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與政治 _ 1994

學術與政治

曾平 《北縣文化》40，1994/4/10

    史學家余英時日前在一項中央研究院的會議中，直言批評當前臺灣學術界中「泛政治化」的傾向，隨而引起一陣不小的風波。有人指余先生是「貴族學者」，與臺灣真實社會脫節；有人認為余先生不了解，甚至輕鄙、打壓本土研究。我不曾看到會議中余先生的講詞，只是後來在報上看到余先生所寫的一篇文章。如果那篇文章的討論與余先生在會議中的發言內容相去不遠的話，我所看到的是兩個主要意見：一、拋開中國文化脈絡的臺灣研究，不能有真切的認識；二、某些學者因其政治立場與主張，造成在學術研究上的盲點或扭曲。而這兩種意見又彼此相關，當然其具體指涉的，是不少強調本土意識的學者，由於對中國（中國文化）的漠視或甚至是敵視，而輕忽對中國歷史文化的研究與認知，同時在臺灣本土研究中，又刻意的抹殺中國這一源頭。
    余先生本人對中國文化的情懷是眾所周知的，而我個人對臺灣近來頗成風氣，「清污去毒」式的「割中國文化的尾巴」，也頗有意見。但文化上的溝通、辯論，甚至更進一步的會通，非至少一世代人的努力與交涉不為功，不是幾篇激情論述可以辦到的。此刻我想談的，是余先生所指陳的「泛政治化」的學術研究，以及更擴大來說，學術與政治之間的種種糾結。

一、知識與價值：學術認知與政治主張

    所謂學術的「泛政治化」，最根本的表現大致有二：一是以政治主張決定學術認知；一是以政治邏輯決定學術邏輯。就前者言，學術領域所探求的是知識，而政治主張則訴諸價值的選擇。價值的選擇可以是理性的，可以是感性的，基本上是個人主觀的認定；知識的探求過程中，雖不免主觀意識的影響，但其最終的指向是客觀的事實，其批判準則亦訴諸客觀證據。同樣的知識內容可以有截然不同的價值認定，但價值之抉擇建立在知識的基礎上則一。因此在人的思維程序上，知識在先，價值在後才是合理的。當然在真實生活中，我們的價值選擇往往沒有足夠的知識基礎，現實情境可能迫使我們必須當下作出至少是暫時性的決定。但是一個理性的人卻必須時時充實或檢驗自己的知識，從而作為價值抉擇的基礎。所謂泛政治化的「學術」，則是以先定的價值決定知識的內容。
    就以本文一開始所舉余英時先生和其反對者所面對的共同問題為例。臺灣文化或臺灣史中究竟中國的源流佔多少份量？影響或滲透進了哪些方面？在各個歷史時期中，又有何種及多大幅度的變遷？這是個知識問題。你喜不喜歡中國文化？對中國歷史的評價如何？乃至於在現實生活中的政治認同為何？這是個價值問題。余先生認為有些學者因為政治價值的選擇而扭曲了知識，此處他對於當前若干「本土研究」的走向、姿態與成果，顯然是有所批判。這是個在學術上可受公評的主張的提出，一個健康、理性的社會，尤其是在「學術領域」中，出現這樣不同意見時，應當是歸諸知識的討論，切實地就討論的問題本身，舉出證據來支持自己的論述，而不是動輒指控對方的「打壓」。學術問題的歧義，只有以學術手段才可能解決，任何學術以外的方式，對問題的解決不但毫無助益，反而只是拋開，或是模糊了問題的真正焦點。當然，在余先生的文章中，是有較為強烈的社會文化現象批判，如指稱若干人士在學術文化界造成的「白色恐怖」氣氛。其問題之焦點在於學術的泛政治化後，政治領域中的威權心態移植到了學術領域所造成的影響。這種氣氛是否強烈到要用「白色恐怖」來描述，每個人感受的程度不同，也許可以爭論。基本上余先生所批判的，是一種專斷的學術態度，及本土研究的若干大方向，而不是本土研究本身。但是在本土研究（尤其是某種特定形態的本土研究）在某些圈子中逐漸「神聖化」的今天，顯然是干犯眾怒的。
    幾個月前，一次偶然的機會，看到第四臺國會頻道轉播教育委員會對中央研究院的預算審查會中，若干立委在詢問研究院的學者那種無知與驕橫無理，深深為學術尊嚴的遭受踐踏感到悲哀。更深一層思考，其實這只是我們的政治領域踐踏社會中的其他許多領域的一個切面而已。其中高天來委員與史語所管所長的一段對話，正好提供了學術思維與政治思維差異的範例。高委員在詢問有關臺灣原住民來源時說：「臺灣原住民是土生土長，此說你反對否？」管所長則答以：「學術上的問題不能隨便反對。」（對話內容根據立法院會議記錄）原住民的來源是個知識問題，必須經由學術研究探求答案。但其來源的異說，卻成為不同政治主張者的立論根據。政治人物往往依自己的政治立場，選擇他所願意（或希望）相信的知識內容，其間可以不必經由理性嚴謹的研究，其甚者可以漠視或扭曲既有的研究成果。但一個真正的學者，則必須以學術的思維與手段來決定他的知識。

二、所謂「正確」的干預

另一個例子是去年中央研究院成立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的過程。自解嚴以來，許多人猛然驚覺，自己對所生所長的斯土斯民竟是那麼陌生，於是本土研究的風潮方興未艾，對「中國」的再認知與對臺灣的再發現，成為這些年的重要文化運動。在此風潮下，在中研院及若干大學成立臺灣史研究所，藉以更有效地推動臺灣研究，是許多人所企盼的。而中研院中是否該成立臺灣史研究所？何時成立？則須從中研院的定位，組織原理，及目前臺灣史研究的成績與人才等各方面考慮。但是去年在決定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的過程中，政治力的介入，卻使這項變革的背後存在陰影。當然，有人會說，政治力介入、干預學術的始作俑者，是過去的當局本身。就以中研院來說，三民主義研究所（已改名為中山人文社會研究所）的成立，則是顯例。過去的學術界在政治的干預下，存在著許多扭曲的現況，對中國史的過度重視與對臺灣史的漠視、打壓，正是今天亟待矯正的錯誤。所以，過去政治對學術的「錯誤」干預，則以今天的「正確」干預矯正。   
干預就是干預，無所謂正確或錯誤，哪個人在干預的時候會認為自己是在「錯誤」地干預呢？過去政治對學術的干預，是歷史的不幸。若要長久之計，還諸學術獨立自主的尊嚴，唯一能作的，是學術歸學術，學術以外的其他領域自學術領域中撤退出來。既有的扭曲現象，只有等待學術邏輯的運作自行調整。也許會比較慢，但卻是唯一可能的根本性變革。所謂「正確」地干預，其實只是同一種威權心態的不同意識型態內容罷了。

三、政治邏輯與學術邏輯：以大學校長選舉為例

學術泛政治化的第二種表現在於以政治邏輯取代學術邏輯。過去中國大陸把「紅」擺在「專」的前頭且不論，在臺灣，由於民主政治的理念得到許多人的認同，又由於近年來威權政治逐漸解體，不管是真心還是假意，人人口中掛著民主的口號。而民主化的浪潮，也奔騰來到了學術界。這股浪潮固然為學術界帶來了解凍後的春天，但同時也帶來了一些新問題。
    過去一年間，臺大、師大、清大分別自主地選出了新任校長。但三所學校的遴選過程，都產生了新的問題。臺大和師大採代表選舉或普選方式，最為外界所詬病的，是政治領域中的選舉風氣，諸如：拜票、請客、送禮、人脈，甚至在政治領域中所考慮的統獨、省籍問題，紛紛進駐了學術殿堂。這一切都與學術不相干，但事實上卻對遴選結果有決定性的影響。清大由遴選委員會全權決定，則被譏為黑箱作業。
    大學校長不只是個行政首長，作為學術界中的領導人，他也必須要有崇高的學術成就。而學術的高低，卻不是可以投票決定的。多數的意見與意見本身正確與否，沒有必然的關連。哥倫布在哪一年到美洲？臺灣原住民的來源？臺灣文化與中國文化的關係如何？二二八事件的真象？這些問題是要經過研究才可能得到答案，而不是投票可以決定的。如果數人頭可以決定真理，則哥白尼、伽利略是愚人，地球到現在還是宇宙的中心。同樣是大學教授，一個大師和一個平庸之徒，在知識上的成就與見識，不可同日而語。知識的活動是要有一定程度的「權威」的，所謂「權威」，不是不可挑戰，但卻是不能隨意輕忽的。因為在一個健康的學術領域中，每個知識上的權威（這權威可以是個人，也可以是某種理論），都是經過了種種的批判與檢驗，也有效解決了足夠份量的知識問題。對權威的輕忽，也就是對他所代表的知識成就的漠視。對權威的挑戰與對權威的尊重，看似矛盾，其實卻正是學術發展的兩個必須並重的手段與態度。沒有對權威的尊重，知識沒有繼承累積的基礎；沒有對權威的挑戰，知識流於僵化，不能進步。
    政治關乎權力與利益，必須在基本人權的基礎上講普遍與平等原則，而投票是重要的手段；知識則是講究專業，事實上是不平等的。如果在知識的領域，以政治的邏輯講究平均主義，和對貧苦無依與家財萬貫的兩個老人，同樣發幾千元老人年金是一樣可笑。

四、政治領域對學術領域的宰制與支配

人類的世界複雜萬端，各種社會文化領域各有其不同運作方式與思考邏輯，甚至學術界內部也存在著若干歧異的範疇。如果只取一種邏輯與運作來處理所有的領域或範疇，事實上正是對該領域的宰制與支配。學術的泛政治化，誠如上面所討論的，有政治立場先於知識論述，與政治邏輯取代學術邏輯二端。其結果便是學術尊嚴與自主性的淪喪，而致使政治領域凌駕於學術領域之上，支配學術，宰制學術。
    記得一年前新閣組成，臺大校長孫震受命擔任國防部長，因為此一人事安排跌破專家眼鏡，新聞界也就很感興趣，報導與揣測甚多。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許多親朋好友紛紛向他賀喜，為什麼呢？因為他「升官」了！
    一所公認全國最高水準的大學校長，轉任內閣中的部長，卻被普遍認為是「高升」，這說明了什麼呢？    很簡單，因為在一般社會價值觀中，政治是高於學術一等的。我最難忍受的，是許多學官兩棲的所謂「學者」，在官場失意後，拿學界作為其退路，還要強掩其落漠失勢的憂傷，宣稱自己最想做的事還是回學校教書。而每年的教師節，總見若干大官，訓勉教師們要善盡社會責任，導正社會風氣，教導學生「正確」的觀念。學術與政治的地位高低，豈非彰然較著乎？
    孟子說：「說大人則藐之。」今天的學者，固不必「藐」大人（政治高層人物），因為所謂「大人」，也未必都是鄙陋的肉食者，每個人各有其分，各盡其責，都有值得尊敬的地方。更何況所謂「大人」、「學者」這類的集合名詞，只是某種身分的表徵，其中自有形形色色，而此身分與每一個個體的道德、人格自不相干。肉食者未必皆鄙，學者也未必皆清高。今之學者若能夠不畏大人、不媚大人，就已經是難能可貴了，更不必說是藐大人了。

五、「學自政出」還是「政自學出」？

    當然有人要說，這是過去中國文化中「學而優則仕」的傳統，所留下的後遺症。這一點似乎是難以否認的。但是別忘了，傳統中國文化中，還有「學」高於「政」的另一血脈。
    明末大儒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學校〉篇中說：「學校，所以養士也。然古之聖王，其意不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學校，而後設學校之意始備。……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為非是，而公其非是於學校。是故養士為學校之一事，而學校不僅為養士而設也。」後來學校成為祿利之路，士之有才能學術者，往往自拔於草野，與學校無與，乃有在野之書院一系，而朝廷乃與之為敵也。「其始也，學校與朝廷無與；其繼也，朝廷與學校相反。不特不能養士，且至於害士。」
中國歷史上的學校，一直扮演著超越於文化領域之外的功能。當然這當中有顯著的傳統因素，亦即學校之原始，本是古典社會中集教育、政事、宗教、戰鬥諸功能為一的公共集會所。學校除了從事知識的傳播外，更是一個社會運作的決策場所。自春秋戰國以來，官師治教兩分（章學誠，《文史通義》〈史釋〉），加上社會的鉅變，政治體制的變革，道統與政統斷為兩橛，學校與政權的關係就變得甚為微妙。就政權而言，希望能集政統與道統於一身，除了因政治上的實力取得權力外，還企圖在知識與真理的範疇中，取得解釋權，進而使其「權力」成為「權利」。一手持劍，一手則抱著聖經。而學校同時也作為政權培養其官僚的主要場所，從政權所有者來看，可藉此收天下英雄於彀中，但其反面也提供了士大夫滲透入政權的管道。在傳統主流文化中，「學而優則仕」始終是士大夫的人生目標。學與仕，道與政之間的糾結，也就愈益複雜難解。部分由學校所代表的士大夫們，一方面亟於出仕，另方面又以道統的擔負者自許。然兩者間似續還絕，時雜時離。就外在具體的物質力量而言，政權多數時候佔據了優勢地位，「趙孟能貴之，趙孟能賤之」。只要「學」不能取得其獨立自主的尊嚴與地位，只要「學」還只能成為「政」的預備隊，一言以蔽之，只要還是「學自政出」而非「政自學出」，像黃宗羲那般的悲憤，還是會不斷地在歷史上發出。

六、扭曲的溝通環境

學術的泛政治化，不只是政治對學術的凌辱與傷害，同時也是政治不能良性發展的重要背景。不同的政治立場與主張，事實上是由每個人的生活經驗、知識內容、情感欲望與經濟社會利益等眾多因素所累積而成。如果以政治為焦點繪成金字塔的話，政治主張位居金字塔的頂端。因此，各據塔頂互相放話，只能是一再的立場宣示，不能構成有效的政治對話。立場宣示永遠是各說各話，只有回歸到金字塔的底層，從知識領域進行學術對話，歧異的各方才可能「真正」地了解他方的主張。學術泛政治化，事實上正好是切斷了不同政治主張真正溝通辯論的可能。
    政治立場取代學術研究，與政治邏輯之取代學術邏輯，其實只是當前臺灣整體文化現象中的一環。在學術以外的其他領域，我也凜然懼於政治這個巨靈侵入了社會文化的各個領域。體育團體的選舉，不但有政黨的介入，甚且有勞總統大駕「勸退」；中橫快速道路興建與否的公共政策辯論，變成保守政治老人的政治鬥爭；七號公園的觀音像的遷移與否，本是不同宗教間的意見爭執，或是建立自主社區意識的理念與實踐，在一些人眼中，卻成了保守派與統派特權人士對本土文化的打壓。當前臺灣的泛政治化，恐怕未曾稍減於過去的威權年代，其故安在？這種現象又會對臺灣的社會文化造成什麼影響？恐怕是任何不同政治理念與立場的人，都必須嚴肅思考，也要虛心檢討的大問題。

附記

將近二十年前的舊文，發表在富士嫂曉容主編的 《北縣文化》。
今天回顧，差不多在1990年代開始，我最憂心的時代問題是多元民主社會政治架構下的溝通環境 如何建立？被扭曲的溝通環境，二十年前如此，於今為烈。
還是重申文章中的一段話：

 學術的泛政治化，不只是政治對學術的凌辱與傷害，同時也是政治不能良性發展的重要背景。不同的政治立場與主張，事實上是由每個人的生活經驗、知識內容、情感欲望與經濟社會利益等眾多因素所累積而成。如果以政治為焦點繪成金字塔的話，政治主張位居金字塔的頂端。因此，各據塔頂互相放話，只能是一再的立場宣 示，不能構成有效的政治對話。立場宣示永遠是各說各話，只有回歸到金字塔的底層，從知識領域進行學術對話，歧異的各方才可能「真正」地了解他方的主張。學術泛政治化，事實上正好是切斷了不同政治主張真正溝通辯論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