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的商業與商人〕專輯卷頭語 _ 1988

〔中國歷史上的商業與商人〕專輯卷頭語

王健文執筆 《歷史月刊》創刊號，1988年2月1日

人群社會中個人不可能獨力生產所有生活必需品，必各司所職，互通有無而後可。生產必須分工，物品必須交換，商業的發生基本上就是源於交換之際的種種情事。上古日中為市，交易而退，那時恐怕還沒有專業的商人。春秋以前，工商屬官，一環一物，猶受命於官。自春秋晚期以後，漸有不受命於官而自以財買賤賣貴，追逐利潤者。

封建體系逐漸解體，游離於體系控制之外者益多，商業活動也益為繁盛。《管子‧小匡》曾描述當時的商人：

群萃而州處。觀凶飢、審國變。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貨。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駱馬，以周四方。料多少，計貴賤。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買賤鬻貴。

這種新興行業的持性之一，是掌握充份的資訊，與時俯仰，以有易無，買賤賣貴，如果經營得當，則易得暴利。《史記‧貨殖列傳》中提到雍伯以販脂而致千金；張氏以賣漿而有千萬資財；更大的資本家如猗頓和郭縱分別以鹽鐵兩業而富比王侯。經商所得的利潤，一般遠高於農作。人的自然欲望難以遏止，利之所在，則群相趨之，所謂「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但是，傳統中國社會中一直存在著「重農輕商」的情結，商人在社會中是富厚的一個階層，除了財富之外，他們的地位又如何？

    司馬遷寫《貸殖列傳》傳古代的商人，認為「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原無輕賤商人之意，而商人是否「害於政」、「妨百姓」？則是政府制定對待商人政策最主要的兩個著眼點。過去一般認為傳統社會的商人，相對於農作的「本業」，所從事的是次一等的「末業」。同時，商人因為掌握流通的資訊與運輸能力，一買一賣之間，得獲大利，也被認為是不合公正與安定的原則，因而各種規限與稅役必須加在商人身上，以降抑他們的地位。近人的研究已經修正這種流行的看法，漢代對商人的統制，凡有市籍的商人，不得為吏，不得名田，加重其租稅，至於車馬服飾，亦各有限制。但是漢武帝時，已有孔僅、桑弘羊等，由市井躍登朝列，其他限制，似乎也逐漸成為具文。此後雖然在理論上仍然輕商，實際上則兼顧控制與利用兩種路線。隋唐時工商及其子弟，都不能應科舉，但這限制到北宋已經寬弛，宋、元以降，商人入仕的管道漸廣，到了清初，對商人的控制，已不甚嚴，租稅負擔，亦非特重，政府且以恤商自許。這種商人地位的轉變，也反映在思想觀念上，宋元儒者，不諱言治生；明末黃梨州，有「工商皆本」之論；清代沈垚更說：「古者四民分，後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恆為士，後世商之子方能為士，此宋明以來變遷之大較也。」沈垚的話也許有些誇張，但是商人地位的提高則是不爭的事實。自海通以來，工商為尚，傳統士、農、工、商四民的排列順序恐怕早已倒了遇來。

    商業活動與商人地位，在歷史的演進中，伴隨著政治、社會、思想種種糾葛，亦有不同面貌呈現。本刊製作「中國歷史上的商業與商人」專題，從先秦到近代，分成五個時期，或觀照全期之整體演進；或凸顯商業之若干特質；或素描商人之具體活動，分別從不同角度讓讀者認識傳統商業與商人的梗概。篇末附簡單書目，讀者循之而進．可以有更深入的瞭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