小王子一個問題：我是善是惡？小王子提起劍來劈不下去……法師繼續講：「你要是沒有做決定，因為你只有一劍的機會，被人把你劈死，也不過就是死了。假如你劈了善，放了惡，卻是世世代代解決不了的結。」……我們人要想真正擇善執著的話，不是隨便劈一個。鹿橋來到成大，正是台灣開始風起雲湧，走入狂飆的八○年代前夕，演講中小王子的故事，也成為激情時代實踐者的一個隱喻。
就如同七○年前後的憤怒青年錢永祥，在鄭鴻生《青春之歌》書跋中回憶：
當年的我們，豈不正是渴望擁有堂吉訶德般的果決鬥志，去向邪惡的風車挑戰，卻偏偏如哈姆雷特一般，由於缺乏信仰所帶來的力量，連風車代表什麼都還要再三、再四琢磨？這兩個典型的對襯，豈不正代表著行動與猶豫、信仰與懷疑的對立嗎？但是在反對運動修成正果，在野革命家登上廟堂，政黨輪替成為台灣政權轉移的常態之後，錢永祥開始反省、分辨「取而代之式的反對」與「價值衝突式的反對」。而我們該追問的焦點是：「反對者的理想，是否可以讓更多的人──無論他們有沒有勢力──活得更像人？顯然，這種意義下的反對，關心的首要不是誰在統治、統治得好不好，而是當前的體制、價值觀違逆了什麼重要、基本的做人道理。」
因此在一個連「反對」的概念都庸俗化的今天，錢永祥主張：
一旦那個理想主義的時代消逝，誠實的反對者有什麼理由奢談「善」的現身？在這種現實條件之下，哈姆雷特的態度，豈不是僅存的反對態度嗎？它能排斥人工孵育出來的信仰，敢鄙視權勢所散佈的幻景，也杜絕了與現狀和好的誘惑。在我們這個時代，在這個充其量要在虛無、現實、和假信之間遊移的環境裏，這才是真正的「反對」態度。悟道前的小王子，果斷地分辨善惡，如同對抗邪惡風車的堂吉訶德，義無反顧；老法師開示後的小王子，則像是猶豫不決的哈姆雷特，對真實世界的複雜可能，體會到抉擇之艱難。「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雖「說大人則藐之」，然而君子敬「畏天命」，正是如此。
1959年鹿橋出版了《未央歌》，烽火邊緣的西南聯大，一群天性純真的青年學生，在鹿橋的筆下成為許多台灣青年嚮往的大學生活烏托邦。鹿橋的《未央歌》，在出版不到幾年之後，牽引著一群年輕的成大學生，創立了「西格瑪社」，亂世浮生，建立了成大歷史中的一則傳奇。一直到今天，校園中的西格瑪社已經結束近二十年，但是，離開校園之後的西格瑪開枝散葉、花開無數，更多的傳奇故事，在校園內外流傳，像是一曲永不終止的樂章。
另一方面，五○年代的白色恐怖，成大未能倖免，正值青春歲月的年輕師生，在動盪不安的時代，被迫離開校園、有的甚且告別人間。七○年代初期，兩波校園政治整肅行動指向成大，共產黨案與大陸社案，再一次，幾位年輕的生命遭受牢獄之災，生命軌道因而轉向。這段記憶長期掩埋在歷史荒徑裡，在過去的成大校史中，或者諱莫若深，或者語焉不詳。這一次，我們尋路探問，發現一個個隱姓埋名的故事。然而我們知道，還有更多的故事，藏身在歷史幽暗的角落，等待有心人再一次的扣問。
「山重水複疑無路」，懷抱理想與熱情的青年一路行來，走過人間的窮山惡水，今天能算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嗎？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若是不安的靈魂找到出處、得到安頓，儘管「行到水窮處」，終能「坐看雲起時」，心無罣礙，青春不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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