霧迷津渡
二月二十五日早上，那天是大霧，霧大到能見度大概只有五十公尺，遠遠近近的房舍和樹木都看不清楚。當時用完了早餐，部隊帶出去了。我因為負責的是後勤行政作業，所以留在營房裡，正在我的個人寢室中閱讀一本書，書名叫做「唯物論史」，作者是德國的哲學家費爾．巴哈。
鄧伯宸口述，鄧湘庭記錄整理，〈那個大霧的時代〉《自由時報》「自由副刊」 2001年2月26-8日
「不安」的時代與「不安」的青年
去年年底，因為要追尋西格瑪社的故事，我寫信給西格瑪創社元老之一的劉定泮，劉定泮熱心地轉信給許多為老西格瑪，其中一位是參與綠島人權園區規劃的曹欽榮。我的信中提到，西格瑪代表了在基本上保守規矩的成大校園中，一種「不安分」的聲音。
因為對「不安分」三個字有所感，曹欽榮回信給劉定泮與我：
「不安分」的提法，真實的反應大學求知和生活的理想性的一個側面，用也曾經是成大學生的鄭南榕的話說：「西格瑪的自由思想」，曾經是成大校園的騷動吧！曹欽榮的信中提到鄭南榕的名字，讓當時的我感到詫異，向來只知鄭南榕是台大哲學系畢業，更早讀的是輔大哲學系，從來不知道他曾經讀過成大，更不知道他曾經是西格瑪。
我回想了多年前(2004年)首度接觸白色恐怖官方檔案時，幾拾萬頁檔案中，從成大涉案學長的名字和檔案內容，連結成大西格瑪令人懷念的同儕學校生活，不禁冒了身冷汗，當年在校時胡添培學長從學校失蹤的消息傳聞，在校園裡流竄著。……
我這幾年因規劃綠島園區等工作，調閱檔案看到成大從50年代(像東元張火山學長、永豐餘家族被槍決的何川曾經是成大附工老師，其中也有很多來自中國的師長、學生)到1972年成大共產黨案，最近也採訪了共產黨案的交管系吳俊宏學長，我有一點感想：大學正需要「不安分」思想的衝擊，否則「真理」難求吧！
許多學長在必須為了自由思想付出代價的時代，他們的的靈魂裡，「不安分」是在成大環境形成的嗎？還是時代造成？或是個人自我追求？成大曾經給予他們大學靈魂的種子，或現在的掌聲，或是掩藏在歷史荒徑裡？
信中也提到的成大共產黨案，則是十年前編纂《世紀回眸》時即深深好奇，卻無由追索的。《世紀回眸》中節錄了兩段共產黨案當事人之一鄧伯宸口述〈那個大霧的時代〉中的文字，編纂小組同仁林瑞明在〈青春歲月〉中簡短地陳述了該事件。原來希望能有個主題專就此事件蒐集彙整更多資料，但因時間限制，無法再深究。
2009年11月12日，成大中文系林朝成、臺文系鍾秀梅兩位教授，邀請「成大共產黨案」的當事人吳榮元、吳俊宏，舉辦「1970年代左翼運動成功大學共產黨案報告會」。鄧伯宸聞訊不請自來，三位當事人或者陳述事件過程、或者暢談近三十年來所感與胸中懷抱，林瑞明也在現場敘述當時陪同一位加拿大籍外國學生到景美看守所探望的經過。
我與校史編纂團隊另一位成員恆安都到了現場，聆聽吳榮元、吳俊宏、鄧伯宸等的歷史見證，感受到他們身上承受歷史傷痕的悲愴。
胡添培的名字是在曹欽榮的信中第一次看到，與胡添培同案的許武華則是在2010年年底訪吳鐵肩時耳聞。2011年初，徐光台來台南口試，我們趁便訪談，原是針對西格瑪社，但卻從徐光台口中知道1972年底成大學生所進行的「台西社會調查」及其成果，成了不久後當局逮捕成大學生的口實，其中，後來被判五年有期徒刑的許武華、鄭春朝，都在調查團成員名單中。
訪談結束後，我立刻翻出了《世紀回眸》，找到那張發表〈雲林縣臺西鄉社會調查報告〉的《成大新聞》第十六期的影像。又翻到大事記1973年我當年節取的兩段針鋒相對的校園言論史料，一篇是《成大新聞》第十八期〈充分發揮學生刊物的作用〉，另一篇則是在停刊兩個多月後《成大新聞》第十九期，所發表的〈復刊辭〉，其中批判「過去由某社團或少數人所壟斷、操縱、把持言論的惡習。」
十年前在模糊的認知下，所摘取《成大新聞》的三段史料，如今連結起來，成為挖掘1970年代成大再一次的校園政治整肅行動的入口。今年六月，在吳俊宏的引介下，我們訪談了胡添培與當年《成大新聞》的總編輯、社長黃宏義，細讀了黃宏義提供的《成大新聞》第一到二十一期的內容，我意外地發現，多年前閱讀鄭鴻生《青春之歌：追憶1970年代台灣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華》一書中所談到的台大校園左翼青年的熱烈行動，儼然就是同樣的故事、在同一個時代分別於島嶼南北發生。許武華、鄭春朝、胡添培等人在1973年2月被逮捕，與黃道琳、錢永祥等台大學生被拘押問話的時間很接近，基本上是同時發動對校園內異議學生的整肅行動的不同環節。
錢永祥、黃道琳等被拘押數日後放出來了，半年後，爆發「台大哲學系事件」，當局的手直接伸入大學校園，顛覆而且接管了一個學系。許武華、鄭春朝不再回到學校，胡添培三十八天後返校，被記了大過，卻又在六月畢業典禮當天，直接從校園內帶走。在這之前一年，「成大共產黨案」逮捕了多位成大學生，兩位交管系學生蔡俊軍、吳榮元一度判死刑，更審重判減為無期徒刑，兩個年輕的生命虎口餘生。
1970年代開始，熱血青年與國家機器之間的衝撞，伴隨著國際及國內形勢的巨變而來，並非偶然。
1970年代的歷史氛圍
1950年代後期到1960年代初期，現代主義與對西方文明的崇尚蔚為一時之風潮，李敖所主持的《文星》甚至主張「全盤西化」。這樣的風潮到1960年代後期逐漸消退。當西風走過，1970年代的尋根熱潮來得猛烈。甚至連學術界中，也在1960年代複製西方社會科學理論之後，開始反省社會科學中國化的問題，1972年出版的《中國人的性格：科際綜合性討論》反映了這樣的努力。有別於1980年代中期以後的台灣本土化運動，1970年代的尋根，是以「發現中國」的命題出現，「在台灣的中國人」是最普遍的提法。
21歲離開家鄉渡海來台的詩人余光中，書寫鄉愁極為深刻而動人。1973年，其詩作〈斷奶〉極具象徵意義：「一直，以為這只是一舢渡船，直到有一天我開始憂慮，甚至這小小的蓬萊也失去，才發現我同樣歸屬這島嶼。斷奶的母親依舊是母親，斷奶的孩子，我慶幸，斷了嫘祖，還有媽祖。」
余光中的詩反映了1971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後的生存危機，「蓬萊」的海上仙山隱喻，說明對這島嶼的眷戀。而「嫘祖」與「媽祖」的對比，卻也說明了「中國」與「台灣」的雙重認同。「發現中國」與「發現台灣」，在1970年代許多人的心中，是沒有分別的。一直要到了1980年代，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大陸，揭開封閉的神秘面紗而現身時，一個現實的「中國」呈現在眼前時，新的歷史結構才又重整。
尋根的年代蓄藏了民族主義的薪柴，在後續而來的年代中，分別點燃了中國民族主義與台灣民族主義的熊熊烈火。
1970年代初，在兩岸分治二十年後，台灣再度遭逢巨變，變故從外而來，形成了二十年來最大的外部危機。美國檢討其全球戰略，試圖改善與北京政府的關係藉以制衡蘇聯。1971年，首先，美國總統尼克森宣布將出訪北京；隨後，聯合國大會表決通過由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取代台北中華民國政府的中國代表席次；1972年，尼克森訪華；接著，日本與北京政權建交；隨後幾年內，失去了多數邦交國，中華民國再次成為國際孤兒。
不止於此，1971年，美國計畫將琉球群島主權歸還日本，經日本要求，包括主權原屬我國的釣魚台列嶼，也同時移交日本。留學美國幾個重要都會的學生憤而組織「保釣會」，到日本領事館抗議遊行。同年四月，美國國務院正式宣佈將釣魚台主權交給日本，旅美學生2千餘人聚集華府抗議。同時，台灣內部從台南的成功大學到台北的台灣大學，都發起了遊行抗議活動，從此掀起了在戰後台灣史上影響重大的「保釣運動」。
外交上的重挫使得內政的改革更為迫切，集結於《大學雜誌》的青年知識份子，開始提出改革主張。另一方面，由於政府遷台後，國會未能定期改選，反應民意，形成政權結構與社會基礎的斷裂，歷經二十年，更形嚴重。蔣經國於1972年接任行政院長，實質繼承蔣中正晚年的政治權力後，推動本土化政策，開始拔擢更多台籍社會菁英進入政權，同時舉辦增額中央民意代表的定期改選，有限度地重構政權的社會基礎。
退出聯合國前後，一些青年知識份子以《大學雜誌》為發表國事評論的主要刊物。1971年7-9月的《大學雜誌》連載了一篇〈台灣社會力的分析〉，文章一開始便說：「今天，面對這種複雜萬端的國際逆勢，想要『扭轉』逆流，而從『外交』著手，無論如何這是『操之在人』的事，但如我們從『內政』著手，這卻是道道地地可以『操之在我』的事。……一旦我們對於社會的安定有了安全感，很多不必要的過當措施都可以從此束之高閣。」同年10月的《大學雜誌》，由15位成員共同發表的〈國是諍言〉，主張「必須從根本上建設現代化的國家。只有健全的現代社會，才是經得起風暴襲擊的社會。」11月，由十五位知識青年連署發表〈這是覺醒的時候了〉，其中包括多位仍在學中的台大學生，如：王杏慶、王復蘇、洪三雄、錢永祥等，其中，就讀台大醫學系的王復蘇是成大建築系助教王鎮華的弟弟。1972年5月，美國正式將釣魚台轉交日本，台大代聯會主席王復蘇在傅鐘下絕食靜坐，在成大的西格瑪社靈魂人物王鎮華也受到關切，是否可能南北唱和？
吳榮元回顧並詮釋他自己從高中到大學的時代大氣候，文化大革命、美國反戰運動、黑人人權運動，當時的世界處於狂飆的時代。同時，那也是二戰之後的新秩序重整的時代。一方面新興科技帶動了經濟發展，但是經濟發展之後形成各種社會問題也出來了，所以到了1960年代又是一個重整的階段。吳榮元認為，自己剛進入大學時，正好就碰到這個大時代的改變。而1971年退出聯合國與釣魚台事件，對台灣內部更形成了直接的衝擊。吳榮元認為釣魚台事件是因為台灣失去聯合國席位時的危機意識，激發了大家對於自己所存在的臺灣何去何從的那種意識，讓學生也充滿了那種激情。
危機就是轉機嗎？知識份子言路大開，蔣經國的態度，看似開明，一時之間，頗有中興氣象。
然而，在政權有限度的縱容與知識份子的自發愛國行動下，當局卻發現事態的發展不是他們所能充分掌控的。知識分子報國的熱情，延燒成要求「校園言論自由」，甚至提倡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等政治主張。保釣所激起的民族主義熱情，發展成激越的反美情緒。當反美顯然與國家政策與政權利益不合，當局必須壓制時，民族主義者熱情的投射對象，就轉移到了紅色中國。
當局面逐漸走到非當局所期待的方向，當政權感受到其賴以統治的整體嚴密控制出現裂隙時，窺伺在旁的國家機器，便開始進行獵殺行動了。
「那個大霧的時代」
從某個角度來說，1970年代開始，是個縫隙初顯的時代。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那種絕對高壓、大肆整肅的年代，似乎已經退潮。雖然尚未看到朝陽升起，但是似乎曙光微露，不再是漆黑一片。
1970年代初期的知識青年，大體上出生於1949年或稍早，他們不像父兄輩般，經歷過國共鬥爭與早期的白色恐怖，國家機器的嚴密控制與制裁異議者的暴力手段，對他們來說，儘管如影隨形，多少是有點模糊的事情。他們知道現實政治上劃著許多紅線，但是究竟那線劃在哪裡？卻也不能精確認知。
和1980年代後期的青年政治家相比，這顯然也是大不相同的年代。解嚴前後，許多政治上的圍籬仍在，政治參與並非那麼理所當然，民主也還在半吊子的狀態。但是這個後起的年代，晨曦漸升，朝霞已然渲染東方天際，清晨的薄霧使得行路稍有顛簸，但是路徑清晰，舊有的紅線已經柔腸寸斷。
1970年代熱情的知識青年，在社會實踐上有著獨特的困境。他們若早生一個世代，在一個漆黑不見五指的時代中，便清楚每一作為必須的代價，作為不作為可以放在個人生命選擇的明確天平中，沒有太多的猶豫或不確定。他們若晚生一個世代，在清晨的薄霧中，大致清楚可選擇的路徑，同時，不論選擇哪一條路，大致不必承擔「拋頭顱，灑熱血」的生命代價。
然而，他們的時代卻是如此之曖昧朦朧。
鄧伯宸回憶被逮捕那天虎尾空訓基地的晨霧，他寓意深刻地說：
後來回想起來，我倒覺得我們那個時代有一點像當天清晨的大霧。在霧裡面因為有光線，不管能見度多低，總之，並不像是在黑暗裡面什麼都看不到，多多少少你總看到隱隱約約移動的、靜止的、巨大的、渺小的景物。因此在霧裡面警戒心會降低，不像在黑暗中那樣。在黑暗中因為一片漆黑，什麼都看不到，警覺心反而會提高，可是在我們那個時代，在我們那個大霧的時代裡面，他們只給你一些有限的東西，就像你在霧裡面的視野一樣，你只能看到那些。但是那些你所看到的，又沒有直接告訴你危險在哪裡。所以當你加快速度，開始衝撞起來的時候，也許突然就從霧裡面冒出來一個龐然大物，你根本來不及煞車停止，而不可避免地一頭衝撞上去。但是如果在黑暗中，你知道一切都是黑暗的，所採取的行動，所思考的，可能就完全不一樣。那個時候我們的確是活在一個大霧的時代裡面。
不尋常的年代，懷抱熱情與理想的苦悶青年，在大霧迷茫尋找出路，尋找一個通往理想國度的渡口，也尋找能指引方向的擺渡者。但是前路漫漫，川上波濤洶湧，濃霧仍未散去，他們只能不斷的尋尋覓覓、尋尋覓覓……
參考資料
〈吳榮元先生訪談記錄〉，張幸真主訪，2011年5月2日。〈胡添培、黃宏義聯合訪談記錄〉，王健文主訪，2011年6月30日。
〈鄧伯宸先生訪談記錄〉，王健文主訪，2010年10月26日。
《成大新聞》，創刊號（1971年12月1日）到二十一期（1973年6月11日）
鄭鴻生，《青春之歌：追憶1970年代台灣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華》，台北，聯經，2001年12月
鄧伯宸口述，鄧湘庭記錄整理，〈那個大霧的時代〉，《自由時報》「自由副刊」 2001年2月26-8日
如歌的行板
而既被目為一條河總得繼續流下去的
世界老這樣總這樣：──
觀音在遠遠的山上
罌粟在罌粟的田裡
瘂弦，〈如歌的行版〉
鄭鴻生在《青春之歌：追憶1970年代台灣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華》的一開始，如此追憶1973年早春那些個讓人不安的日子：
那是個令人心神不寧的早春夜晚，我坐在小斗室裡傾聽著外頭的車聲，尤其是吉普車的聲音，神經隨著車聲的漸近與漸遠也跟著緊繃然後鬆弛，幾天來都是如此提心吊膽、反覆不已。……在最後一個學期開學前的那幾天，我突然陷入一個無力抗衡的處境。幾天來我的大學夥辦黃道琳、錢永祥、宋秩銘……。他們已經一個個被吉普車帶走，……警總抓人的下一波應該就是我了。在台大學生黃道琳、錢永祥被帶走的前幾天，台北土城，成大土木系學生，大陸問題研究社暨活動中心總幹事胡添培在家中被逮捕。同時，大陸問題研究社的許武華（化學系）、鄭春朝（礦冶系）也被逮捕，許多學生被傳訊詢問，是為「成大大陸社事件」。
在此之前一年，多位成大學生因案被捕，繫獄多年後才重返社會，是為「成大共產黨案」。
1972年「成大共產黨事件」，成大在校及剛畢業不久的學生蔡俊軍、吳榮元、鍾俊隆、吳俊宏、鄧伯宸、沈寧怡，以及一些他校串連同學共十九人分別被逮捕，年底初次判決，蔡俊軍（交管）、吳榮元（交管）死刑，鍾俊隆（交管）、吳錦江（逢甲）、林守一（淡江）、林擎天（淡江）無期徒刑，沈寧怡（礦冶）、張建章（淡江）、吳俊宏（交管）、刁德善（空軍官校畢業）、張星戈（空軍官校肄業，服役中）、黃文珍（高雄商校）十五年有期徒刑，鄧伯宸（外文）、余子超（海官）、林台雄（空軍幼校肄業）、李國龍（輔仁）、李代雄（文化）、李慧宗（逢甲）感化三年；第二年年初，第二次改判，死刑改無期徒刑，無期徒刑改十五年，黃文珍改判十年，其餘依一審所判決。
第二年，「成大大陸社事件」，許武華、鄭春朝判五年有期徒刑，胡添培感化三年。
1972年與1973年的寒假期間，兩度針對以成大為主的青年學生的逮捕整肅行動，成為成大歷史中長期隱諱而難言的傷痛。
革命之必要
「成大共產黨案」的核心是一開始被判死刑的蔡俊軍和吳榮元，兩人都是交管系的學生。
蔡俊軍，外省人，來自新竹的軍人子弟，父親過世之後，領撫卹金讀書。在吳俊宏眼中，蔡俊軍是個深具英雄氣慨的青年。據吳俊宏所述，蔡俊軍在在法庭審訊時對法官說：「我很遺憾做得太少。」李敖在回憶錄中提到這位難友，他的說法大致接近：
「成大共產黨」領袖是蔡俊軍，是一位率真勇敢的年輕人，後來與我成為好友，出獄後還打電話並來我家感謝我對他的照顧。有一次我送他一套睡衣，他那時被判死刑，穿著睡衣，帶著腳鐐對我說：「槍斃的時候，我就穿它去。」又指著胸前說：「子彈就從這兒打出來。」態度從容之至。後來死裏逃生，改判無期，十五年後出獄。李敖又說：
「成大共產黨」另一領袖吳榮元，也被判死刑，也是一位率真勇敢的年輕人。他被判死刑後，帶著腳鐐，等待槍斃，找來佛經看，以為解脫。
吳榮元，高雄人，父親在高雄煉油廠（今台灣中油）工作，算是白領勞工。高雄煉油廠的工廠跟生活區是一個整體的空間。吳榮元回憶，從小生活的感受就是在生活區裡面有明顯的階層分隔：管理階層的職員是一個生活區，一般基層的勞工在另一個生活區。煉油廠有學校，從小學到初中，因為那是子弟學校，學校老師對管理階層的小孩比較疼愛，管理階層的小孩穿著各方面也比較體面。同時還有省籍的問題，因為接收管理階層都是大陸來的，都是外省籍，但是吳榮元家所處的生活區大部分都是來自各方的本省籍員工。
根據吳榮元自述，高中時讀書很雜，在那苦悶的少年時代，喜歡看的書如《少年維特的煩惱》、《麥田捕手》，還有王尚義、柏楊、李敖，另外也愛看《文星》及水牛出版社的許多書籍。從柏楊、李敖那裡接觸到批判思想，似懂非懂中，也從許多西方文學著作中尋找思想的出路，如卡謬的《異鄉人》、史坦貝克的《憤怒的葡萄》，從中領會到沙特所謂「生命就是自我肯定」。自己認為對的、好的就去做，那就是存在主義的精髓。吳榮元說：「成長過程中，在高度思想統治、政治高壓之下，年輕人從很多很雜的書籍裡面來找思想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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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時代的吳榮元與交管系旁教學用的鐵軌，畢業前夕的風暴，吳榮元的人生也走向了另一個軌道。 |
吳俊宏，北港人，高中以後全家搬到台北，幼時家中貧苦，但兄長苦讀，後來考上律師。吳俊宏不認為因出身貧寒而認同社會主義，他舉同案張建章出身黑松企業來說明，社會主義的主張是可以跨越階級的。
對吳俊宏來說，省籍情結與對國民黨的反感，是他反對意識的起點。涉入本案主要因為與蔡俊軍、吳榮元等談得投機。依吳俊宏所述，苦悶、叛逆、對前途的徬徨是大家共同的處境，所以都會想做一些改變社會的事。當時影響較大的其實是西方的自由主義，因為在當時的環境下，很難真正接觸了解到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思想的接觸，其實是大家志同道合之後，為了組織行動的理論準備，才開始去蒐集、閱讀相關資料。就好想像後來在圖書館偷《資本論》，也是因為閱讀資源的匱乏所致。另一方面也透露了共產黨案的這些年輕人，其實對共產主義、馬克思思想所知甚少。吳榮元、吳俊宏都表示，是到了獄中，遇到了繫獄多年的老左派，特別是林書揚，才開始系統地補修社會主義思想的功課。
民族尊嚴之必要
鄧伯宸，父親是湖南人，陸軍軍官，孫立人舊部，因此，從小就對孫立人案感到好奇與不滿。
到鳳山黃埔新村拜訪鄧伯宸時，驚訝地發現，鄧伯宸給我們的地址，就是判決書上所寫的地址，也就是他的老家。就在陸軍官校旁側的宿舍區，萌生了叛逆的種子。
鄧伯宸大概是本案中知識涉獵比較廣而且深的一位。就讀外文系的鄧伯宸大學時涉獵甚廣，舉凡哲學、歷史、藝術無所不窺。鄭學稼有關中國共產黨史的著作大致都看過，對共產主義的歷史與社會主義思想其實頗有認識。
我問他，是在怎樣的機緣下來到左翼思想？鄧伯宸回憶，大一時讀威爾杜蘭的哲學史，對於哲學有稍微清楚的輪廓，然後開始試探地去深入閱讀。當時當然也讀存在主義，卡繆、祈克果、沙特，看了沙特女友西蒙波娃的《第二性》之後，甚至想把它譯成中文，也曾動念想把《開放的社會及其敵人》（Open Society and It’s Enimies）譯成中文。這些年翻譯了不少西方思想、文學著作的鄧伯宸回想，大學時就想要翻譯這些著作，基本上是對西方民主與自由思想的嚮往。
因此，鄧伯宸對共產主義的認識主要是從哲學與歷史這兩條路進入，他覺得自己念外文系唯一的好處是我可以從英文去接觸這些著作。
除了哲學與歷史的進路外，鄧伯宸提到了當年激盪了民族情懷的一個事件：
大三的某一個夏天，我們一群同學到鯤鯓海水浴場去戲水游泳。鯤鯓海水浴場當時分成兩邊，一邊靠北，是給當地人用的，設備簡陋，幾乎連個更衣室都沒有；另外一邊是給駐台灣的美軍使用的，設備豪華，一應俱全。同樣的一條海岸線，中間沒有任何界線的畫分，但是，待遇卻有著天壤之別。
那天我們幾個同學，年輕嘛，一邊說一邊笑著從這一邊走到那一邊，心裡面多少懷著一種眼睛吃冰淇淋的輕佻心，說是去看看穿比基尼的洋妞。當我們踏入美軍的海水浴場的時候，一個只穿著一條短褲頭的黑人拿著棍子就衝出來了，對著我們咆哮。
當時我就一股氣直衝而上，用英文大聲地跟他說：「這裡是我們的土地！你是我們的客人，請你尊重我們！」沒想到，他卻大吼一聲，拿著木棒直衝過來，情況可想而知，我們只有落荒而逃。
涉案的其他成大學生，目前尚無法聯繫，無法做較清楚的描述。但是這個已經進入到組織階段、開始做思想準備、尚無行動的「反叛」事件，單從前述四位看來，有的單純出於苦悶無出路，對體制不滿，於是從事素樸的叛逆，來滿足英雄主義的自我投射；有的來自出身背景對階層差異的單純體會，又出於對政治高壓統治的反抗，以及因為反美、寄託於紅色中國的民族主義情懷；有的從歷史與哲學深入社會主義思想，又有著深深的民族情感，在冷戰體制下美國在台灣的趾高氣揚強烈不滿。這一切又都在保釣運動與退出聯合國這兩件重大的外部事件催化下，產生了這場還沒開始就告了結的流產革命。
閱讀之必要
吳榮元回憶當時的組織形式，他說：
因為在學校能找的還是有限，後來就拓展到很多同學，所以我們這個案子就包括了好多所大學、還有軍校，靠著同學的同學這種近親繁殖。這不是社會思潮形成的運動，是一種私人關係，在高壓的政治環境下的不成熟的政治行為。也只是反映了那一種時代青年苦悶找出路的一種社會現象，但畢竟有特殊的兩岸關係這樣的一個歷史條件，讓我們在找出路的時候，還是有一種對於大陸比較特殊的一種認同
事實上不曾參與後期組織行動的鄧伯宸，是在被逮捕審訊的過程中，才逐漸瞭解事情究竟是怎麼回事：
從起訴書上，我才了解到我們這個案子的整個案情。那位為了留在學校散播思想種子的同學，在我畢業之後，確實開始著手成立了組織，但所謂的組織，也不過包含他所讀科系裡面的三個學弟而已。說起來，他們的確輕舉妄動，也太自不量力，他們成立了成大共產黨，他們製作了五星徽章，印刷共產黨宣言——刻鋼板的——他們收集中共空飄的傳單，以及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有關文化大革命決議文的英文打字稿，另外還有手槍子彈十發。
當我看到這分起訴書的時候，百感交集。我不後悔自己曾經在沒有畢業之前，跟他們談過組成組織的這件事情，更不會後悔自己在思想上，那種基於追求人道和真理的基本傾向。但是，對他們這樣莽撞的行動，卻在心裡油然生起一種「兄弟，你們為什麼這樣做？」的悲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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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吳榮元在大成館前 |
吳榮元在訪談中，很清楚地描繪了這場流產革命的時代意義及其侷限：
我們當初活動的形式，就是同學臭味相同，是這樣的一種比較屬於不公開的，而是同學之間或是朋友之間這樣的訊息傳達，然後試探性地想邀請大家來做一些事情。我想這樣的活動的形式，是因為在高壓之下而自覺這不是公開的、也無法公開的組織行為。……在高壓統治之下，我們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輕小夥子都知道白色恐怖是很厲害的，這種革命的地下組織是不能高談闊論，要偷偷的談、偷偷的找人。……這也是為什麼他們的聚會基本上都是不是通過社團，蔡俊軍、鄧伯宸與西格瑪社頗有接觸，鄧伯宸還參加古典音樂社，吳榮元等交管系學生，有些參加橄欖球隊，但是此一事件卻與上述個社團無關。吳榮元又說：
任何政治組織最主要就是組織宣傳，……要戰鬥就要有子彈，你要知道怎麼進行對時政的批判，對你自己行動所需要的理論指導是什麼？以前都是各自思想的靈光片語，表述對社會對政府對各方面的不滿，反正就是反叛青年。但是組織要有一個方向目標，訂了以後要如何行動，那時候才想到說須要學習理論方面的東西，然後就開始找資料。這些左翼青年對社會主義有所嚮往，但是在思想言論管制嚴密的當時，苦無資訊獲得的管道，於是偷天換日，從官方出版的反共著作中擷取片段。若是要讀完整的著作，譬如說馬克思的經典《資本論》，就只好到圖書館偷取了。
……最主要的來源就是黎明出版社的，國民黨為了進行反共教育，他當年的一種思想批判、或是思想鬥爭的這一個教材。……因為他們對共產主義思想的批判都要引用很多原文，引用毛澤東的新民族主義論，都是找原文，那當年國民黨思想教育陣容還是滿強的，像任卓宣這種政論家也都是老共產主義的理論家，所以他們的批判的教材，其實就引用很多原文，那我們就從那邊學習，然後就是在廣播裡面，聽了還錄音、刻鋼板，有一些同學是相當熱心的，還真的就聽了共產黨宣言，整篇就刻鋼板刻起來，還有就到學校圖書館，比較有管制區的這一個思想理論方面的那一個圖書館裡面找，像《資本論》，當時其實哪裡懂得什麼《資本論》，但是只知道你要信仰共產主義就必須學《資本論》，一種想學習想充實理論的認識，但是根本還沒弄清楚，是一種社會行動最初階段，從感性認識，這環境逼著你投入社會實踐的一種形式。所以現在我都說我們當時是少年輕狂，因為我們沒有真正思想理論的基礎，同時社會沒有這樣的思潮，完全是個別的個體，在這種大時代大社會的一種苦悶、一種反動的個人行為，那麼這個個人行為就連結了以私人關係串連起來的這樣的一種社會、非正規範的一種政治組織。
共產黨案的當事人資料的取得如此艱難，幾乎與他們同時代的鄭春朝、許武華、胡添培，參加了大陸問題研究社，通過合法管道申請，可以直接閱讀那些禁忌著作——當時稱為「匪書」。然而，短短一年之後，他們也因觸犯時禁，鋃鐺入獄。與「成大共產黨」的秘密結社不同，1973年的「大陸社事件」是以社團形式受到整肅，牽連的是同時擔任大陸社社長與活動中心總幹事的胡添培，以及活動中心所屬機關報《成大新聞》。
組織之必要
事實上，胡添培是以大陸社社長的身份，競選第一任活動中心總幹事。1971年九月成立的活動中心，是個奇怪的組織。活動中心主任由訓導處課外活動指導組組長兼，總幹事卻是學生擔任。總幹事的產生，第一屆由主任指定，第二屆起由學生社團（一般社團加上系學會）負責人互選產生。而活動中心這個混雜了學校行政體系與學生社團的組織，有個上級指導與監督機關，卻是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的成功大學團務指導委員會。該委員會不屬學校正式行政體系，卻由學校主管兼掌其工作。
這個混亂、近乎不倫不類，半官（學校行政體系）半民（學生）又非官非民的組織，卻又由執政黨的外圍組織作為上級指導機關，其實正好說明了那個時代結構性的荒謬與扭曲。
成大當時並無全校性的學生組織，在1971年九月倉促成立活動中心，是否與數月前保釣運動有關？待查。既要成立全校性學生組織，卻一方面在總幹事之上安上個主任，由校方課指組組長擔任，由行政體系直接控制學生代表；另一方面又由社團代表互選，避免學生普選參政權擴大的麻煩。即便是間接選舉，還要從第二屆開始，第一屆官派的總幹事更可靠地能由校方掌控。
也許校方始料未及，第二屆第一次由社團代表互選的總幹事便失控了。大陸社社長土木系的胡添培在有意識地運作與佈樁下，高票當選總幹事，結合原來就擔任活動中心機關報《成大新聞》總編輯的土木系同學黃宏義，走向了校方以為出軌的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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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陸社事件後校方改變總幹事產生方式 |
今年初夏訪談胡添培與黃洪義時，黃宏義回憶1973年寒假期間當局的收網行動：
當局是2月9日抓人，接著就開學了。我知道這個消息就在2月9日當天，已經回到學校準備上課，應該是他（胡添培）哥哥來告訴我這個消息，人被抓了，氣氛低迴，成大新聞也停刊。我個人沒有被約談，但是當時聽說有20多位同學被約談……。後來被抓的三個是胡添培、許武華跟鄭春朝，許武華跟鄭春朝就一直沒有被放回來，被判刑5年，……後來因為遇上蔣介石過世得以減刑，所以被關了3年多就出來，有的就繼續念書，有的就不知道淪落到何方了！
據黃宏義說，許武華現在退休了，待在美國。印象中許武華聰明外露，他出生在懷生國中附近的懷生新村，父親是空軍士官，是個外省小孩。被放出來之後，特別在在最後一天才到戶政事務所報到，所以順利地轉讀中原化學系，從二年級重新讀起。中原畢業，接著唸台大化工研究所。
鄭春朝，礦冶系，黃宏義說似乎父母是台南縣的佃農，出身貧窮。他被抓了之後，班上一位好心的女同學，跑到他家去，帶著他的爸爸媽媽到台北看鄭春朝，他的父母完全不明白為什麼這個兒子突然間就不見了！放出來以後，很快地就接到兵單了，只好先去當兵，退伍以後就沒有繼續升學，到工廠做事了。
鄧伯宸、許武華都曾經參與許多次西格瑪社的活動，但是後來他們身陷囹圄，都與西格瑪無涉。吳鐵肩提到對他們兩位的印象：
鄧伯宸比我高一屆，許武華比我低一屆畢業，我跟許武華比較熟，和鄧伯宸沒有那麼熟。跟鄧伯宸的接觸是在話劇社，……做幕後佈景，鄧伯宸也在做佈景，就跟他有了接觸，他話很少，臉比較陰鬱，是個光彩不外露的人，看起來也是不滿現實的。許武華就不一樣，我們很熟，他也常來西格瑪社，他的演講說話能力非常好，曾經在大草坪上講到夜裡三、四點，從吃完飯就一直講，他講他熟的那一套真是漂亮、講的很好，講社會現實、理論各方面講的非常好。但許武華有他瘋狂的一面，他對資本主義簡直無法忍受，鄧伯宸也類似。「成大大陸社案」三人被逮捕，其中胡添培拘押三十八天後放回繼續完成學業，畢業典禮當天再被逮捕，判感化三年。許武華、鄭春朝則直接判五年有期徒刑。換言之，許武華、鄭春朝是整肅的主要對象，胡添培的判決書中提到他受到許武華、鄭春朝的「蠱惑」。他被逮捕，主要可能是因為擔任活動中心總幹事與校方的衝突，還有為當時違紀參選台南市長的蘇南成之緣故。
學生參與之必要
關於「成大大陸社事件」，《成大新聞》是重要史料，從創刊號到二十一期，清楚看到事件發展一部份的軌跡。
1971年9月16日學生活動中心成立，《成大新聞》作為活動中心之機關報於1971年12月1日創刊。
《成大新聞》創刊號刊載了倪超校長對活動中心展望：「關於政治性的活動是可以舉辦的，但必須把握兩個原則：一、本著黨中央的領導，符合國家政策。二、思想上不能逾越三民主義。青年人有滿腔熱血，對國事關心，對政治有興趣，舉辦政治活動自然可以，但要把握原則，凡是不可以衝動。過去團部活動都是偏重娛樂性的，今年有『國家建設研究會』等有關政治性的活動，鼓勵青年發表意見就是例子。」
倪超校長為學生的言論與行動，劃下了「黨的領導」、「國家政策」、「三民主義」等三條紅線。對學生的政治性活動，當局既要適度鼓勵，又要能掌控而不使之脫軌，顯然是保釣運動與退出聯合國以來的歷史氛圍。鼓勵知識份子參政，對當局來說，永遠都是把雙刃之劍。如何能善加引導，為當權者所用；又能有效控制，不使反噬。歷史上的統治者其實不斷重新演算這個習題。
第三期（1972年3月6日）社論〈當頭棒喝：給知識份子〉，對當時深受知識青年喜愛，也鼓動許多青年人的熱情與行動能量的《大學雜誌》提出批評：
相信有許多同學喜歡看大學雜誌，也常聽到些同學談論國是。這固然代表著知識份子堆國家的關切與熱愛，但我們發現其中犯了一個通病，那就是：說話多，做事少，批評多，建議少，更不客氣點說，根本就是牢騷廢話居多，具體意見則寡。第四期（1972年4月1日）刊載一篇王興民〈為「當頭棒喝」喝采〉，繼續強化第三期的社論的主張：
成新『第三期』單刀直入喝下的一棒，相信必可對一些把某雜誌當聖經讀的同學有點啟示作用。「廣徵諍言」作為當局新政策，雖有擴大統治權力基礎的政策用意，加以時局動盪、國家陷入空前危機，知識青年應運而起。當局既廣開言路，我便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各種批判、改革言論四起，若是不中當局之意，則好似四處狼煙。王興民文中特別提出《大學雜誌》的三點主張「國防軍事節流」、「開放大陸資料研究」及「全面改選中央民意代表」加以批判。
我們國家今天走到這個地步，該檢討的地方固然很多，執政當局也早已開誠布公的廣徵諍言，這使反共的先決武器——民主自由的力量充分的發揮出來，但我們實不該在此求言甚急之時不深入研究，即亂發議論。尤其一份具有廣大讀者群的雜誌，更不該亂進妄言，使一些缺乏判斷思考力的讀者一昧跟著搖旗吶喊。
第五期（1972年4月16日）許武華發表〈評興民同學的幾點觀念〉：「對於該文所主張『不應開放匪情研究，以免受匪宣傳之蠱惑』，我委實不敢苟同。」予以反擊。李文星的〈也是當頭棒喝〉深刻地提出知識份子作為社會國家防腐劑的正面積極意義：
在人類社會裡，任何制度形態都無法肯定其絕對的「善」而貴於追求最大的善。是以民主國家容許存在負責與尖銳的輿論，以補現存制度之不逮。只要足以說明其言之有物，我們斷不可妄以一手遮天，欺矇無知甚且自斃生途。歌功頌德的字是進化社會輿論的惡瘤；我敢斷言，唯其謂之知識份子，乃有的是關心和改革社會的熱忱而根本無所謂「不滿的情緒」，也絕對以被戴上諸如此類的帽子為恥。『莫謂書生空議論，頭顱擲處血斑斑』，其憑藉堅忍不拔的信念和以天下為己任的傲骨，是不該被任意曲解和扼殺的。第六期（1972年5月1日）社論〈讀小市民的心聲有感〉則針對當時風行一時，藉以打壓台大校園言論自由主張的〈一個小市民的心聲〉提出批評：「國家處於非常之局面，大學生若不願做個埋首書堆的書蛀蟲，自會表示他們對時局的看法。未來的棒子畢竟要交給他們的，如果他們再不說話，誰說話呢？」
第七期還出現了記者徐光台對化學系學會學術股許武華的專訪，讓許武華暢談針對教學方法、師生關係、課程安排、期中考、圖書館、教學設備、實驗室等等議題舉辦民意調查的過程及其意義。《成大新聞》的文章逐漸如同脫韁之野馬般，讓校方感到頭痛。我們能讀到的還是經過校方審稿後的結果，那些未能通過審稿發表的文章呢？
十四期（1972年11月27日）「報導‧溝通‧參與‧進步：寫在成新創刊週年前夕」：對於審稿權提出疑義，並且再次重申《成大新聞》社團化的要求：
我們想表明兩點看法：一、在『成新』的內容方面，本社有決定權。我們就報導、溝通和參與所做的努力，審稿單位僅是據基本國策和校規的原則，做核准與否的決定。校內其他單位應瞭解其內容全部出自本社的自主意志。同時，審稿單位亦不須為別人謀。二、基於成新的健全發展、工作上的需要，希望學校能再度考慮我們成立社團的申請。第十五期（1972年12月11日），總幹事胡添培發表〈健全組織，群策群力〉，對活動中心體制的改善提出具體建言，最關鍵的是「審查委員會」（學生立法機構，代表學生民意監督的最高機構）與「秘書處」的成立。其中，「審查委員會」是組織章程明訂卻未能落實的機構：
學期初，學生活動中心工作同學曾決議進行審查委員會之成立。惜未得學校之諒解，所以至今遲遲無法成立。……開學初，學生活動中心即有委員會下由秘書處派執行秘書之議。一方面設專人處理事務工作，另一方面又可避免組織過於龐大。可惜並未獲得學校之同意，委員會之工作仍未見成效。……本學期初，學生中心亦有根據草案成立秘書處之主張，人選亦大致決定，但由於和校方輔導單位缺乏協調，引起『運用私人』之誤解，團委會且下正式公文命令廢止。此為學生中心推展工作之一大挫折。審稿權的抗爭、《成大新聞》社團化的要求、「審查委員會」與「秘書處」的成立，都關乎學生組織運作與刊物編輯的自主性，顯然都未能得到學校的首肯。這時，正逢年底的選舉，如同當時若干台大異議學生協助康寧祥的競選活動，也有一部份成大學生為違紀的蘇南成助選。因為助選爭議，十二月十九日圖書館前海報欄出現一張『罷免學生活動中心總幹事胡添培』的海報，由於時間倉促，《成大新聞》第十六期（1972年12月21日）刊登一則啟事，預告關於此事聽證會的舉辦。十七期（1973年1月8日）大幅發表聽證會之過程。一時之間，山雨欲來風滿樓……。
上山下鄉之必要
《成大新聞》第十六期（1972年12月21日）還發表了一篇極其重要的文章，〈雲林縣臺西鄉社會調查報告〉多人署名，包括許武華、鄭春朝，歷史系張瑞德執筆。這是繼成大學生前往台東大武，為偏遠地區原住民孩童補習課程之後，活動中心再一次的社會服務行動。
除了社會調查報告外，何健南的〈訪問臺西〉向是田野調查後的側記，何健南如此寫著：「我們這裡所要來描述的，不是這個瀕臨台灣海峽的鄉村漁民們日落歸航的風情，而是這兒許許多多人們活生生的求生記錄。在臺西這個地方，生存是個深刻的問題，吃呀！穿呀！大人哪，小孩哪，那是一幅生老病死的求生艱苦的鮮明圖案。」
社會服務是1970年代官方鼓勵的學生活動，但是「過了頭」，就變成是同情「工農兵」的不法舉動。
黃宏義與胡添培回憶：
成大是第一個到台西鄉，過了半年以後，連蔣經國都去了！在那個地區作服務，其實也沒什麼特別的，但是聽說對岸的廣播有提到，成大的台西服務隊到那邊發現有台灣人過著很貧窮痛苦的生活。台西服務隊1月30日結束，再過兩天就是過年，所以台西結束之後，大家都是趕回家過年，過完年農曆初七，胡添培就被抓了……所以，台西服務隊是一個句點，最後一個活動，但是，台西服務隊並不是一個什麼包藏禍心的活動！參與的人很多，像是張瑞德等人，那時候我們只是鼓吹說，希望大家多多關心偏遠地區的民眾，才有像台東大武服務隊，這也是有第一個人過去之後，才有第二隊繼續前往，去那邊陪小朋友讀書之類的活動。他們當時就聽說的對岸廣播不知是否事實？但是台西調查的確是被逮捕幾位的罪狀之一。胡添培的判決書中這麼定性此一事件：
六十一年十二月及六十二年元月間，兩次隨該校「台西服務隊」訪問雲林縣台西鄉，企圖以揭發社會黑暗面，來激發同學對政府不滿心理。
當時參加成大新聞編務的徐光台回憶：
和幾個朋友組了一個服務隊到台東大武，去了兩次，我們還籌了錢幫他們買書。到大武國中待了一個暑假，第二次去是寒假，待了兩個禮拜。那樣的服務隊學校裡頭還有，比如說有人到台西服務，結果後來被抓起來，因為原來他們是讀馬克思的，許武華和胡添培……他們兩個還在大陸問題研究社，是在大四時被逮捕……他們比較喜歡讀馬克思，在言行上就漸漸讓當局沒辦法忍受。……我們第二次去大武，寒假在那邊待了兩個禮拜，回來時才知道他們被抓。我下了車也被警總帶走，在裡頭待了十幾個小時，從下午待到第二天中午才放我回來。他們和學校教官室配合，說是教官要找你，教官把你交給調查局、就被帶走了。
蘇南成選舉事件、台西調查事件，看來是讓當局者決心動手的最後兩劑催化劑。在這學期最後一次出刊的《成大新聞》十八期（1973年1月15日）社論〈充分發揮學生刊物的功用〉，似乎在發表一篇告別演說，為「學生刊物」提出新的定位：
學生刊物除了提供園地給同學發表作品（以文藝性為主）外，還應該扮演一個積極性的角色：表達青年學生對學校措施的意見、對社會現象的看法、對國家大事的參與感。在不違背基本國策和不抵觸校規的大原則下，學生的意見應受到適當的尊重、諒解和採納。
時常聽到的一句流行話是：「學生應該好好讀書。」就字面含意來講，這是絕對正確的。學生的本份不是唸書，是什麼？但如果它的言外之意是告誡學生應該排斥讀書以外的一切活動，則實令人不敢苟同。此時此地，正是我全國各行各業人士都應一致奮起，貢獻己力的時候，青年學生何獨不然？難道要使大學四年光陰除了一重重的考關外，就一片空白嗎？或是自我解嘲的以隆中高臥、時機未到自居？談到學生刊物，順便想起這些我們不應迴避的觀念問題，願我同學深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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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大新聞停刊前最後一期社論 |
在十八期出刊之後不到一個月，當局在二月收網，發動逮捕。《成大新聞》停刊，一直到過了春假，四月三十日才復刊。復刊之後，又引發了新舊編輯團隊之間的相互批判，以及王明蘅對「校園政治家」政治參與的省思與馬毅志建議學生之間放棄互相否定、互相棄絕的態度，尋求更為健康有益的互動方式的討論。不過這已是另一個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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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大新聞19期的復刊辭 |
參考資料
〈吳榮元先生訪談記錄〉，張幸真主訪，2011年5月2日。〈吳鐵肩教授訪談記錄A〉，王健文主訪，2010年12月20日。
〈吳鐵肩教授訪談記錄B〉，張幸真主訪，2011年6月29日。
〈林朝成教授訪談記錄〉，王健文主訪，2011年1月20日。
〈林瑞明教授訪談記錄A〉，張幸真主訪，2010年9月21日。
〈林瑞明教授訪談記錄B〉，張幸真主訪，2011年6月14日。
〈胡添培、黃宏義聯合訪談記錄〉，王健文主訪，2011年6月30日。
〈徐光台教授訪談記錄〉，王健文主訪，2011年1月18日。
〈鄧伯宸先生訪談記錄〉，王健文主訪，2010年10月26日。
〈吳俊宏先生訪談記錄〉，吳乃德主訪，2010年6月15日。（吳俊宏先生提供）
《成大新聞》，創刊號（1971年12月1日）到二十一期（1973年6月11日）
鄭鴻生，《青春之歌：追憶1970年代台灣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華》，台北，聯經，2001年12月
鄧伯宸口述，鄧湘庭記錄整理，〈那個大霧的時代〉，《自由時報》「自由副刊」 2001年2月26-8日
昨日之怒
因為我經歷過等待死刑那一段時間的煎熬，我必須對於自己的生命做一個很徹底的反省跟自我檢驗，……你身體好好的但是被預告說必須死，那你就必須跟自己做一個交代：你要怎麼結束你的生命？要怎麼對自己的生命做一個告白？……因為必須做這樣一個自我確認，讓我對自己的為什麼走上這條路的初衷做了一個比較深刻的反省……
吳榮元，2011年5月2日訪談逐字稿
後來的故事
後來呢？
多數當事人其實我們還來不及找到，大致上，刑期長短不一，每位當事人都釋放重獲自由。只是，自由的代價是沈重的。
胡添培談起兩度捉放的經歷，他一方面慶幸第一次拘押三十八天釋放，差兩天就得失去學籍，終能熬過畢業典禮，取得大學文憑。但是五月時卻被學校以「行為乖張」為由，記了大過。雖然他揣測記過其實可能是訓導長周傳禮保護他的一種手段。也就是說，學校已經處分過了，請情治機關別再動手了。然而他終究還是在畢業典禮當天再次被逮捕。
胡添培懇切地問，學校可能為他的記過平反嗎？他不願自己終身抱著「行為乖張」的污名。
鄧伯宸在〈那個大霧的時代〉中回顧自己成為政治犯之後的處境，他說：
突然之間，我好像進了一個大觀園，一個思想犯的大觀園。那個時候，我的心情非常複雜。一方面，對於自己不確定的未來感到茫然；另外一方面，我似乎覺得自己在這個時代裡面，總算沒有缺席。三年感化期滿，鄧伯宸在裡頭結識了當年偶像李敖，也在生教所中轟轟烈烈地談了一場戀愛，後來與他的「同學」結為連理，生了個後來活躍在劇場界的女兒鄧湘庭。鄧湘庭大一時為父親做的口述歷史，成了對「成大共產黨案」認知的重要敲門磚。
但是剛出來的時候，其實是備嘗艱辛的。鄧伯宸表示，出來以後因為大學同學介紹去考過華航，他與那位同學感情很好，事件當時同學因為父殤返家、因而逃過此劫，後來在華航當空服員。他告訴鄧伯宸，只要當上空服員，要到美國去很簡單。，結果筆試過了，口試時所有資料一出來，就沒通過口試了。此後，鄧伯宸再去考中國廣播公司，但中廣公司也是筆試過，口試仍舊沒有過。他有個哥哥在鳳山一個國中當老師，建議他乾脆去教書，當時九年國教剛開始，老師很缺乏。鄧伯宸卻步了，他想，即使到了到學校，人事資料一出來還是死路一條。
鄧伯宸後來總算在台灣新聞報找到差事。一開始選擇留在高雄，最主要的關鍵為了是母親。鄧伯宸說，出事以後媽媽很傷心難過，出來以後考華航、中廣又沒上，他就跟媽媽說永遠不會離開她，會陪伴在她身邊。於是到高雄一家省府經營的台灣新聞報應徵編譯。口試時，鄧伯宸主動告知總編輯有案在身，結果遇到貴人。總編輯是美國密蘇里新聞學院回來的，他說沒有關係，年輕人好好做事。於是鄧伯宸終於找到工作，一直待在台灣新聞報，做到副總編輯才退休。
鄧伯宸還說了件有意思的事：「我在虎尾空軍訓練中心出事被捕時，正在讀台灣中華書局出版費爾巴哈寫的《唯物論史》，我們中隊的副隊長看到我在看這本書嚇到，就說：『怪不得你會出事』。但那就是純粹哲學的著作，結果那本書我還沒看完就被捕了。這本書當時成大圖書館有英文版，但是放在參考書室裡面，一整套的，那整套是英國大英博物館的西洋經典，後來我有經濟能力以後就整套買回家。」
每當鄧伯宸看到家中那套西洋經典，心底咀嚼的會是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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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榮元，2011 |
當我們問起，出事的時候父母親的心情時，吳榮元心懷愧疚地說：
我現在結婚有孩子之後，才知道當初父母是多麼的傷心難過，當時自己孤家寡人、年輕氣盛，沒有什麼多大的痛苦印象，但是最苦的還是家人。因為我們自己選擇了願意承受不自由的苦，但是家人完全不知道這樣的變故為什麼發生？而且台灣社會對政治案件的感受是非常恐怖的。說是政治案件，問天天不知道、問地地不知道，是沒有人敢碰的。……特別是我判死刑，父母的那種感受，自己有了孩子後才知道那什麼叫做痛。……對父母我覺得這是一個相當大的虧欠。在兩個月內經歷了「死去活來」的劇烈轉折，這樣的經歷，當然在吳榮元的生命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吳榮元談到後來的死裡逃生，有這樣的推測：
那兩個月是我等待死刑的關鍵時刻。至於這兩個月，為什麼軍法局做了這樣的考慮，其實都不是法律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像這種案子都是直接在蔣經國那邊去核定。……後來決定不決定死刑，各種政治考量都有。聽說有人這麼講，第一，吃國民黨奶水長大的學生也反國民黨，你還判他死刑，這個影響就很大。第二，這兩個學生，蔡俊軍是外省人，我是本省人，二二八事件是政治屠殺事件，五零年代白色恐怖也是政治屠殺事件，隔了二十年，1970年代還有政治屠殺事件，對本省人怎麼交代，有本省人在這個案子裡面還執行死刑，恐怕會勾起臺灣社會對五○年代白色恐佈、對二二八事件得這樣的悲慘記憶，那對國民黨政府來講也是不好收拾。聽說有這種考慮。還有就是這個案子本身只是一種恐怖暗示的效果就好，就是在校園裡面，那麼大的範圍，有那麼多的學生被逮捕、判刑，達到一定的政治鎮壓的效果就可以了。
青年革命家吳榮元，23歲入獄，事後回想，獄中生活卻是他真正踏上革命道路的起點。獄中的老左派，特別是林書揚是他的思想導師。因此，吳榮元認為，他個人一直從事的社會實踐反而是在監獄裡面才慢慢撐起的，因為他比起同案的同學朋友多了那樣特殊的經歷，所以能夠一直走在那條道路上。目前擔任勞動黨黨主席的吳榮元也說，時代變遷、社會發展，是使他終於成為一個堅貞的老左派的重要理由。因為蔣中正去世的減刑，有些同案同學從十五年改成十年，從1972年到1983年差不多十年的時間，出獄以後要找工作也難。從出獄到穩定工作差不多五年的時間，這五年的時間正好碰上了解嚴，解嚴開放這樣的一種可以從事社會活動政治活動的時機，他們已經安定，只能在生活中做一個觀察者。但是吳榮元自己，解嚴之後才出獄。
剛回到社會就有一個比較能夠讓他適應的社會環境，行業是政治，因為我已經搞政治搞了將近十五年，所以我離開監獄我回到社會，我也嘗試適應各種社會生活，找了幾樣工作，但是最後我還是進入我比較熟悉的政治工作。我待過貿易公司，……做土木工程當運輸工，抱著嘗試的心理。因為我們在監獄裡面的這些政治犯老前輩陸陸續續出獄以後有成立了一些團體，我出獄以後解嚴開放，直接就進入了嘗試社會生活、體驗過了以後，我就直接進入社會活動的工作，一直都沒有中斷。從學校跳到監獄，然後從監獄到社會，就這一個社會運動的領域從事我的社會活動，所以說起來我非常單純，沒有社會歷練的這樣的複雜性，也限制了我對社會活動開展的方式應有的各種社會參考學習機會，大概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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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榮元成大肄業證書 |
今年七月，現任教務長黃吉川，1980年代後期就讀機械研究所博士班時，也是成大學運的重要成員。在接受我們訪談西格瑪社後期之轉型、以及當時成大的學運時，我告訴他，胡添培對於生命中留下被學校以「行為乖張」為由記過的污點仍難以釋懷時，黃吉川正色地說：
我覺得一個大學裡面有這種人是大學的資產，成功大學在台灣，這麼大的大學裡面沒有政治異議份子，那才是笑話。成大在白色恐怖時期裡面學生的問題一定要被調查，而且成大代表應該國家跟這些人說謝謝，沒有他們的話成功大學是什麼？這些校友是替後面的人爭一些東西，當然應該還給他公道。回首四十年前，我不知道當年這些憤怒青年是否有怨？但是他們大抵皆無悔，也為自己在那個扭曲的時代裡不曾缺席感到安慰。這時，我想起了兩千多年前孟子所說的兩段話。
戰國時代，齊宣王對孟子說：「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區別小勇與大勇，他說：「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孟子》〈滕文公〉）
又有一次，景春對孟子說：「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在答覆景春時，提出了「大丈夫」的深刻定義：
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孟子》〈梁惠王〉）
當年的憤怒青年，如今都年過花甲，在人生的後半段，午夜低迴，四十年一瞬，恍如昨日。昨日之怒，雖未能「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究竟是拒絕了「妾婦之道」，奮力作為，在曾經黑暗的時代中，閃現了一道光亮。
參考資料
〈吳榮元先生訪談記錄〉，張幸真主訪，2011年5月2日。〈胡添培、黃宏義聯合訪談記錄〉，王健文主訪，2011年6月30日。
〈黃吉川教務長訪談記錄〉，王健文主訪，2011年7月7日。
〈鄧伯宸先生訪談記錄〉，王健文主訪，2010年10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