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28日 星期六

青年吳英長的第一件差事 ——尋找吳英長 Ⅰ _ 2007

 

青年吳英長的第一件差事

——尋找吳英長 Ⅰ

 

王健文 成功大學歷史系教授  2007年5月3日

吳英長老師逝世周年紀念研討會 台東大學 2007/5/19


一、傷逝


2006年7月2日,星期天,慵懶地自然醒來,例行梳洗過後,打開電腦,上網收發EMAIL,一封電郵標題讓我楞了半晌。

「吳英長老師追悼文」,內文寫著:

健文學長:
受我大姐之託,希望請您寫篇有關「吳英長老師的追悼文」。我大姐說您是他在花崗國中的學生。
吳英長老師六月一日上課時突心肌梗塞而不治去世。告別式早於六月六日舉行。但他的許多學生都不知道這個消息。字數不拘,七月十日以前交稿。

下一個星期天,我寫信給國中老同學,信中描述當天我的反應:

吳老師猝逝於課堂之上,告別於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舞台,重於泰山。台東大學的學生為他將靈堂布置成課堂,告別式成了吳老師的最後一堂課,我深深感動。你一定記得國一時,吳老師為我們「出基本教練」時,叫我們唱的一首軍歌:「男兒立志在沙場,馬革裹屍氣浩壯;金戈揮動耀日月,鐵騎奔騰撼山崗。」英雄戰死沙場,精神永不凋零。

數日後,終於成篇,題為〈啟蒙的重量〉。我如此為吳老師在我生命中的意義定位:

1971年處暑,當我正告別愚騃童年,迎向慌亂無措的青春歲月時,與吳英長老師的相逢,決定了我的生命基調,十二歲那年也成為我生命中的關鍵時刻。

並如此敘述吳老師對我的影響:

老師帶給我少年時代第一次深刻的啟蒙經驗,吳英長老師只教了我一年,對我的影響卻是一輩子的重量、甚至綿延至我與自己孩子的對話。是他第一次告訴我什麼是多元與寬容,怎麼樣盡其在我而不求回報;是他開啟了我對知識、對人文的好奇與品味,也建立了我在邏輯思辨上的基本能力;是他開始提醒我反省習以為常的世俗價值,思索每個人存在的獨特意義。

花崗國中一年四班,是吳老師一生志業的起點。1971年,青年吳英長剛從海軍預官役退伍,政大教育系畢業的他,選擇到後山花蓮,開始教育志業的「第一件差事」。於今想來,我只能感謝天,在國中開學第一天時,有些緬靦的吳老師,站在講台上,展開了我們全班一年的驚異奇航。

1974年4月19日,國中畢業前不久,當時在屏東師專擔任助教的吳老師,寫了一封長信給我,其中一段是:

帶您們時,我總是嘗試地提供各種刺激,引發多種興趣,目的希望您們不要太早限制了自己能力的發展。如果您再仔細回想一下,相信您會發覺國中的第一年,您確實經歷了很多。如今三年一晃即將過去,我們所應該追問自己的該不是校方的公佈欄上,自己的大名一共出現了多少次?而是該想一想:三年中自己真正學得了什麼?自己讀書的能力或習慣是否有所增進?自己的情緒是否逐漸趨向穩定?或者已經能夠肯定出幾分真我了呢?這些問題,自己內心最明白,分數是唬不了的。

什麼樣的刺激呢?是打破慣習,讓我們用硬筆寫週記,並明白宣稱,書法很重要,但是應留到書法課來學習?
是破天荒地在數學課上併桌分組,並表示隨時可以在小組內輕聲討論?
是利用自習時間,帶我們到距學校五分鐘路程的海濱,散步、發呆、撿石子、談天說地,消磨半個小時?
是在暑期輔導課的第一天第一堂課,抱著百多本書,要同學每人至少帶一本回家閱讀?(而我被指定的是:捷克作家穆納谷的《權力的滋味》,英國作家歐威爾的反烏托邦經典《一九八四》,日本學者早川的《語言與人生》,語意學家何秀煌的《記號學導論》)
是在週記上詳細回應同學,並稱呼同學為「您」?是親自訓練班上的排球隊,並傳授拔河要訣,與我們共同在烈日下揮汗、在晚風習習時賦歸?
還是在童訓課上,為我們「出基本教練」,嚴格要求立正若干分鐘不得動彈?
沒錯,帶給剛步入青春叛逆期的我們許多解放思維與實踐的吳老師,卻為我們「出基本教練」。因為他認為,在特定時刻對自己身體的嚴格要求,是鍛鍊意志的一種方式。

國中第二年,吳老師到了別的學校,我和他持續通信,斷續見面,最後一次見面,似乎是在吳老師當時任教的臺東師專。之後,也說不上為什麼,就斷了音訊,往後二十年,雖然時在思念中,卻始終不曾有過片語隻字的往返。直到八年前,一個偶然的機緣,我和吳老師才相約在臺南重逢。
八年前,老師還在臺東師院的初教系教書,到崇明國小主講一個關於兩性教育的研習班。睽違已久的吳老師,在新光三越地下樓咖啡座,談起他對師院學生在第一次上課時說的一句話:「我不能夠教你們怎麼教好每一堂課,但是我可以教你們成為一個有尊嚴的老師。」
大哉斯言!「尊嚴」二字,誠於中而形於外,既是起始、也是終局,一個「自尊」的人,才能懂得如何尊重他人。
1999年與吳老師的重逢,我與妻春蘭在成大附近的轉角餐廳與老師敘舊,席中談起許多塵封已久的往事,感慨良多。吳老師說起,另一位四班同學也才剛和他聯絡上,也是相隔二十多年後的重逢。離席之前,吳老師舉杯敬我和春蘭,他說:「謝謝你們,讓我知道做一位老師是很有尊嚴的事。」
千言萬語無法表達謝意的,當然應該是我而不是老師。但是這個故事,我也常說給在成大教育學程中上課的同學。教書是個清寂的事業,一個認真的老師,往往付出許多,卻難有立即的回報。但是只要你真誠地的對待學生,你的一言一行也許牽引著學生的人生而不自知。也許在某個角落,你的學生對你感念於心,而你毫無所悉。也許他始終沒有機會對你表達謝意,也許他在二十年後,意外地來到你面前,告訴你,你如何地影響了他的一生。

1999年之後,又隔了七年才與吳老師再見面,遺憾地,那已是我能見到吳老師的最後一面了。
2006年寒假期間,教育研究院籌備處舉辦國中小社會領域教師研習,我受邀參加,主講「中國史的教學」。我的場次在二月七日上午,當我看到主辦單位給我的課程表時,意外地發現,下午的講者正好是吳老師,講題是「社會領域的閱讀與教學」。我特別請主辦單位安排讓我與吳老師共進午餐。當天一早到了三峽會場,卻看到吳老師早已到場等候,並臨時權充我演講時的主持人。下午的一場,我也特別留下,重作一次學生,聆聽老師的演講。
如今想來,那是上天賜給我的最後一個福份。原本教育研究院找我參加的是前年夏天的研習,我有事臨時推辭,才改為去年寒假的場次。研習有數日之課程,我也未必能如此巧合與吳老師安排在同一天、上下午錯開。1972年以後,我沒有那個福氣在課堂上向老師學習,甚至連6月6日告別式上的最後一堂課,都沒法能趕上。2月7日,吳老師主持我的演講,驗收三十幾年來我的學習成績;我聆聽老師的演講,重溫少年時代舊夢。那是吳老師特別為我安排的最後一堂課吧!


二、分離


2006年9月8日,吳老師百日追思會,我來到了台東大學。見到了闊別27年的師母左老師(1977 年在台北見過師母,1979年曾有台東行,左老師可能不會記得那件事),也看到了聽聞多年的吳悠。
洪文瓊老師帶著我和壽豐國中畢業的的吳麗君,借用吳老師生前使用的研究室用餐。白板上還保留著吳老師和學生討論所留下的字跡。我試著想像,吳老師在研究室中的身影、笑語與不經意流露的落寞,不禁黯然。
左老師拿了一封吳老師保存了34年的信,交給我保管。那封信是1972年5月16日,吳老師因後備軍人教育召集遠行八天前,寫給全班同學的信。當時釘在教室後面的公告欄,釘痕猶在。信中約略談的是前一天的班際排球冠軍賽,我們輸了,而且在比賽過程中,士氣、風度、運動精神都有所欠缺。吳老師臨行前寫信給大家,為自己的當時的不悅道歉,同時詳盡說明當天大家表現不能完善之處。信末,吳老師特別叮嚀:「到底一年四班是否真的有辦法?到底吳老師帶你們的輕鬆愉快方式是否會比別人更好?老師不在的這段時間,就是最好的考驗。」
先行者永遠要接受試煉,許多人等著想看,你號稱自由開放的教學,其實只能把學生帶得更糟。吳老師很清楚知道他當時的處境,他提醒我們,要證明給別人看,自由開放,得到的是自律尊重,而不是放縱逾矩。
我不記得八天之後,我們究竟是讓老師失望?還是欣慰?事隔三十餘年,重新看到這封早已遺忘的信,感慨係之!

吳老師是個愛寫信的人,記憶中,這樣的「公開信」有過好多回。我真的忘了國一時的這封信,但是我清楚記得,在吳老師離開花崗國中轉赴壽豐國中之後,曾寫了幾封信,由當時的班長邵厚潔張貼在公告欄上(當年的說法應是壁報欄)。同學每每駐足閱讀,流連不去。

國二那年的春假,大家遏止不住對老師的思念,討論班遊時,一致決議到壽豐國中去找吳老師。

三十四年後,我寫信給四班老友,詢問當時情景:

國二時,一次班遊到壽豐國中找吳老師。當時曾惹○老師不悅。是春天嗎?天有點涼,吳老師煮一大鍋(桶)地瓜(綠豆)湯請大家喝。誰記得更多細節?

我得到的回覆是:

那天,大約是四月初吧,是春天,所以你沒記錯。……記憶中票價單程一張是五塊錢,早上九點多的班次。綠豆原是吳老師事前煮好的,不意天驟冷,那天,我們約41、2人哪夠!老師再找來附近壽豐國中一個夠交情的農家子弟(男生)煮來兩鍋(分次)地瓜甜湯……
    ……不過,精采又出人意表的故事應是到了約下午一點半左右,傳來○○老師人到壽豐車站了。而之後的那個星期一的國文課,○老師大發雷霆,怒火沖天,一股積怨全爆發了。雷聲之大,當日五十呎外的女生班同學都聞之且惶然之。也是過後一位12班的問起我的。

我在〈啟蒙的重量〉中,也曾如此追憶往事:

今天想來,二年級的導師,一位略有舊文人氣質的國文老師,從傳統角度來說,其實是位好老師。但是在吳老師的深刻影響下,我們似乎有著「曾經滄海難為水」的感受。

國中三年級時,我在一封信中對之後的幾位老師表示失望,吳老師回信如是說:
「不滿意的日子,往往是自己招惹的。○、○、○等老師總是不能令您滿意,這不能苛求他們,做為時下的一個老師,只要他在上課時,能夠把他的本行貢獻出來,已是難能可貴的了。如果您還是覺得有所欠缺,那就要靠自己設法去滿足了。當然我也不滿意這種教學,可是,再說一次,不要苛求別人太多。」(1974年3月8日)

這就是吳老師,當時還未滿三十歲的吳老師,身體力行地告訴學生,什麼是尊重與寬容!

往事如煙,一點一滴地召喚回來。但是我還是記不得,當時吳老師是怎麼與我們道別的?十三歲的多情少年,怎捨得輕易讓老師離開大家?這不像那封信中所說,只是八天的分離而已,對許多同學來說,是一輩子永遠的失落。
至今我還好奇,深深地擄獲了數十少年傾心相待的吳老師,怎麼會狠心可以離開大家?


三、壽豐經驗


吳老師在壽豐國中的老同事,現在任教台東大學語教系,吳老師一生的摯友洪文瓊老師回憶:

到花崗國中任教,是吳教授踏入教育生涯的第一步。由於花崗國中是自己的選擇,工作非常愉快,也頗得校長的信賴與賞識。可是出人意料的,第二年他又偕同在花崗國中結識的同仁,組成跨領域團隊,三人一起應聘到壽豐國中,為的是新任的壽豐國中校長,積極禮聘名師,充分授權辦學。(《懷思集》)

另一位壽豐國中的同事曾慶桐也這麼回憶:

記得那是六十一年八月初,壽豐國中江校長耀坤經由好友廖清雲老師的引介,與吳老師初次見面,談話時,話題總環繞在一本剛翻譯出版《開放教室》書中的教育理念,由於彼此的教育觀念與熱忱相近,在認真歡悅的氣氛中,吳老師毅然放棄當時是花蓮市區最具盛名的花崗國中教職,欣然接受了江校長邀聘,到壽豐國中任教並兼任教學組長一職。(《懷思集》)

江耀坤校長有何過人之處?能夠說動吳老師在短短一年花崗教學生涯之後,即驛馬星動,轉校任教?
1999年,江耀坤校長自花蓮高商校長任內退休,吳老師應邀寫了一篇文章,回憶他的壽豐經驗,題為〈江校長、壽豐國中和我〉,吳老師自己如此回憶他和黃寅卿老師初會江耀坤的經驗:

記得六十一年八月左右,我們兩人第一次和江校長碰面,大部分的話題都圍繞在剛翻譯出版的《開放的教室》。大家都非常欣賞書中的開放理念,並且有意借壽豐的舞台初試身手。……戲劇性的碰面之後,我就開始了這輩子最難忘的教書生活。當時只要我跟政大的同學說起「壽豐經驗」,他們就會露出羨慕的眼神,並加上一句「這樣的教書簡直是天方夜譚。」

吳老師特別念念不忘的,還有江校長所發放的導師聘書。這封以書信方式呈現的聘書,應該在台灣教育史上留下地位:

託付老師的一封信


敬愛的老師:
    我恭恭敬敬的將學生託付給您,請您像愛自己的子女一樣的愛他們,把您的愛澆灌在他們的心田深處,教他們愛您也愛別人。
    請您幫助他們獲得喜悅、節制、信實、良善、學習、忍耐、謙卑、感恩,更請您幫助他們在生活中、人群裡培養開闊的胸襟,建立和諧的人際關係。讓他們領悟在拋開嫉妒、寬愛他人的同時,自己也將獲得喜樂。
    請您教育他們勤勞的美德,並能獲得自立謀生貢獻國家、服務人群的知能。
    我將永遠感謝您!

我的高中同學,也是當時壽豐國中的學生彭明輝,回憶當時壽豐國中獨特的校園規劃:

猶憶彼時校園草創,教室、操場、花圃等等,都在無何有之境。江耀坤校長發動同學和老師一齊種樹、植花。設計圖是甫自藝專雕塑科第一屆畢業的廖清雲老師所設計,教室環抱的空地上,設計成兩組四片花圃,靠海岸山脈方向的四片花圃各植不同花草,地上鋪朝鮮草,看起來碧綠一片;靠石綿山方向的四片花圃各植孔雀椰一株,副以龍舌蘭、杜鵑,中央圓形地植扁柏圍繞,參差有秩,煞是好看。然後就是各花圃間的道路了。道路面為水泥,也是同學們築的。先是在泥地上鋪一層石頭,然後攪拌水泥灌上,最後才敷上表面的細水泥,一條條筆直交錯的道路就呈現眼前了。看著自己親手鋪成的道路,守著親手栽植的花草樹木,一天天向上滋長,心裏的感覺是喜悅的。

記憶力驚人的彭明輝,在他的這篇回憶文字〈壽豐國中,開啟我知識的殿堂〉中,追憶了許多當年壽豐國中的人與事。彭明輝還所記得的吳老師是:

教數學的還有吳英長老師,但不教我們班。一直到國中三年級,吳英長老師才教我們班的數學。我其實弄不太清楚,教育系畢業的吳英長老師怎麼會教我們數學,但他數學課上得條理清晰,對我的學習有很大幫助。吳老師有一個耳朵聽力不佳,講話時他會把聽力好的耳朵轉向說話者,專注地聆聽著,這留給我很深的映象。後來每次想起吳老師,總是想起他側著頭,專注聆聽的表情。
……
記得吳英長老師住在學校宿舍時,常常用手提電唱機播放西洋流行音樂和電影原聲帶,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電影《畢業生》主題曲,許多年許多年以後,每當我聽到《畢業生》的主題曲,就會想起吳老師和他側身傾聽的身影。

我的另一位畢業自壽豐國中的高中同學陳子堅印象最深刻的則是:

有一次月考全班數學幾乎都不及格,他對此嚴肅地表示,若非老師題目出得太刁鑽,即是沒有把學生教懂,所以怎麼說教的人都比學的人更應該檢討。之後他的補救措施是,每位學生的成績開平方再乘十,並將該段課程徹底重教一次。三十餘年後,我忘了難倒大家的數學題目,卻清楚記得遇到事情務必先檢討自己,尋求一時對策之外,更應瞭解癥結所在,從根本加以解決。(《懷思集》)

而我在今年二月二日,在花蓮松園別館與吳麗君談起吳老師時,麗君說,吳老師當時教數學,她實在是聽不懂,只是一直看著吳老師。麗君也記得,吳老師經常與他的父親相約以桌球會友。
麗君看著桌上的蛋糕,她說,吳老師的教學,就像切一個蛋糕,他不只是一刀下去切得筆直,而是在刀法之外又多了點什麼。
「多了對待學生的心意吧!」麗君如此詮釋。

吳老師教數學,是大家的共同印象。明輝說他條理分明,麗君說聽不懂,子堅說考試下來,全盤盡墨。一個師父,多樣弟子。

高二、高三兩年,我與壽豐國中畢業的彭明輝、陳子堅同班,也成為好友,似乎是在一封給吳老師的信中,談到了我對壽豐同學的看法,吳老師的回信中如此回應:

壽豐那一群,……因為我只教他們數學與公民,不像帶四班,幾乎生活在一起。真正影響他們的,我想是黃寅卿老師。他的粗獷灑脫的性格以及大膽「放牛吃草」的開放作風,使得壽豐的一群,個個如脫韁之牛,牛勁特別大。
本來在束縛特別厲害的情況下,教學生擺脫束縛,應該是對症下藥的一帖藥方。可是進一步的,如何將引發出來的內在衝動導之於正途——譬如矢志與別人拼一拼,我就不相信功課會輸花蓮市的。在這一方面,顯然地壽豐要吃了一點虧。您相信嗎?壽豐的那一群,前前後後接受過教育的老師至少有十位之多,而且那十位都是有頭有臉的大人物。今後的問題就是看他們能不能善用他們已有的長處。有空不妨找他們幾個一起談談四班的情形,殺殺他們的焰氣。不必害怕他們會討厭您,至少我相信,只要言之成理,他們會口服的。(不必硬求心服)
(1976年4月18日)

當年的壽豐國中師資陣容,呈現出與社會價值觀逆向的人才流動,一群有志青年,從城裡往鄉間走,只為了一個志同道合的理想,以及一個可以盡情揮灑的空間。

吳老師的壽豐經驗中,還有一個「阿海」的故事,是他一直津津樂道的:

國二下學期「公民與道德」的重點是法律秩序,記得我出了一題:「阿海是個十五、六歲的年輕小夥子,有一天他穿著奇裝異服在街上溜達,如果你是警察,碰到阿海你會怎麼做?」……
聽同事說,那天江校長來巡堂,一看到試題,大為驚奇。……有位學生考完走出教室,碰到他就說:「校長,我們考試試翻書呢!可是我從頭翻到尾,整本書都翻完了,還是找不到『阿海』兩個字,這是什麼題目嘛!」(吳英長,〈江校長、壽豐國中和我〉)

這個故事早在高二時子堅就說過了,子堅還說,公民與道德一向最好拿分,但是那次翻書考,全班大半不及格,帶給同學很大的震撼。
於今看來,這樣的題型已較常見,但是國中生翻書考可能還極罕見。

我已不記得當時我對「壽豐」是否帶著點妒忌?畢竟是「他們」搶走了吳老師。依稀有著一些印象,當同學知道吳老師表現對「壽豐」的 關愛時,多少有些吃味。


四、彷彿若有光


吳老師在花崗也教數學。至今仍記得的是,開始教平面幾何的「點」、「線」、「面」概念時,吳老師「用力」地詮釋「點」是什麼?

就好像拿著一支削得極尖的鉛筆,輕輕地接觸一張白紙,當筆尖與白紙碰觸的剎那,那就是「點」,但是在紙上留下的黑點之後,就不是「點」了。

吳老師用這種方式說明「點」只是一種「觀念」的存在,現實中看到的「點」都已經不是「純粹」的「點」了。我可以想像麗君茫然的眼神。我也不記得當時自己是不是聽得懂?應該是似懂非懂吧!
三十多年後,在成大聽余秋雨的演講。余秋雨提到少年時看莎士比亞的《李爾王》,懵懂中隱約感覺到,在莎翁那表面肥皂劇、老嫗能解的情節背後,有一種「巨大的隱藏」。
就是這種「巨大的隱藏」,牽引了一個敏銳善感的少年,在大霧迷茫中,向著那「彷彿若有光」的前方行去。終有一日,也許必須在白了少年頭之後,才恍然悟道。
吳老師從來不用童言童語與我們應對,他一直是以一種平等而且尊重的方式對待我們,寫信或批示週記時,一定稱學生為「您」,也從不吝於以「成熟的語言」與年少的學生談學論道。

1974年4月19日,可能是前一封信中,我沮喪地向老師報告,國中階段最後一次數學比賽,未能再創佳績。國一時,我的數學成績很好,兩次數學比賽都是全年級第一名。但是在國二一年耽溺於「少年維特的煩惱」,「為賦新詞強說愁」之後,成績掉了下來。吳老師回覆我一封長信,這封信我日後不僅時常翻出重讀,也曾在大二日記中抄寫其中一個段落以自勉,更是我在大學課堂中,經常讀給學生,勉勵學生的文本。

吳老師在信中說:

我一直覺得:大可不必為了第一名而汲汲營營,付出苦惱與不安的代價。因為問題並非爭得了第一就告了結的;有了第一之後,接下來我們又必須擔心如何保持它,那樣我們又必須付出很多的犧牲,最後可能喪失了自己。有時不妨讓人生保留一點缺陷,不要滿分,這樣我們可以設法去彌補它,您同意這種論調不?
當然我並不是〔說〕人不應該求出人頭地,(不過必須承認並非永遠如此,是不?)我只是說不宜求之過早,我們不是常常感到出人頭地之後,老師及父母所帶給我們期望的壓力,壓得我們喘不過氣來嗎?對我來說,我一直努力做一個平凡的人,當然我不是沒有想到過不平凡。我以教書作為我的終生職業,在別人眼光中,只是不足為奇的小勾當而已,可是我卻發現其中大有可為之處。人的價值並不需要經由他人來肯定,只要自己肯堅持,那麼看似平凡,也會顯出幾分不平凡來您說是不?

最後,吳老師希望我如此結算自己的國中生涯:

如今三年一晃即將過去,我們所應該追問自己的該不是校方公告欄上,自己的大名一共出現了多少次?而是該想一想:三年中自己真正學得了什麼?自己讀書的能力或習慣是否有所增進?自己的情緒是不是逐漸趨於穩定?或者已經能夠肯定出幾分真我了呢?這些問題,自己內心最明白,分數是唬不了的。
現在我就上述問題,深入分析,您不妨試問自己,這些問題中,究竟獲得了多少!
1、您認為自己整理筆記的能力如何了?
2、發生疑問,您是否很快地請教老師或跑去圖書館尋找您的答案呢?
3、如果您有一問題——譬如電視殘暴節目對兒童的影響,您是否能夠利用原始資料(報章、雜誌)去收集可用之資料呢?
4、在國中三年中,您是否在正課之外,又培養出一些課外的興趣或技巧呢?這些將來將使您的人生內容更趨於充實的。
5、在讀書或做事時,您集中注意力的程度若何?
6、為了找出文中重點時,您通覽全文(略讀)的速度是否夠快?
7、每次閱完全文(略讀與精讀並用),是否已把其中的觀念加以消化,然後用「自己的話」寫作文意大綱呢?
8、接著第七項,是否常把所學所想的材料應用到思想、言談及書寫各方面上去呢?
9、是否已建立定期與有系統的溫習習慣呢?
10、您是否能立刻開始一件想做的事,同時單獨去完成它呢?
最後一個問題,也是目前我們教育中最欠缺的,就是情緒與態度的學習。您能在艱難困苦的環境中,繼續堅持自己的理想嗎?您懂得如何自動調整人際關係,遷就別人但又不使自己覺得難堪嗎?您總是會對別人,尤其是自己無緣無故發脾氣嗎?
一連串的問號,大概問得您昏頭轉向的,而且又與您的升學考試無關,也許不吸引您。但如果您肯多一點並且早一點去追究這些問題,相信您會很快地獲得自由之身?(我這樣說是基於一個前提,只要能考上花中,倒不必爭取太高分)

我不知道這封信是不是也應該成為台灣教育史上的另一件重要文本。去年九月八日,吳老師百日紀念會上,我讀了這封信。吳老師在花崗、壽豐兩階段的好友兼同事,黃寅卿老師在發言時說:一個國中三年級的孩子,能懂嗎?霹哩啪啦1、2、3、4……11點,十五歲的孩子能懂嗎?他不可能懂,但是老師為什麼要說?這就是「尊重」,因為「尊重」學生,所以與他說深刻的道理。

黃老師的詮釋好極了。當時我當然似懂非懂。如果真的都能懂,那只能用之於一時,等到自己長大,知識更詳備,思慮更成熟,年少所聽聞的教誨,可能就「沒有用了」。因為那已經落後於自己的成長。老師給了一個「前方大霧,但彷彿若有光」的引導,卻是一輩子的明燈。
有一回,應該是我與子堅1979年台東行的那次,吳老師對我們說,你們之所以這麼些年後,還會想來找我們這些老師(指吳老師自己,還有黃寅卿、洪文瓊等老師),是因為我們也一直在進步。有時候你年少時欽佩一個老師,成長後再相遇,卻感到失落,因為你早已超越老師了。
吳老師就是這樣的老師,無論你自己有著怎樣的進境,老師永遠走在前頭,等著我們跟上去!

那一年的高中聯考,吳老師到考場探望,沒找到我,但是他半開玩笑地請四班同學轉達:「叫王健文不要考榜首,第二名就好了。」
那年我果然沒考榜首,也不是第二名。說實話,當時的確還有點失落。但是,吳老師的「第二名哲學」卻深深地烙印在心中,在往後的日子裡影響著我。

當然,吳老師會希望作用在當下,但是他不心急,播下種子,給了陽光、空氣、水,總有一天會成長茁壯。吳老師總是耐心地等候,等著學生跟上來。

「但如果您肯多一點並且早一點去追究這些問題,相信您會很快地獲得自由之身?」

對我來說,吳老師之於我,是在少年時代的深刻啟蒙。讓更多的人能「多一點」、「早一點」,「獲得自由之身」,是吳老師的教育志業。十五歲的我,還沒有在層層束縛中獲得自由之身,但是吳老師讓我知道「那兒有光」,時候到了,我自能「向著光前行」。

國一時,一次數學期中考,我錯了一題,那週的週記批示中,老師卻表示,後來他再三思量,覺得我錯的那題,應該不能算我錯,因為我的思慮其實更周詳。又有一次,老師在週記中,希望我能與同學分享,究竟該怎麼學數學?
我現在當然不記得當年錯的是什麼題目?說真的,我也比較認為,可能吳老師的判斷是錯的?我難以相信,十三歲的自己,能夠比數學教科書的作者想得更通透。但是吳老師那樣的回應,卻給了年少時的我一個深刻的啟發:知識面前是沒有權威的。

也因為當年在數學上的表現,吳老師在國一暑期輔導時,特別指定我讀有關邏輯、語意學方面的書。其中兩本是日本學者早川的《語言與人生》,語意學家何秀煌的《記號學導論》。後來追加一本徐道鄰的《語意學概論》,我忘了是哪一年的事了。
《語言與人生》寫來淺顯易解,當時讀來問題不大。何秀煌的《記號學導論》我硬著頭皮看完了,卻覺得理解有限。
高二時,一封給老師的信提出了許多問題,老師對其中一個問題的回應,是要我去讀何秀煌的書:

至於「當只有以不合理的方式,才能達到目的時,該怎麼辦?」這個問題,您不妨翻翻何秀煌著《0與1之間》裡面〈目的與手段的分析〉那篇文章。我翻遍何氏的書,其中的某些觀點,深深地影響著我。談學問而能不像他的老師殷海光那樣熱情洋溢,撩人心緒的,好像只有何秀煌一人。至於李敖與陳鼓應等則頗有乃師之風,也因此他們所招致的反作用力也愈大,大得幾乎埋沒了自己。
……
最後,看何秀煌的書,一定要再把他那本《記號學導論》再重翻一次,相信這次不會像國一那樣,只懂得一點點了。(1976年4月18日)

我不記得高二是否重讀《記號學導論》?大一時確定是看了,當時豁然貫通,更能體會老師早早要我讀這本書的用心。


五、花崗國中


自從2006年7月2日之後,我嘗試從各種途徑,重新尋訪吳老師生命的軌跡。
意外地,新年期間,收到一位多年未曾見面的老朋友L君的EMAIL,我回信問候,並從L君那兒問到我們共同的好朋友胡光華的聯絡方式。光華是我幼稚園到國中的同班同學,十八歲以前最好的朋友,但是,算算也有十多年沒見面了。
數年前,一封電郵循著網路檢索方式找到了我,那是國中時的好友彭興仁。大學以後完全失去音訊,興仁已在美國定居多年。他在那封信中告訴我找不到光華,因為網路上有太多胡光華,其中還有通緝犯,他無法確認哪個是他認得的胡光華。
隔了幾年,我終於在網路上在找到興仁的電郵地址,那是因為興仁延續少年時玩模型飛機的嗜好,今天已是無線電飛機的知名玩家,且有專屬網站之故。
冥冥中自有天數,於是我發了MAIL給老同學,也打電話給光華。

二月開始,我向學校請休假一年,除了「相妻教子」之外,主要想做兩件事:一是設想多年的一本書,談歷史記憶與身份認同的主題。另一件是為吳老師立傳。
今年六月一日是吳老師週年忌日,台東大學將舉辦紀念研討會,師母要我提篇文章,我給了「青年吳英長的第一件差事」的題目,內容是吳老師在花崗與壽豐的兩年半。我需要你的支援。

同學的回應補充了有關國二看電影的一些資訊:

看電影的事,是在國聲沒錯,因為西片幾乎都只在國聲演。兩小無猜是第一片也是最多人的一次,有十多人去吧……戰地忠魂(不是亂世忠魂,不是戰地鐘聲 也不是什麼大片,卻仍記憶深刻。)是第二部(記得那天晚上吳老師跟一班的導師,也是同一期的年輕單身老師,他性格稍具粗矌,經常有鬚渣未刮是我第一回憶印像,在國聲門口等著,有點匆忙,他們像是要去別處。)
(2007/3/20)

光華來信說到數年前與吳老師的重逢:

很不容易 卻又滿意外的 接到你的電話 老同學 真的好久不見了
就連吳老師告別式也因為不知道 沒能前往 也錯過見面的機會
 ……
記得4,5年前的暑假 老師從台東上來台北 好像是參加會議或什麼的
我事先就和他約好 碰面後 我開車帶他到烏來去走走
我們坐在巨龍山莊的茶座裡 泡了一下午的茶
席間 幾乎都是聽著老師暢談他的理想 和溫柔革命的教育理念 還是像多年前一樣的情景
雖然風霜爬上他的臉 但是 為理想執著的意念 與當初他剛教我們的時候 未曾稍減
 從那次分手後 我就沒再與老師聯絡 總想說明年 帶小孩去台東玩 去找師公 但總有其他事情排進來  也就擱下了(2007/3/26)

大家對吳老師雖是無盡的懷念,但畢竟事隔久遠,記憶飄零,彷彿在重重迷霧中尋找吳老師的身影。於是,我提議以「集體追憶」的方式,相互喚醒深藏的回憶。在一封MAIL中,我附上了排球比賽失利後老師給全班的那封信,以及一張1974年3月27日吳老師給我的一張明信片,和1976年5月25日的一封短箋(影像檔)。明信片上,簡短地寫著:

我從這邊坐夜車去,廿九日那天早上就可到達花蓮。一方面由於時間恐太緊促,另一方面花蓮海邊暌違已久,不知近況好不好?故以此函先約您。
如果車子不誤時,大概0540到。那麼我們六點時在海邊見您說如何?別忘了起個大早將光華也請來。我帶一本「怪東西」,可能令您奇怪了老半天。

1976年的信中則寫著:

原購「歷朝通俗演義」是指定直接寄至您處,可是世界書局大概花不起郵費,卻送到我家。害得我昨天抽空去要個盒子裝妥再跑郵局一趟。
寄去的包裹內另有陳鼓應的兩本書,和一本我看過兩次的「一九八四」。還有彭興仁的三本傑作,本來是廖清雲老師收藏的,您看興仁如何處理。我另託去展覽的高小姐帶兩本「娃娃看天下」,如轉到您手上時,在煩請轉送興仁,希望能合乎他的漫畫口味。

我的MAIL上如此提問:

有誰還記得吳老師在一次排球賽失利後,到哪裡八天?(教召嗎?)那次比賽的大致情況如何?……
1974年海邊的約會,我只記得清晨的意象,也記得在北濱,……光華還記得多少?那天是吳老師二十六歲生日。還有,那本「怪東西」有多怪?
1976年的信,興仁的傑作我們大概都還有印象。「娃娃看天下」你還記得嗎?這事前後與吳老師有任何聯繫嗎?
 拋磚引玉,希望引來大家七嘴八舌。(2007/3/30)

興仁一開始的記憶極為模糊:

像失憶老人忽然被喚醒, 一點一滴在凝聚中. 先寫一些, 有空再繼續.
……
對於吳老師的記憶, 一直是淡淡但又不可磨滅. 對吳老師的第一印象是略帶靦腆, 口齒還算清晰, 剛從海軍退伍. (記得那張很帥的海軍戎裝照嗎) 記憶中沒見過他發火, "疾言厲色"已是他的上限, 現在回想起來在體罰時代實屬少見. (大家應該記得英文小考要求100分, 差一分打一下排隊領打的場面) 在升學主義成績掛帥的時代, 我一向不是那種品學兼優的學生, 滿腦子主意心思卻很少放在書本上. 和之後的導師們相比,吳老師從來沒把我叫去訓"好好讀書", 而是讓我自由發展.……1990出國唸書接觸了美國的教育制度, 尤其是在孩子們入學後與小學, 中學老師的互動中, 猛然體會到吳老師的教育方式並不是放任, 而是不揠苗助長. 想想我是相當幸運的, 假如國一起就被狠盯, 也許成績會好很多, 但我的藝術音樂才華很可能就此消失. (2007/4/3)

4月10日,我再次提到海邊的事情:

到海邊應是大家共同的美好回憶,國中第一年我們在吳老師帶領下去了幾次?是童訓課嗎?我有著模糊的印象,似乎大家出基本教練時,吳老師下令,「向右轉,目標海邊,齊步走」。
    還有,到海邊的事,校方知情嗎?是否曾給吳老師什麼壓力?

我依稀有個模糊的印象,吳老師轉任壽豐國中。固然是與江校長及一些壽豐同事惺惺相惜,但是他在花崗似乎也有些事,與校方起過爭執。但是我不能確定,是自己作主讓我們用硬筆寫週記?還是帶我們到海邊(這可是有危險的事)?還是其他……,我真的記不得了。

隔了幾天,興仁的記憶盒子開啟之後,源源不絕:

電影"屋上的提琴手"
記得是學校包場. 吳老師說電影很好, 老實說懵懵懂懂的我只知道音樂很好, 不懂那些戲子咿咿呀呀在幹啥. 這部電影後來陸續又看了四遍(在台北), 到美國後才知道Fiddler on the Roof背後的含意是"孤懸在兩個極端之間求取平衡", 在這部電影就是傳統價值觀與新思維的衝撞
英文歌曲……電影"真善美"的Edelwise是吳老師教我們唱的第一首英文歌(其實源自德文). 吳老師或任何人都不會想到卅年後, 我在美國的劇院樂團裡演出最多次的音樂劇就是這齣Sound of Music, 超過廿場.
「娃娃看天下」兩本係經過健文轉交, 是皇冠出版社的版本(後來全集是遠流出版). 上面有吳老師的題字, 可惜我到台北唸書時一次颱風家裡淹水, 連同許多我的作品都付諸流水. 後來自己買了逺流的全套十本, 還跟著飄洋過海到了新大陸, 和金庸全集並列我的珍貴收藏.(2007/4/11)

我興奮地回應,先細數幾個記得的學號與綽號,並提起28年前台東行的一段往事:

《娃娃看天下》是一套早熟的兒童漫畫,阿根廷漫畫家的作品,中文版由三毛翻譯。書中幾個小毛頭,有時會談論嚴肅的政治議題,大概與當時阿根廷正走出威權統治有關。吳老師在一封給我的信中,提到他對陳芳明(知名作家、學者、政論家,吳老師大學同學的哥哥)詩作《含憂草》的看法,表示對其中一首政治諷刺詩〈尼克森先生〉的欣賞。我想這是1970年代初期年輕知識分子關懷現實的特殊風格。
1979年寒假期間,我與就讀台大政治系的高中同學陳子堅到台東吳老師家待了兩天(子堅是壽豐國中學生),正值蔣經國發佈緊急處分令停止選舉後不久。吳老師對來訪的友人憤慨地說:「我們台灣人沒福氣!」(操閩南語)這是吳老師在政治議題上的面向。
除了"九條好漢在一班"、Edelwise、"男兒立志在沙場"外,還記得哪些吳老師教過我們(或是他喜歡的)歌嗎?台東大學的學生,多半提起的是 "Let It Be",
壽豐國中的吳麗君(現在任教於花中)在紀念文字中提到,吳老師最喜歡的一首歌是「船」,歌詞是:

有一條小小的船
漂泊過東南西北
漂泊過西北東南
盛載了多少憧憬
盛載了多少夢幻
來來往往無牽絆
春去秋來 時光荏苒
何處是我避風的港灣 避風的港灣
憧憬已渺 夢兒已殘
何處是我停泊的邊岸 停泊的邊岸
何處是我避風的港灣

這首歌我覺得充分體現了吳老師的那種難以言傳的滄桑感。

"Let It Be" 和「船」,我們當年學過嗎?
我確定記得的,還有Joan Baea 的反戰歌曲 "We Shall Overcome"
談起這些歌,腦中迴盪的聲音,把時光往前拉了三十幾年。
(2007/4/12)

談到政治,興仁忍不住透露了深藏多年,在過去不能說也不敢說的往事:

記得老蔣由萬年國代投票通過當選第X任總統(國一下?), 我在週記不知好歹寫了些"反動"言論, 好像是"不是直接自由選舉, 沒有任期限制". 吳老師私下把我叫去, 還先向我道歉他把那篇週記撕掉, 提醒我這些東西太敏感. 我當時還很白目; 套句阿扁的話"有那麼嚴重嗎?". 多年後看到李敖提到在坐監時遇到個小伙子, 因為相信公民課本上說"人民有集會結社的自由"被抓去關. 原來傻傻相信公民課本說"人民有言論自由"的還不只我一個, 只是我運氣好碰到吳老師罷了. 其實這才是我對吳老師印象最深的一件事. (2007/4/12)

我回應興仁的信,又拋出了幾件事請同學一起來回想當年:

我倒是第一次知道,原來興仁年少時期即有如此單純的正義感。可嘆我自己直到大二、三時,因為一連串政治事件的刺激思考,也因為開始熟悉中國現代史的許多曲折,才開始成為具批判意識的知識份子……
在小孩的早熟或矇懂中,世界依然旋轉,天道仍舊無親。
……
再說說吳老師吧!除了上回提到的音樂課題之外,也許可以說說,畢業後與吳老師接觸的狀況。光華數年前在烏來與吳老師茶敘,是怎麼聯絡上的呢?
     附件中還有兩個影像檔,為了方便傳送,我都縮小了影像。一是吳老師在東師畢業紀念冊上的一段贈言,我好喜歡那樣的氣慨!一是是吳老師告別式後,更生日報的報導。(2007/4/17)

那段畢業贈言是給八五級初教系甲班的同學,上面寫著:

在這世上,我只愛一樣東西——
我最大的享受就是把它做的盡善盡美,
然後,有一天我可以驕傲的說:
我幹的就是這個!
        下輩子一定是個快樂的小學老師  吳老師敬贈


六、木柵行


網路同學會仍持續中,期待有更多埋藏的記憶再被挖掘出來。
吳老師給我的信基本上都保存至今,計十五封,分佈在1974年3月到1979年2月之間。五年的時間只有十五封信,其實不能算多。1979年之後,和吳老師就斷了音訊。真的想不起來是為什麼?也許一方面自己的人生進入了新的階段,另方面老師和師母到台東定居,不像在台北時見面比較容易吧?
高三到大二之間,持續寫了幾本日記。依稀記得大一時曾與同學陳富雄到木柵拜訪過吳老師:也曾在台北某處聆聽過吳老師一場有關兒童文學的演講(大二?);大二寒假且與子堅同往台東,借宿吳老師家,並且為吳老師製作兒童文學價值量表。
翻出日記,依時序讀過,發現聽演講與台東行正好是日記的空窗期,不見任何記錄,但是木柵行其實有三次,還有一次是與吳老師相約在台大心理系圖書館,吳老師教我如何運用檢索工具書。
三次木柵行,第一次與花崗同學陳富雄同行;第二次與陳富雄和壽豐同學陳景峰同行;第三次是我一人前往。日記中記錄了與吳老師談話的內容,摘記如下:

1977/10/26
晚上與狗熊到政大去找吳老師。……老師又談到,他認為一個人只要能夠想做一件事,就盡力把它做好,也就夠了。所謂「盡己之謂忠」,這又何嘗不是一種民族精神教育。……
儒家所影響的只是上層知識份子的社會,而下層社會大眾卻受陰陽家的影響甚大。政府不斷的推行破除迷信的工作,然有些迷信固應破除也,而某些所謂迷信,不但不可廢止,甚者須保留下去。……宗教方面的許多事,或者人們稱之為迷信者,實在就是廣大低階層社會民眾們活下去的理由。若將這人群的活著的理由拿走,教他們何以自處呢?……
老師借我方東美的《科學哲學與人生》。

1977/12/16
今天老師談話的主題有二:
1、師專生進去時都是第一流的,但出來時卻是二三流的,這是學校教育方向與方法不當所造成。且師專生的心理亦很特殊,因為他們來念師專大半是自己不願意的,便有一種委屈的感覺。看著以前比他們差的同學一個個上了大學,心裡更不是滋味。但他們不曾想過,他們也可在此創造出自己光輝的一面。(很少人能在教育中自尋樂趣)。
2、告訴我們一種讀書方法。讀二十分鐘,想十分鐘,前後貫串聯想,之後,我們所讀的才真屬於我們。依據教育理論,一件事是怎麼進去,便怎麼出來。因此,我們所學的若以一種最好的方法進入,它必將以最好的方式出來。
……
借了《中國南北文化觀》、《東西文化觀》、《中國文化的出路》、《論人》、《語意學與真理》、《卡納普與邏輯經驗論》、《思想方法導論》回去。
並,老師言在看其他書之前,能把《論語》、《孟子》再翻出來看,倒是比較重要的。

1978/5/7
老師勸我做學問要下紮實的工夫,切勿好高騖遠。一些基本的學問需徹徹底底從頭到尾有個概括的瞭解。基礎夠了,以後才能有所成就。並談到韋政通的一些治學方法。
老師說到我們剛進大學,一下突然進入學問的遼闊境界總是迫不及待的東看西看,然後和同學談時,又急著將自己所得的發表出。當然也聽到了別人的心得。當那些是自己所無時,則又覺惶恐,覺得自己知道的是如此之少。

三次拜訪老師都在大一,當時自己初次遠行,剛踏入大學殿堂,一方面有些徬徨,另一方面莫名的傲氣,卻又讓我目無餘子,覺得台大歷史系的老師與同學多不如想像。記得1977年十月,其實才開學不久,我初到木柵,也是第一次見到師母,總是在一番不知天高地厚的大話之後,吳老師笑著轉頭對師母說:「王健文說他還沒找到高手。」
二十幾天後,吳老師來信,信中提到:

說實在的,現今大學沒有幾個科系,尤其是人文方面,可以令人滿意的。台大會好一點,大概在豐富的藏書,還有一些名教授課可以就近旁聽。進了大學得靠自己唸書了。
現在讀書宜偏重有系統的翻閱,看時尤貴能隨手做筆記,時讀時想,關於讀書方法,如果在台北能碰面再詳談。(1977/11/19)

12月11日,吳老師再次來信:

過了一個期中考,對歷史系印象好一點了吧!不抱多大希望,只是針對系裡、圖書館的書或同學之間的蓋,應該可以從中得到一些的。

第二年,吳老師的來信中看到我的轉變:

已找到高手值得慶賀,畢竟發現別人的優點也不是一件易事。
……「蓋」可以天馬行空,讀書卻不可以。(1978/4/27)

這就是吳老師!他可以寬容我的莫名狂傲,體貼我當時的感受,卻又小心翼翼地,以一種不傷我自尊的方式,提醒我,如何與一個新環境相處,並如何發現其可取之處。
等待了半年,終於等到學生自己發現,其實自己沒有那麼了不起,別人也不是一無是處。吳老師居然還是以正面的語氣,肯定我能「發現別人的優點」(這事有那麼難嗎?)但是他還是謹慎地提醒我:「「蓋」可以天馬行空,讀書卻不可以。」


七、尋找吳英長………


其實,我所認識的吳老師,不過在1971年到1979年的八年之間。真正長時間相處也只有一年。那是吳老師二十三歲到三十一歲之間。我一直很好奇,這樣的吳老師是怎麼來的?又到哪裡去了?
只知道吳老師是虎尾人,南一中畢業保送政大教育系,服海軍役。這樣的歷程,是如何造就了我眼前的光?
二十九歲以後的吳老師,到了台東,他人生中最長的一段時間都在這兒。一遍遍讀著《懷思集》中,從台東師專、台東師院到台東大學的學生對吳老師的感懷,以及以「吳門弟子」為傲的心情。我一直想知道,我所認識的吳老師,特別是花崗、壽豐初試啼聲的那兩年半,與後來的三十年之間,有著什麼樣的連結?

今年3月1日,我到台南的讀你我閱讀中心,拜訪張維珊老師。維珊是台東師院初教系91級畢業生,她協助南大附小的溫美玉老師(台東師專77級畢業生)經營閱讀中心,而「讀你我」正是吳老師命名的。
我與維珊的對話中談到:

王:其實我蠻好奇,我是吳老師最早教的學生,他教國中一共才兩年半,花崗一年,壽豐一年半,之後他當助教,碩士畢業就到師專教書了,所以他長期帶的都是準教師,師專、師院的學生。我對他後來人生主要的階段完全沒有接觸,他曾經很短暫帶國中的兩年半,這是他實際的操兵演練,後來退居幕後,是一個培育老師的推手。我一直想,兩年半的第一線教學經驗,與後來成為老師的老師,能不能找到這兩者的連結?他後來教你時已經隔太久了吧?所以不會跟你們談到自己教國中的經驗?
張:很少。他有跟我談過一點,他只說他很帥氣,天氣很好就帶學生去看海。
王:有次我在海邊一個大浪打來,往回跑來不及,跌倒,衣服都溼了,他就帶我到另一個同學家……
張:就是你們這屆嗎?

維珊也告訴我,她大學畢業實習時,吳老師特別千里迢迢地帶她到台南來,就為了看溫美玉的上課。
於是,當我和溫美玉老師聯繫要做訪談時,特別請求到她班上聽一堂課,我循著吳老師走過的足跡,試圖去找到那種感覺。
溫老師的上課讓我開了眼界,我約略能夠體會吳老師為什麼要帶著維珊遠道來學功夫。
課後與溫老師的談話,說起她初出茅廬時,吳老師大膽引介在一個大型會議場合中公開發表,得到普遍好評時,吳老師對她說:「我以你為傲!」時,溫老師仍藏不住激動。

我閱讀吳老師高中及大學時期的日記,彷彿看到了青年吳英長內在的心靈世界形成過程,及其與背後的巨大影子。我閱讀《懷思集》中,吳老師同輩朋友追憶的陳年往事,讀到大學同學謝建章先生回憶1967年夏天的南方之旅,也讀到歷屆學生對老師的不同記憶與感念,特別是好幾位都談到,進入師範體系初期的迷惘與不安,在老師的引導下,逐漸走上了「樂在教學」的路子。這許多的閱讀經驗,其實都在與我自己所記憶中的吳老師在進行對話。

我試著尋找這些連結,通過這些連結,尋找吳英長。

尋找吳英長,繼續中…………


附記


2013/9/28 教師節,紀念我的啟蒙老師 ── 吳英長老師 (1948-2006)
這篇文章發表於2007年5月19日台東大學為吳老師舉辦的吳老師逝世周年研討會,每個發表人都是吳老師的學生,多半是關於教學研究的文章,唯獨此篇是吳老師的傳記書寫。
在我發表之前,兩篇論文都提到了這樣的句子:「借別人的光是要讓自己發光」、「因你的光讓我發光」,前一句話是吳老師一篇專書審查意見文的題目,後一句話顯然是前一句的改寫。由於我文中有一個段落借喻桃花源記中「彷彿若有光」,因此,會場陳述本文的開始,我說:「吳老師說:『要有光!』就有了光。」

除了我之外,花崗國中一年四班同學還到了兩位,胡光華從台北搭夜車來,謝金城遠從美國專程前來。
這是我在撰寫的吳老師傳記的第一篇,希望後續的內容可以在未來一年內陸續完成。
文中提到的彭明輝,是歷史學者政大的彭明輝,不是清華的彭明輝。吳麗君是歷史學者東華大學吳翎君的姐姐。

最後附上吳老師〈借別人的光是要讓自己發光〉一文,這篇審查文章中可以看到吳老師的認真與深刻的身教言教。




1972/5/16 給全班同學的信

1974花蓮海濱清晨的約會,我和光華同去北濱會晤吳老師,在沙灘巧遇金城。
3/29當天是吳老師26歲生日。

 
1974/4/19 長信最後一頁

1975/1/15 我高一正考慮選組問題時,吳老師給我的信。

1977/6/28 我參加大學聯考前,吳老師來信,信末有他的招牌簽名款式。

1978/4/29 大一下學期,吳老師來函,提到:「已找到高手,值得慶賀。」


「垂而不釣」
1973/1/26

 

附錄


借別人的光是要讓自己發光

專書研讀的評審意見

吳英長 2004/7/9

經驗是最好的老師?你會有這樣的質疑嗎?
教師專業的成長可以從自己的經驗去學習,經由反觀親身經歷而建構知識。但僅依賴自己的經驗容易自我設限而不自知,所以任何教師的學習還必須經常觀摩他人的教學或研讀專書,從別人的經驗獲取知識。教師若能善加利用這些替代性的經驗,他就能保證「源頭活水來」。

本縣專書研究計劃,目的即在擴充教育人員的替代性經驗。而此功能如要充分發揮,老師撰寫專書研讀心得時,必須把焦點擺在研讀專書如何「為我所用」。這也是我們兩位評審的共識。
我們認為「為我所用」的兩個層次:一是觀念的啟發,讓人心有所感而產生信心,這是「心動」;一是將觀念付諸「行動」,延伸原作者的主張。因為教學是一門要採取行動的學問,所以心動不如馬上行動。第二層次包括進一步印證相關的資料,或在自己的教學現場實際解決問題,發現可能的疑難。研讀者進行為我所用時,他必須記下個人負面的感受,及其所碰到的問題與解決之道。為此研讀者取之於作者,又還之於作者,取還之後更豐富了原書的內涵。

兩個層次的區別在於:第一個層次對原書偏重被動的接受,只是向別人借來翅膀,研讀者終究難以飛起來。第二個層次是主動建構知識,研讀者自己真正實際走一回,在現場自己操作、反省及修正,把別人的經驗變成自己的,然後他才可以在專業的天空任由翺翔。
根據上述兩個層次的為我所用,我們兩位評審選出好的作品:特優4件、優等8件、甲等10件。評為特優所研讀的專書「鯨魚哲學」、「協助學生做最棒的報告」、「別鬧了,費曼先生」、「山居歲月」。這四件作品的心得撰寫都重視第二個層次的專業成長的「為我所用」。不過「山居歲月」偏重個人成長,是個人生活哲學的反思,有助於刺激個人思考其所抱持的人生信念。若用在專業成長,該書可以配合多元文化進行主題教學。「別鬧了,費曼先生」的心得撰寫,作者特引用其他相關的科學實驗論文,延伸了費曼先生「實驗印證」的「科學精神」。不過他所舉費曼先生的「趣事」,尚未充分分析出費曼先生特別的科學研究精神,及其產生的威力與所必須承受的壓力。為了方便說明,以下我們只以另外兩本專書為例,說明如何加深專書研讀的為我所用。

「鯨魚哲學」和「協助學生做最棒的報告」兩本書的內容都偏重實務,是告訴人家怎麼做的實務手冊。「鯨魚哲學」以小說的形式來介紹「增強原理」(Reinforcement)的實際應用;「協助學生做最棒的報告」則是「讀書技巧」(study skills)的實際發揮,只是最後結果要寫成一篇報告。
「增強原理」或「讀書技巧」都是教育心理學的重要課題。大學生修習教育學程一定要讀「教育心理學」;現職教師的現場教學也必須有教育心理學的學理依據。不過如果同樣要求他們都撰寫這兩本書的讀書心得,之間要如何區隔?
一般教育心理學的教科書對此兩課題,僅做「概念性」(conceptual)的概要介紹,例如增強原理是什麼?它是怎麼產生的?有哪些種類?對行為的控制有哪些效果?等等問題與解答只是提供一個大方向,但缺乏「知覺性」(perceptual)的細節介紹,常令人覺得理論與實務不能配合,因此教師進入教學現場,就相當排斥大學念的理論性東西。
「鯨魚哲學」和「協助學生做最棒的報告」兩本書都提供了知覺性的細節知識,顧慮及如何在實務上應用,及可能產生的問題與怎麼去解決。解決問題的層面是要下放到當事人怎麼表現的,包括他必須敏感到是什麼時空情境下,預期可能會有什麼困難?他要怎麼做、怎麼說?而如果不行,他又要怎麼去調整?總結一句話,在實務上教師使用增強原理,他必須因人、因事、因地、因事而有所調整。

例如「鯨魚哲學」一書的主角人物威斯會詢問專家安瑪麗:實施「強調正面」(增強好的行為)時所碰到的疑難,如避免對方造成依賴,依對象不同慎選激勵人的東西(正增強物),以及褒揚別人的成就,必須誠心誠意,最後一點已涉及人際的信任關係,這是增強原理的提倡者史金納(Skinner)所沒有考慮的因素,但實際應用上卻扮演了關鍵的角色(原書的第三章)。原書的第四、五、六章都提到,當你把「強調正面」和「轉移負面」的鯨魚哲學,應用到公司員工或自己家人身上時,如果碰到對方不信任和抗拒時,你要怎麼處理,這也是實務上的關鍵問題。
所以如果想讓大學生感覺理論是有用的,那「鯨魚哲學」可以作為上完「增強原理」的補充讀物,心得撰寫的作業則要求他們從書上找出上述的疑難、解決之道及彼此的人際關係。至於現場教師必須實際運作,記下個人操作時的情境感受及碰到的問題與解決,提供後續者有意如法泡製時可依循的指標。被評為特優作品的A老師,他寫出如何正向肯定翹課學生的美術能力,及交代了上述細節,讓我們看到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同樣的道理,「協助學生做最棒的報告」這本書也可以作為上完「讀書技巧」的補充讀物,現職教師應強調實務的操作。但被選為特優作品的B老師,他使用書中提及的「KWL」(已知、想知、想再學)策略和四種讓學生願意投入的研究方式,試圖解決班上孩子交不出報告的問題。B老師沒有用具體的題目作例子,也沒有交代引導的細節與所碰到的困難,所以他所提供的經驗顯然不夠具體,因此參考的價值也大為減低了。
但不管是大學生或現職教師在研讀專書,都必須先對該書作整體的掌握,這可從研讀者撰寫專書各章節的摘要表現出來。A老師寫「鯨魚哲學」六章的摘要都能用自己的話寫出來,但B老師寫「協助學生做最棒的報告」全書六章的重點摘要卻沒寫清楚,引用專書原文也沒加上引號或以不同的字體表示。不過兩位老師都沒有捉住專書作者的內在思考線,即作者如何貫穿全書安排章節順序的。撰寫專書研讀心得如能在各章摘要之後,再附上作者內在思考線,將提供後讀者一張思路清晰的閱讀指南,也方便研讀者延伸個人的相關經驗。

「鯨魚哲學」的作者群,透過小說的筆觸介紹管理新法的原理和實務。前兩章先說明管理新法的技術及其背後的原理,但原理都會配上具體事例印證,讓人不會覺得原理太抽象。然後第三章預示運用管理新法要因應哪些情境而調整。最後四至六章則是如何運用職場和家庭,改善人際關係,進而提昇工作品質。
    「協助學生做最棒的報告」原書的兩位作者,在第一章就強調作報告要有興趣和能力。興趣是指研究的方向(題目),能力是閱讀文章(特別是說明文),能抓住文章結構。第二至第四章也是講能力。第二章去哪些找資料的能力;第三章是做筆記和訪談的資料整理能力;第四章是綜合前三章的能力,寫成一篇報告並出版的能力。第五章是報告的教學評量。第二、三章對各種能力的培養都設計成迷你課程,方便具體操作。兩位作者似乎告訴讀者交孩子做報告,需要借用迷你課程按步就班,逐一培養孩子該有的能力。

    專書研讀講求「為我所用」,是要把別人的經驗轉化作為自己的經驗,這樣借別人的光,自己才能發光。只有如此,經驗才能成為最好的老師。再者,多讀專書,更有可讀的專書,藉由研讀專書交換心得,大家可以搭著對方的肩膀,發展教師的專業知識,進而帶動研讀的風氣,所以,研讀專書,大家一起來!
93.7.9.完稿


2013年9月26日 星期四

臺灣如何誕生? _ 2003

臺灣如何誕生?

王健文 (成功大學歷史系主任)

中國時報 「藝文新聞」 2003.07.11


故宮博物院的「福爾摩沙─17世紀的臺灣、荷蘭與東亞」特展,春夏之交在臺北展出,眾所矚目,引領一時之風騷。文物之珍奇、氣魄之雄渾,都得到莫大的好評。然許多批評與議論也同時蔓延。爭論的焦點在於史觀的取捨,有論者謂:「臺灣」怎能在17世紀才「誕生」?從荷蘭人的觀點看臺灣,對早期渡海來臺的漢民族、特別是對於較之漢人更早來臺的原住民,將如何交待?
特展來到歷史現場臺南,更名「福爾摩沙─王城再現」,因緣際會,荷蘭各大博物館依約撤回借展文物,故宮乃增添若干本土文物。荷蘭味淡了,臺灣味愈重,看來原先受到非議之處,自然解消。但是,問題的根源還沒真正釐清,史觀的異同必須追溯到議論之原始,才能夠找到更適切的評論立場。
我非臺灣史專業研究者,對歷史事實的細緻考訂不能置一辭。但是「臺灣」──歷史知識探究的對象──何所指?「誕生」──祖源追溯的概念──在歷史知識建構中的地位如何?卻是我感到興趣的話題。
「歷史」有一實體,指涉過往的一切種種,「歷史知識」則是被建構出來的。歷史學家(其實每個人面對「歷史」皆如此)選擇部分他所認知的「事實」,編組這些被選出的「事實」,說出一個「故事」來,在說「故事」的同時作「意義」的「詮釋」。「事實」的認定有時有誤,「知識」的「建構」不免片面,因此,有關「歷史知識」的議論,必須進入到說故事的人的內在世界中,進入到說故事時的情境中。
「過去」不變地佇立在那兒,召喚「過去」來到人們心裡的是「現在」,「現在」則受著對「未來」的想像所牽引,這是「過去」、「現在」、「未來」的三角關係。現實的「尋根」往往決定了我們所認識的「歷史」是什麼,而對「現實」的認知則決定了每個人要追尋的「根」是什麼。因此,當故宮杜院長說「現代意義」的「臺灣」在17世紀「誕生」時,議論的起點應當是:所謂「現代意義」的「臺灣」是什麼?接下來才是,如果這樣的前提成立,那麼,這個意義下的「臺灣」是否的確可以溯源自17世紀?
那麼,你認為「現代意義」的「臺灣」是什麼呢?這樣的「臺灣」誕生於何時?這在建構屬於自己的「歷史知識」時,是重要不過了。但是也許更重要的是:你能否認知且尊重他人所認識的、與你所知不同的「臺灣」?當我們覺知「臺灣」其實是個「複數」的概念,因此,她也不可能只有一個「生日」時,也許這樣的「臺灣」,會是更真實的臺灣。


附記


2003年春天,故宮博物館推出「福爾摩沙─17世紀的臺灣、荷蘭與東亞」,這大概是故宮第一次以台灣歷史為主題的重要展示。福爾摩沙大展備受矚目,譽之所至,謗亦隨之,許多議論,紛至沓來。六月,移展至台南府城,成大歷史系也同時在校內的歷史文物館推出「大員紀事:十七世紀的台灣」專題特展。(請參見我的部落格中「等待春雷」一文)由於我是「大員紀事」的策展單位主管,協辦「福爾摩沙─王城再現」的中國時報在安排發表系列觀展心得與評論文章時,也向我邀稿,於是有了這篇短文。
這篇文字中,我想談的是一種對待歷史知識或歷史詮釋的態度。當我們能體認從不同敘事者的主體出發不可避免的「複數」歷史(詮釋),才有可能覺察自己的歷史詮釋並非「單數」(唯一)、更非「大寫」(神聖)。
當然,為免避免前段所述被簡化或誤解,我還是必須補充地說:歷史詮釋主觀多元,但歷史事實則是客觀唯一的。所有的歷史詮釋,必須建立在經過嚴格檢證的歷史事實基礎之上,同時並非鐵案如山,隨時接受再檢證與再修正。任何一個歷史敘事者,若是斷然宣稱自己的絕對客觀,以一己的歷史詮釋為唯一正當的歷史圖像,正好是暴露了他不能節制的主觀偏見。

最後,我願意重申文章末段,我說的那段話:

你能否認知且尊重他人所認識的、與你所知不同的「臺灣」?當我們覺知「臺灣」其實是個「複數」的概念,因此,她也不可能只有一個「生日」時,也許這樣的「臺灣」,會是更真實的臺灣。


   

2013年9月23日 星期一

一減一不等於零 _ 1990

一減一不等於零

曾平 《中時晚報》「時代副刊」1990.10.6


立法院新會期開議,第一天的戲碼,除了王聰松水攻梁肅戎外,要以勞基法84條的復議案撤回最為人矚目。第二天各媒體幾乎一致地譴賁王聰松的荒唐,並稱頌郝柏村的英明。其實這兩件事的意義雖然不同,其荒謬則一。
一面看報紙,我心中不禁浮出一幅景象:甲打了乙一個耳光,然後說我收回那個耳光,乙立刻感激涕零,伏地稱頌英明。當初復議案的提出,原是行政院的無理要求及通過黨政運作而扭曲正當結構的壓迫,我不清楚郝柏村在這過程中扮演什麼角色,但他作為行政院的最萵首長,無論如何必須為此負責。因此復議案的撤回,頂多只能說是郝柏村知錯能改,而且是在犯了大錯之後,在輿論與立法院的壓力下,不得不在尋求立委背書保證過關的條件下,改正了這個錯誤。輿論與立委固不必洋洋自得於其勝利,但因此而極力歌頌行政院的領導者,卻讓我困惑不已,分不清這件事的是非了。

同時找他想起了三個月前,在中國大陸,雷叔告訴我的那句話:「一減一等於零。」
六月間到了父親在福建省山區的老家,見到許多親友,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父親的老同學雷叔。
雷叔個頭矮小,但滿面的風霜刻痕,卻掩不住他那在憂傷中帶著堅毅的眼神。相對於山中務農的諸親友四十年來逆來順受,或是扭曲自己靈魂以苟存於那個「解放」後的社會,雷叔的遭遇與他永不屈服的意志,更為深刻動人。一九五四年,被打為臭老九的右派知識分子,第一次遭到整肅。六O年的大饑荒當中,芭蕉頭、樹皮,能下肚的就吃,曾經三次在路上,看到老婦人、小孩及抱小孩的婦人,強忍著自己的飢餓,將手中最後的食物救援了她們。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在全國各地掀起狂濤,幾億人跟著毛澤東的音樂起舞,雷叔是少數能保持清明理智的人之一,他認為各派之間的鬥爭,都只是不由自主在漩渦中打轉的傀儡罷了,不願表態於任何一派當中,又落了個「不革命」的罪名。三十多年來妻離子散,家破人亡,而今孑然一身。淡淡的一句「三十年的劫難」,背後是多少難以想像的傷痛與折磨。

一九八五年,雷叔得到平反。縣裡的高幹(包括縣長)擺了兩桌宴席,席中有人說,雷叔今天能夠平反,要感謝中國共產黨。雷叔立刻表示,當初害我的是共產黨,現在救我的也是共產黨,一減一等於零,我為什麼要感謝共產黨﹖席中諸人面面相覷,無奈地苦笑。
了不起的硬漢﹗歷史上的統治者,往往在荼毒蒼生之後,施了點小恩小惠,就要人民對他感恩戴德。像雷叔這樣貧賤不移,威武不屈,不隨世媚俗的人,在當前的中國,怕是極少數的稀有品種了。一減一豈只是零而已,兩桌宴席,幾句好話,又那裡抵得上三十年的苦難。傷害一旦造成,便永遠不可能平復。一減一只能是負數,不可能是零,因為那個彌補贖罪的一,永遠及不上傷害劫難的一。

也許在我們這個荒謬的政治文化當中,能夠不堅持錯誤已是難能可貴,因此郝柏村的知錯能改值得嘉許﹖但是同時我們又看到黃大洲的知錯能改(封閉基隆路和停水二案)卻受到抨擊。其中差別,則又是我們的政治文化中另一個荒謬面了。

有人說,要嬴得民心,最好的辦法是,先犯下一個大錯,再改正這個錯誤。人民會忘了你曾是魔鬼的事實,而歌頌救星的偉大。這樣的過程,發生在海峽彼岸的中國大陸,也發生在此岸的台灣。一減一不等於零,它事實上是個負數。但是如果我們反而當它是個正數,而且是極大的正數。如果我們要一再的稱頌這樣的「德政」,那只是在遨請另一個魔鬼的來臨﹗

附記


1990年在中晚的另一篇文字。當時執政的是郝柏村,因此成為我批判的焦點。
文章中的最後一段,是歷史學者熟悉的政治人物操弄手法。當然,今天台灣政壇,政治權謀日新月異,更讓人眼花撩亂。



KTV與休閒文化 _ 1994

KTV與休閒文化

去年夏天,和幾個朋友到西安去,第一天到碑林、南城牆走了一趟,晚間沿著南新街,打算轉東大街回下榻的人民大廈去,就在南新街路邊,看到一個露天卡拉OK茶座。
自從十多年前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尤其自臺灣開放探親以來,西風、港風、臺風漸染中國大地,臺港的流行文化襲捲中國,不但影劇、流行歌曲,早已「反攻大陸」,深入人心,而且許多港臺的娛樂形    式,也進駐大陸,成為當地人們的生活要件,KTV正是其中翹楚。我們所見到的卡拉OK茶座,在寬闊的人行道上,擺著若干客用桌椅,前方有架二十八吋電視和簡單的伴唱設備,客人點了歌,便上前高歌一曲,代價是人民幣兩元,飲料另計。由於是在開放式的公共空間,圍觀的路人亦時有人在,我們一旁觀看,對這種臺灣休閒文化在異地的    不同表現,很感興趣。當時趕著回住處,心想離開西安之前,定要來唱幾首歌,嘗試此地風情。
這種露天的公共式卡拉OK,讓我想起了七、八年前在臺灣盛行的卡拉OK,那是和這些年蔚為風潮的KTV大同小異的娛樂形式。同,是    同在這兩種娛樂都是以現成的歌曲伴奏,讓客人一展歌喉;異,則在    於早期的卡拉OK沒有MTV畫面,沒有跳動的字幕讓人掌握節拍,更重要的是,所有客人在同一營業大廳中,依桌號輪流上臺,執握現場唯一或唯二(對唱或合唱)的麥克風,當眾高歌,唱得好的,眾人飽享    耳福,唱得糟的,大家齊受凌虐。
因為早期的卡拉OK是在公共空間中,輪流點唱,同一時間只能有一組客人獻唱,於是因搶麥克風而發生爭執、甚至是兇殺案的消息,時有所聞。後來的KTV以專用包廂形式,同一包廂都是熟悉的同行朋    友,麥克風的「競奪」從陌生人間,轉移到熟悉的朋友之間,「搶麥克風」從此只是朋友間的玩笑,不再釀成社會治安問題。

KTV在六、七年前崛起後,迅速地取代了傳統的卡拉OK,自然有其有利條件。首先,MTV與卡拉OK的結合,讓一般人能夠不出大錯地跟上伴奏,不致因抓不到前奏、間奏的結束點,在臺上發呆,也免於節拍錯誤,荒腔走板的尷尬。其次,包廂的設計讓一些原本羞於在大庭廣眾之前「演唱獻藝」的顧客,因為聽眾的範圍減縮成朋友圈,於是在開頭的裝模作樣,故作沒興趣狀之後,也跟著搶麥克風,唱個不停。當然,因為改為包廂,麥克風的「競爭者」銳減,點唱率大幅提高,也是吸引客人的地方。
這種消費形態的改變,事實上內在的意義恐怕是文化形態的改變。傳統的卡拉OK開始受歡迎,在於它提供了非職業歌手滿足表演欲望的機會,這首先改變了由職業演藝人員表演給顧客觀看的模式,反而是由顧客花錢去得到表演的機會。但是,由於表演的公開性,讓許多人雖有潛在的表演欲,因而卻步。KTV經營形態的出現,是個重大的轉捩點,它以更多的演唱機會,更簡易的演唱形式(畫面、字幕),最重要的是,將公共空間轉化成私人空間,解消了許多人的羞卻與靦腆,在朋友面前,在一個擬私人隱密空間中,能夠放得開來,引吭高    歌。

KTV以它的簡易化和私密化,解消了不擅歌藝和害羞靦腆的人的疑慮,立即得到臺灣社會普遍的喜愛。但是這兩項有別於傳統卡拉OK的改變,卻弔詭地摧毀了傳統卡拉OK的最大特色。KTV的簡易化,讓    原本不擅歌藝,抓不到節奏的人,只是借助歌曲MTV的幫助,能夠唱完一首歌,但,他還是沒能真正「學會」那些歌。只要歌曲MTV不見了,大概還是一樣的荒腔走板。傳統卡拉OK的伴唱帶,只是提供了樂    隊功能,提供了非職業歌的表演空間,演唱者還是必須真正學會唱歌才得以勝任的。從這個角度來看,雖然唱KTV的人數大量提高,但真正的歌唱人口是否提高,仍大可質疑。
而KTV的私密化,更是改變了傳統卡拉OK的文化形式。以前的卡拉OK,固然因搶麥克風而時有爭執,但它卻形成了一個公眾文化。大家輪流上臺,自己表演,也傾聽別人的歌唱。聽到好的演唱,多半不    吝惜掌聲喝采;唱得不好,固然不能引發共鳴,也總有些人給予鼓勵「安慰」的掌聲。換言之,那是個公眾交流的場域,下焉者,固有喝倒采,搶奪麥克風,甚至鬥毆流血的,但是每個人都在當中體現和實踐與公眾交流時的對應方式。而KTV的私密化則讓卡拉OK式的休閒活    動,從公共領域退回到擬私人領域。當我們進入了KTV中,彷彿只是和家人回到自己家,和朋友到自己熟悉的地方,「租用」了店家所提供的場所、設備,唱歌給自己人聽。基本上,那是個熟悉而安全的場合,在那裡的活動只是重覆平日的生活方式,並未對自己的生活開展    出新的範疇。
我們的社會會迅速地接受KTV文化,事實上也反映了既有的文化形態中,對公共空間與公眾交往的疑慮與生疏,當然也反映了我們音樂教育的失敗(因為我們多數人沒法就著聲音伴奏歌唱)。因此當KTV出現後,很快便襲捲了整個卡拉OK市場,傳統卡拉OK僅能倖存於少數的「同儕酒店」中。這些店中,店主、夥計與顧客打成一片,顧客到來,不只是來消費,而是來尋找朋友,尋找某種精神上的歸屬感。顧客間彼此熟悉,自然它也就不是個陌生的公共空間。到這類地方的老顧客,沒有人會希望把自己關在個私密的包廂中,只和三兩朋友,對著一架電視唱歌。因為從老板到顧客都是熟悉的自己人,因此大家喜歡在一個大廳的公共空間中,一起分享歌聲、歡樂與悲傷。

有趣的是,當KTV以它的私密性嬴得了臺灣社會大眾的喜愛後,卻又因它的普及性成了公共生活中的重要活動形式。許多的團體活動,都會安排卡拉OK歌唱的節目,在這裡,當然是公開性的演唱,而非    KTV式的隱密小圈子。藉著「私密性」,使得這種演唱方式普及化,而致使在公開場合中,因為它的普及,成了公眾活動的重要項目,這也算是一種弔詭吧!更因為卡拉OK歌唱的公眾化,它也成了公眾人物著意的對象。不論歌喉如何,政客們也往往要在公眾場合引吭高歌,以討大眾歡心。(效果如何有待評估)當然,幾年前郝柏村任行政院    長時的「三點半」禁令,惹起的一陣風波,至今早已不見痕跡。看到現在    KTV興旺如昔,都市夜生活繁華依舊,如今下野的郝先生不知是否感受到當年的「一肚子不合時宜」?

當然了,「時不時」和「宜不宜」恐怕也是兩回事,現實情境和我們所眷戀的景物,也往往異途。西安的路邊卡拉OK也許是牽就於物質條件的簡陋,但這種開放的生活空間,卻讓我不由自主地懷念著過去的傳統卡拉OK,不過是幾年工夫,傳統卡拉OK幾乎全面由KTV取代,這年頭的物換星移還真是快得讓人難以消受。

附記

1992年,我應聘到成功大學歷史系,一些習慣處於台北學術核心圈子的朋友,當時戲說我是「南下牧馬」。
開始那幾年,富士的夫人曉容擔任《北縣文化》主編,在曉容的邀請下,我在《北縣文化》發表了幾篇文字。

劉曉慶與KTV _ 1990

劉曉慶與KTV

曾平 《中時晚報》「時代副刊」1990.8.29


據報載,郝柏村院長到濱江市場視察,順便作了個民意調查,結果發現每一個須清晨兩三點起床工作的果菜花卉商人,都不曾去過KTV、MTV,而且表示限制營業時間到清晨三點,對他們並無影響。郝柏村大樂,豎起大姆指讚揚這些善良的老百姓,說:「規矩的人是不會到那種地方的。」
這項報導讓我想起了柏楊在《家園》中寫的一段軼事。北京豆花飯莊裡,一位素負清譽的老魚類學者,巧遇電影紅星劉曉慶,茫然不知劉某何許人。劉曉慶很驚訝地說﹕「我在演藝圈裡,是代表青年思想,你不知道我,大概是不關心青年。」
劉曉慶能否代表中國大陸青年思想有待考證,她容或過於自負。一個魚類專家只要能在他的本行有所成就,就值得敬佩,他也不必要知道劉曉慶其人。但劉曉慶的話卻有幾分真理。如果要關心中國大陸青年,不了解劉曉慶、張藝謀、崔健、劉曉波,甚至是「腐化」的資產階級生活型態,恐怕是有問題的。就如不到KTV、MTV、股票市場看看,不聽聽羅大佑、小虎隊的歌,不看看侯孝賢、周潤發、梅艷芳的電影,也不可能了解台灣青年。魚類學者可以不知道劉曉慶,可是鄧小平、李鵬不能不知道。同樣地,李登輝、郝柏村如果不了解羅大佑、小虎隊,怎麼了解台灣的青年與少年。
於是如果有關心,那只是以關心者為主體的關心,至於被關心的對象,究竟他們想的是什麼,要的是什麼,都無關緊要了。因為我關心你們,所以你們必須依我所指導的路子走,如果你們自以為是,那是不知好歹。KTV、MTV是不規矩的人才去的地方,我不嚴予取締已經是大發善心,不,應當是姑息養奸,愧對良心了。如今只是限制營業時間到清晨三點,真搞不懂你們還要爭什麼﹖規矩的百姓會在清晨三點鐘還不回家嗎﹖
我無意去爭辯限制KTV、MTV營業時間的措施是否恰當,只是郝柏村院長那句「規矩的人不會去那種地方」讓我憂心。要一位七十歲的老先生充分了解社會的許多新生現象,了解年輕人,原是十分困難的事。對一般無涉權力的人,也不必作那樣的要求,人本來就是各適其是。可是一個政治上的領導者。如果不能夠了解和他不一樣的想法,如果只是簡單地排斥陌生的事物,那就十分危險了。
我很了解道麼做的難處,幾個月前,為了想知道當今青少年風靡小虎隊的現象,特地看了幾次我個人很不喜歡的「TV新秀爭霸戰」,坦白說,我至今不能充分了解這種青少年次文化。才不過相差十歲,了解就那麼困難,有恍如隔代之感。我自然不能期望老一輩的政府首長能夠了解那對他們更加遙遠的東西。但是,至少要表現出進一步認識的企圖與誠意,並將這樣的認識作為政策決定的必要程序之一,這是一個民主社會的政治領導者必備的修養。真正的關心以了解作為基礎,而關心的方式必須是關心者與被關心者互為主體,民主必須由此做起。

小心多數暴力 _ 1990



小心多數暴力

原題﹕「所謂KTV限時營業的民意基礎」

 

曾平 《中時晚報》「時代副刊」1990.12.14


從十一月十八日凌晨展開的取締KTV等逾時營業的行動,一直風波不斷。政策是否違憲?取締有無法律依據?政策是否與時代、社會脫節?政策執行過程中決策者、指揮者與第一線執勤人員之間的互動……幾乎任何一個環節都引人爭議。郝柏村以他鋼鐵般的意志執意要貫徹這麼一個問題叢生的政策。有人在報端建議,「朝令有錯,夕改何妨」。郝柏村雖然承認他不了解何以許多人晚上不睡覺,但是卻始終不能也不願去接受他所不了解的事物,或甚至嘗試去了解,作為政策檢討的依據。
當KTV限令執行前兩天,各種問題浮現之後,郝柏村輕車簡從,親自上第一線巡察。一方面批評有些業者的安全設施不好(這是事實,但是與限時與否有何相干?難道三點以前就不會發生火災?),另方面更堅定地宣示,KTV限時營業得到多數民意支持,政府必須貫徹執行。
確實有個民意調查顯示半數以上民意支持該政策。這一事實,一般多著眼於對民意調查公信力的質疑,但是,這背後卻隱藏著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是否具有多數民意基礎即是正當的政策?也就是:多數人的意志是否必然可以正當地實現?
當然這些年來大大小小的民意測驗極多,其中多少有具公信度者,尚待商榷。現在且退一步,假設,該民意調查是可信的,那麼政府的這項決策是否因此而可以正當地執行?
長久以來,「民主」二字一直是此地官方與民間具有共識的口號與標籤。戒嚴的時候,自以為是「自由中國」;如今解嚴了,自然更是「民主中國」了。但是一般國人對民主的認識,恐怕還僅止於「少數服從多數」的數人頭原則。偶或想起「多數尊重少數」,但多數如何尊重少數就不得而知了。這種粗糙的民主觀,正好是多數暴力的溫床。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剝削顯然易見,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壓迫卻往往披著正義的外衣。如果作個極端點的假設:若在希特勒的時代,德國進行消滅猶太人與否的投票;或稍早在種族歧視更嚴重的時代,美國要經由投票決定迫害黑人的政策,通過的可能性都相當大。這樣的多數民意決策是否正當?南非少數白人對多數黑人的剝削舉世譴責,但是世界上那個角落沒有多數對少數的壓迫呢?
因為「現實的需要」,因為「多數民意的支持」,所以KTV限時營業政策雖無法律依據,仍勢在必行。這是我們行政最高首長的邏輯。KTV決策違反憲法對人民工作權、自由權的保障是顯明的事實,政策所依據的違警罰法是違憲的惡法也是不容置疑的。如果因為決策者個人主觀的判斷,或是一時一地的多數民意反映,就可以不顧國家的根本大法,剝奪人民的基本人權,最終的結果將是每個人的人權都得不到真正的保障。憲法的真正精神在於防衛每一個人的基本人權,而民主社會的多數同意原則,也必須建立在每一個人的基本人權不受剝奪的基礎上。剝削與迫害不只是少數人的壟斷,也表現在多數人的專斷。只有落實對個人基本人權的保障,「服從多數」才具有積極的建設意義,「尊重少數」也才有實現的可能。至於在現實政治的操作下,名義上的多數人利益,常常被技巧地轉化成支配者的利益,則又是另一個複雜而緊要的問題了。


最後,我必須要引述鈾233的發現者約翰‧哥夫曼(John Gofman)在一篇反核文字〈喬治‧歐威爾說得還不夠〉中的一段話。我由衷地同意他的想法:「我反對由於求生活富裕或任何其他目標而有任何權利違背個人天賦人權的說法,不論說話的是多數、少數還是獨裁者。接受任何多數人或獨裁者的這種權利,就是接受了『權力就是真理』的原則。」「政府唯一的適當角色,在於保證無任何個人或團體違背其他人與生俱來的權利。」





附記


23年前發表的一篇文章,針對郝柏村執政時的一項政策提出批評。當年個案的細節已不復記憶,但是這篇短文所討論的普遍原則仍是我至今堅持的理念與態度。
如果今天重寫這篇文字,大概不會再出現「不容置疑」這樣獨斷的措詞。但是在解嚴多年,台灣社會(包括許多知識份子)仍然游走在「民粹」與「民主」之間,民主與多元化社會必須具備的溝通環境依舊缺如,我想,這篇文章所談的淺白道哩,還是有必要重申。

1+1=2,不會因為大家都說1+1=3,就改變了這個答案。
一個人、一個家的基本人權,也不會因為大家都做了與你不同的選擇,你就必須讓渡。

大埔事件如此,關說事件亦如此。

2013年9月21日 星期六

啟蒙的重量——紀念吳英長老師 _2006

啟蒙的重量——紀念吳英長老師

                            王健文 成功大學歷史系教授(花崗國中一年四班 1971)

我一直努力做一個平凡的人,當然我不是沒有想到過不平凡。我以教書作為我的終生職業,在別人眼光中,只是不足為奇的小勾當而已,可是我卻發現其中大有可為之處。人的價值並不需要經由他人來肯定,只要自己肯堅持,那麼看似平凡,也會顯出幾分不平凡來。
吳英長,1974年4月19日

歷史中存在著關鍵年代,,生命中也存在著關鍵時刻。關鍵年代留下的刻痕,成為後來者的歷史印記,如影相隨,長相左右。關鍵時刻有時如同拋下錨錠,生命從此凍結,無論如何向前航行,始終迴旋盤繞,糾纏不休;有時則為往後的生命航道定向,從此決定人生的基調。
1948年離開舉家被驅離巴勒斯坦的薩依德(Edward W. Said),晚年時出版自傳《鄉關何處》(Out of Place),封面上的少年薩依德,清楚地告訴讀者,他所開創的後殖民文化批判與省思,無非是回應十三歲時的生命際遇。於我而言,1971年處暑,當我正告別愚騃童年,迎向慌亂無措的青春歲月時,與吳英長老師的相逢,決定了我的生命基調,十二歲那年也成為我生命中的關鍵時刻。

32年後,當我承擔成大歷史系行政工作時,在系網頁上一封給同學的公開信中,如此陳述我的啟蒙經驗:
「系館裡,在我的研究室中,掛著三十年前一位國中老師送我的一幅畫,畫面中的小男孩手執釣竿、從容安詳地坐在溪邊,身旁是一隻低頭望著水面、彷彿期待魚兒躍出的小狗。畫框背後,老師題著『垂而不釣』的贈辭。這四個字多年來如影隨形地縈繞在我心底,無日或忘。
這位老師帶給我少年時代第一次深刻的啟蒙經驗,吳英長老師只教了我一年,對我的影響卻是一輩子的重量、甚至綿延至我與自己孩子的對話。是他第一次告訴我什麼是多元與寬容,怎麼樣盡其在我而不求回報;是他開啟了我對知識、對人文的好奇與品味,也建立了我在邏輯思辨上的基本能力;是他開始提醒我反省習以為常的世俗價值,思索每個人存在的獨特意義。」
1971年,青年吳英長剛從海軍預官役退伍,政大教育系畢業的他,選擇到後山花蓮,開始教育志業的「第一件差事」。於今想來,我只能感謝天,在國中開學第一天時,有些緬靦的吳老師,站在講台上,展開了我們全班一年的驚異奇航。
  花崗國中一年四班,是吳老師一生志業的起點。1999年,我與吳老師在闊別二十年後重逢,談起28年前的那一班,慚愧的是,他記得的同學還遠多於我。1974年4月19日,國中畢業前不久,當時在屏東師專擔任助教的吳老師,寫了一封長信給我,其中一段是:
「帶您們時,我總是嘗試地提供各種刺激,引發多種興趣,目的希望您們不要太早限制了自己能力的發展。如果您再仔細回想一下,相信您會發覺國中的第一年,您確實經歷了很多。如今三年一晃即將過去,我們所應該追問自己的該不是校方的公佈欄上,自己的大名一共出現了多少次?而是該想一想:三年中自己真正學得了什麼?自己讀書的能力或習慣是否有所增進?自己的情緒是否逐漸趨向穩定?或者已經能夠肯定出幾分真我了呢?這些問題,自己內心最明白,分數是唬不了的。」
什麼樣的刺激呢?是打破慣習,讓我們用硬筆寫週記,並明白宣稱,書法很重要,但是應留到書法課來學習?
是破天荒地在數學課上併桌分組,並表示隨時可以在小組內輕聲討論?
是利用自習時間,帶我們到距學校五分鐘路程的海濱,散步、發呆、撿石子、談天說地,消磨半個小時?
是在暑期輔導課的第一天第一堂課,抱著百多本書,要同學每人至少帶一本回家閱讀?(而我被指定的是:捷克作家穆納谷的《權力的滋味》,英國作家歐威爾的反烏托邦經典《一九八四》,日本學者早川的《語言與人生》,語意學家何秀煌的《記號學導論》)
是在週記上詳細回應同學,並稱呼同學為「您」?是親自訓練班上的排球隊,並傳授拔河要訣,與我們共同在烈日下揮汗、在晚風習習時賦歸?
還是在童訓課上,為我們「出基本教練」,嚴格要求立正若干分鐘不得動彈?

沒錯,帶給剛步入青春叛逆期的我們許多解放思維與實踐的吳老師,卻為我們「出基本教練」。因為他認為,在特定時刻對自己身體的嚴格要求,是鍛鍊意志的一種方式。

當我在吳老師去世近月,驚聞噩耗時,寫信給「四班」老友謝金城,如此追憶:
「吳老師猝逝於課堂之上,告別於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舞台,重於泰山。台東大學的學生為他將靈堂布置成課堂,告別式成了吳老師的最後一堂課,我深深感動。你一定記得國一時,吳老師為我們『出基本教練』時,教我們唱的一首軍歌:『男兒立志在沙場,馬革裹屍氣浩壯;金戈揮動耀日月,鐵騎奔騰撼山崗。』英雄戰死沙場,精神永不凋零。」
失聯二十多年最近才意外重逢的金城,在回信中寫道:
「看到電郵標題,心頭凜然,大約就知了。隨後浮現腦海的自然就是三十多些年前一格又一格的舊影舊事,如此的時空填上邈遠的記憶,真可以說得上是如夢如幻了。半晌間揮之不去的舊影是他溫吞的模樣,站立在國聲戲院票口前等著願意去看免費電影招待的弟子,雖然每次多是個位數,他還是一個月來一次戲院前等著。」
金城補足了我已失落的記憶。看電影的事,我所記得的是:國中二年級,吳老師到了壽豐國中(同在花蓮),有一回,電影「屋頂上的提琴手」在花蓮上映,吳老師寫信給班長(邵厚潔?),請他轉告同學,這是一部好片子,某日某時,吳老師在戲院門口(我記得是中美戲院?)等大家,願意去的,老師買票請同學看。但我的確不記得還有多次國聲戲院的事。
國二時,每當吳老師寫給班長轉全班同學的信,張貼在教室公佈欄時,同學每流連於此,誦讀再三。甚至那一年的班遊,全班同學一致決議到壽豐國中去找吳老師。對吳老師這樣的熱切懷念,對當時的班導師來說,多少讓他感到有些不悅。

今天想來,二年級的導師,一位略有舊文人氣質的國文老師,從傳統角度來說,其實是位好老師。但是在吳老師的深刻影響下,我們似乎有著「曾經滄海難為水」的感受。國中三年級時,我在一封信中對之後的幾位老師表示失望,吳老師回信如是說:
「不滿意的日子,往往是自己招惹的。○、○、○等老師總是不能令您滿意,這不能苛求他們,做為時下的一個老師,只要他在上課時,能夠把他的本行貢獻出來,已是難能可貴的了。如果您還是覺得有所欠缺,那就要靠自己設法去滿足了。當然我也不滿意這種教學,可是,再說一次,不要苛求別人太多。」(吳英長,1974年3月8日)
這就是吳老師,當時還未滿三十歲的吳老師,身體力行地告訴學生,什麼是尊重與寬容!

有一回,到音樂教室等待上課,正好音樂老師請假,十三歲的少年自是吵雜喧鬧。隔壁另一間教室的另一位音樂老師極為不悅,過來斥責,並罰全班同學跪下。
吳老師得知此事,面色凝重地教訓我們,記憶中從來未見他如此疾言厲色。他說,每個人的膝蓋不能輕易彎曲,只有兩種對象我們可以下跪,一是敬拜的神明,一是自己的父母。除此之外,不能對任何人下跪。我們應該向那位老師承認自己的過錯,但拒絕下跪的懲罰。
我永遠記得這件事,那也是我一生唯一一次受到那樣的屈辱。吳老師心中的憤怒可想而知,我不知道後來他是否在學校中和那位老師有什麼不愉快的應對?但是對我而言,是第一次省思捍衛自己的尊嚴之必要、與個人尊嚴之不可讓渡。

國中第二年,吳老師到了另一個學校,我和他持續通信,斷續見面,最後一次見面,似乎是在吳老師當時任教的臺東師專。之後,也說不上為什麼,就斷了音訊,往後二十年,雖然時在念中,卻始終不曾有過片語隻字的往返。直到七年前,一個偶然的機緣,我和吳老師才相約在臺南重逢。
七年前,老師還在臺東師院的初教系教書,到崇明國小主講一個關於兩性教育的研習班。睽違已久的吳老師,在新光三越地下樓咖啡座,談起他對師院學生在第一次上課時說的一句話:「我不能夠教你們怎麼教好每一堂課,但是我可以教你們成為一個有尊嚴的老師。」
大哉斯言!「尊嚴」二字,誠於中而形於外,既是起始、也是終局,一個「自尊」的人,才能懂得如何尊重他人。

1999年與吳老師的重逢,我與妻春蘭在成大附近的轉角餐廳與老師敘舊,席中談起許多塵封已久的往事,感慨良多。吳老師說起,另一位四班同學也才剛和他聯絡上,也是相隔二十多年後的重逢。離席之前,吳老師舉杯敬我和春蘭,他說:「謝謝你們,讓我知道做一位老師是很有尊嚴的事。」
千言萬語無法表達謝意的,當然應該是我而不是老師。但是這個故事,我也常說給在成大教育學程中上課的同學。教書是個清寂的事業,一個認真的老師,往往付出許多,卻難有立即的回報。但是只要你真誠地的對待學生,你的一言一行也許牽引著學生的人生而不自知。也許在某個角落,你的學生對你感念於心,而你毫無所悉。也許他始終沒有機會對你表達謝意,也許他在二十年後,意外地來到你面前,告訴你,你如何地影響了他的一生。

寒假期間,教育研究院籌備處舉辦國中小社會領域教師研習,我受邀參加,主講「中國史的教學」。我的場次在二月七日上午,當我看到主辦單位給我的課程表時,意外地發現,下午的講者正好是吳老師,講題是「社會領域的閱讀與教學」。我特別請主辦單位安排讓我與吳老師共進午餐。當天一早到了三峽會場,卻看到吳老師早已到場等候,並臨時權充我演講時的主持人。下午的一場,我也特別留下,重作一次學生,聆聽老師的演講。
如今想來,那是上天賜給我的最後一個福份。原本教育研究院找我參加的是去年夏天的研習,我有事臨時推辭,才改為今年寒假的場次。研習有數日之課程,我也未必能如此巧合與吳老師安排在同一天、上下午錯開。1972年以後,我沒有那個福氣在課堂上向老師學習,甚至連6月6日告別式上的最後一堂課,都沒法能趕上。2月7日,吳老師主持我的演講,驗收三十幾年來我的學習成績;我聆聽老師的演講,重溫少年時代舊夢。那是吳老師特別為我安排的最後一堂課吧!

這些日子,常常想起吳老師在「出基本教練」時教唱的第一首歌,雖然是陽剛氣十足的軍歌,但是「男兒立志在沙場,馬革裹屍氣浩壯;金戈揮動耀日月,鐵騎奔騰撼山崗。」這幾句歌詞始終迴盪在耳際。吳老師在課堂上揮別學生,我想也是他自己選擇的告別姿勢吧!
英雄戰死沙場,精神永不凋零!

附記


對我一生帶來最深刻影響的啟蒙老師吳英長,2006年猝逝于台東大學講堂。吳老師生平摯友洪文瓊老師編輯《懷思集》紀念遠去故人。吳老師國中老師階段的四個學生寫作紀念文字,包括花崗國中時期的我,壽豐國中時期的彭明輝(政大歷史系教授,非清華動機系教授)、花蓮中學英文教師吳麗君(東華歷史系吳翎君的姐姐)、時任外交官人在東京的陳子堅。
那一年九月,我到台東參加吳老師百日紀念活動,見到久違的師母左老師。之後,我向吳師母請求,希望能為老師立傳,幸而得到師母同意。
傳記寫作蹉跎至今,希望能在今年內完成,報答師恩於萬一。
 

2013年9月20日 星期五

就這樣來到五條港 _ 2004

就這樣來到五條港

                                            
是迷途呢?還是郭柏川先生幽冥中引路,我們走著走著,意外地來到了五條港。我彷彿看到運河港道上,「手撐仔」的帆影穿梭;碼頭邊苦力們裸露著上身、大汗淋漓往來裝卸貨物;三郊行商,立廟興學,造橋鋪路。巷道曲折、街屋狹長、廟宇林立、香火鼎盛,每年五月初五水仙尊王誕辰時,善男信女輻輳,熙來攘往、摩肩接踵,祝願平安、祈福消災。
「水仙宮外盡成途,滄海揚塵信不誣!短短牆堆紅靺鞨,家家籬繞綠珊瑚」如夢似幻,昔日繁花錦繡,而今安在?滄海桑田,港道淤塞日久,水仙宮侷促於市井之間,不見舊時前後三進的堂皇景象。據說日據時期因市區改正,拆毀後殿,僅存前殿殘貌。消失的後殿,雕樑畫棟,流落人間。府城名畫家郭柏川先生,歎其雕工之精美,悲其命運之隕越,乃搶救其中部分殘存木雕構件,收藏於任教之成大建築系,作為學生課業學習素材。1976年,郭柏川先生仙逝;同一年,歷史文物館成立。次年,建築系梁小鴻教授、洪見振主任,將這批木雕移贈文物館。歷史文物館典藏緣由曲折如此。
本館「大員紀事──十七世紀的臺灣」專題特展,在去年秋冬之交謝幕之後,成大歷史系全面清點、登錄、維護典藏文物,其中最有價值的無過乎木雕構件與二、三十年前歷史系師生「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實作的碑拓。我們初步的決定是,下一個特展以館藏文物為中心,於是商請何培夫教授,以臺灣碑碣與生活為主題,搭配水仙宮木雕構件,設計展出。但是,木與石如何結緣?怎樣在同一項特展中並陳而不覺勉強?我們原無清楚想法。
因緣際會,陳梅卿教授引進了以五條港地區為基地的「府城扶輪社」與「五條港發展協會」,共同主辦這次特展。由於水仙宮是五條港區的三百年古廟,正好能以水仙宮木雕構件為焦點,引領觀者進入時光隧道,重返五條港,拜訪府城西郊三百年的春華與秋霜。何培夫教授的碑碣、拓本,也鎖定在與五條港區有關的物件,於是由陳信雄教授和陳梅卿教授帶著歷史所盧泰康先生、建築所吳秉聲先生,整理文物,撰寫文稿。建築系徐明福教授、陳世明教授參與策劃展示與活動安排。王麗芬小姐實際執行一切策展事宜,建築所郭美芳小姐規劃木雕構件的再現形式。府城大木匠師陳天平先生指導木構件的組合形態,水仙宮、神興宮執事慷慨捐輸,安平剪黏大師葉進祿、葉明吉父子投入剪黏修復;開展前多日,陳信雄教授領導佈展團隊、日以繼夜地工作,三更半夜、文物館內猶燈火通明。風雲際會,三百年來的「五條港」竟如此翩然降臨成功湖畔,與原來座落在五條港西南側、三十年前飛來東城垣的小西門,再成佳偶。
重訪五條港,是一次奇幻迷離的經驗;消失的水仙宮後殿,在歷史文物館中復活;就這樣,我們再一次來到五條港!

附記

「歲月‧雕琢‧五條港」專題特展展場內第一塊看板的文字,由我執筆。策展人是系上陳信雄老師。

驚蟄 _ 2004

 

代序──驚蟄

從癸未年季冬到甲辰年孟春,十多年來未有的嚴寒掩襲全臺,連向來只識得暖冬滋味的南臺灣,也凍得草木寥落,生趣索然。正當總統大選的煙硝味瀰漫,政治人物玩弄權力遊戲的同時,成功湖畔的歷史文物館,以成大歷史系師生為主體,結合成大建築系、臺南藝術學院、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傳統技藝大木匠師、府城扶輪社、五條港發展協會的熱心人士,跨學科、跨學校、來自社會各領域的朋友,正寫著成大校園中一頁新的故事。
接續著去年6月起歷史文物館盛大推出、也嬴得極佳口碑的「大員紀事──十七世紀的臺灣」專題特展,本系與「五條港發展協會」、「府城扶輪社」共同策劃了「歲月‧雕琢‧五條港──府城碑碣與水仙宮木雕展」,以郭柏川先生所搶救,拆除超過七十年,入館典藏近三十載的水仙宮木雕構件為核心,搭配本系何培夫教授所提供的碑碣、拓本,重現近三百年來府城西郊五條港的美麗與哀愁。
大寒初渡,春分時節,陽光乍現,策展工作進入緊鑼密鼓的最後階段。陳梅卿、陳信雄兩位教授盡心盡力;王麗芬小姐、盧泰康同學領導歷史系同學整理館中典藏文物,策劃這次的展覽;建築所陳世明、徐明福兩位教授,郭美芳小姐、吳秉聲先生共襄盛舉。府城扶輪社、水仙宮、神興宮諸社會賢達人士慷慨捐輸、商借文物;歷史文物館在「大員紀事」之後,終能穩健地踏出再生後的第二步。
歷史文物館建館二十八年,曾經有過篳路藍縷、但彌足珍惜的甜美回憶;也曾在默爾多年後,在去年遭遇前所未有的艱險。否極泰來,邁出的第二步才是最嚴酷的考驗。水仙宮木雕構件殘存垂七十載,雖曾以單獨構件作為藝術品分別陳列的方式展示過,這次卻因郭美芳小姐的精心巧思,局部以立體搭造再現風華,重建歷史情境。蟄伏多年之後的再生,令人驚豔。
歷史系館前黃花風鈴木盛開的驚蟄時分,成功湖畔、小西門側的歷史文物館,再次邀請對歷史帶有溫情與敬意的朋友,一同領略三百年府城西郊的繁華似錦與滄海桑田!

王健文 謹識 2004年仲春
成功大學歷史教授兼系主任


附記

「大員紀事」之後,歷史文物館在第二年春天,再次推出一檔令人驚艷的專題特展「歲月‧雕琢‧五條港」。這篇文字是導覽手冊的序言。

讓我們併肩向前走 _ 2004

讓我們併肩向前走

《讀歷時代》出刊在即,同學索序於我,自當承命。回顧過去,《史音》、《走在歷史的路上》、《史學》……,也許有一些我不知道、或是我忘了的學生刊物,都記錄著成大歷史系曾走過的足跡。有的創刊即成絕響,只有一屆的短暫生命;有些支撐較久,在一個年代中,綿延幾成傳統;但可惜的是,沒有一份刊物能夠跨過兩個年級,蔓成不同世代同學的共同記憶。這是同學四年(或五年)畢業離校的間歇性斷層所造成的結構性困局,但是,那真的是學生刊物不可迴避的的宿命嗎?
五年前,我在《三十而立:成功大學歷史系三十週年系慶專刊》中的一篇短文,有這麼個想法:「學生活動最大的致命傷就是他們的流動性,每四年就輪替一次,因此最難做到的是延續而能成為傳統的工作。因此我建議他們思考一些可大可久的活動,簡言之,就是會讓各屆的同學都感到有意義,但又是一兩年做不完的事,比方說,通過長期而大規模的口述歷史及檔案整理,述說成大歷史系的故事;或是與建築系合作,用比較生動活潑(甚至包括活動的設計)整理成大過去的故事。尤其是,這些事必須有魄力、長期、大規模地做;要動員更多的同學,同時要一代傳一代,也許在三、五年,甚至更久的時間內,才能夠大致完成(當然可以設定階段性的目標)。如此,即使無緣在校園中見面的學長、學妹,卻能在共同致力的同一件事上,感到彼此聲氣與心靈的相通。」因此,當時我建議同學思考:「怎樣能設計更有生命力的活動形式,既有傳承的香火,又能夠有不同的內容,異與同之間,結合而成一條綿延不絕的長河,而不是每年都重複同樣的片段。」
明年還會有《讀歷時代》嗎?五年後、十年後、三十年後,還會有《讀歷時代》嗎?
當然了,要面對這些問題的,可能已經是即將接手的新系會了。一年後,我也會卸下行政職,另一位老師會接下系主任的棒子。一個浪頭接下一個浪頭,唯有在底層更深沉的力量,才能讓潮浪連成一片汪洋,瀰漫六合之內。同學們,有志者盍興乎來,讓我們一起向前走!

2013年9月19日 星期四

『自己的樹』──給同學的第三封信 _ 2003

『自己的樹』──給同學的第三封信


7月27日,大學招生放榜前不久,一位署名Han的高中應屆畢業生,在系網頁留下了她的困惑:「法國年鑑學派奠基者,布洛克在其著作史家的技藝在其緒論的第一句話:告訴我,爸爸,歷史有什麼用?……這個問句,帶著那個執拗的年紀令人難堪的率直,其所提出的問題,無非是歷史學的正當性的問題……我是一個等待放榜的高三畢業生, 也是一個如同布洛克般困窘的大一新鮮人……這次角色對調,我的父親問我:告訴我,女兒,歷史是什麼?歷史有什麼用?可是,我能這樣告訴他嗎?歷史」由於網頁留言版的字數限制,Han並未完整寫下她的解答,卻也興味十足地在「歷史」這個有待解惑的命題二字後嘎然而止。

我不知道Han是否來到我們這兒?我希望她來,因為她想要解答的問題,必須要「深入其境」才可能一探廬山真面目;我希望她來,也因為我自己在同樣年紀的時候,還不懂得這麼對「歷史」提問。
二十六年前,當我知道自己如願能進入歷史系時,幸運的是,我的父母親儘管不贊成我選擇歷史,但是在我決定之後,他們包容地不再提出質疑,而是滿心歡喜地看我得償所願。我一無所惑地進入歷史的聖殿,以為自己清楚所為何來?直到待了四年之後,才知曉自己一無所知。
如今早過了不惑之年,許多事情仍不知如何解答?但是與年少時不同的是,我略能通曉問題緣由。Han的提問讓我陷入二十六年前的回憶,我重讀大江的書,思索的是,我能告訴這許多青春洋溢,有著無限可能的少年男女,他們如今「身在何處?」

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曾經回憶小時候祖母對他說的一個寓言:「在這山谷間的每一個人,都有一棵『自己的樹』,生長在森林的高處。……如果走進森林裡,站在『自己的樹』下,有時會遇見老了之後的自己呢!」老祖母叮嚀:「這時候,尤其是小孩子,還不曉得該怎麼和這個人應對,所以還是不要接近『自己的樹』比較好。」
多麼美麗而深刻的傳說啊!年輕時候,長長的青春像未展開的卷軸,未來藏身其中,雖有想像,卻不免心驚,憧憬、疑懼、不安,直教人不知如何與老了以後的自己應對。當歲月攤開生命的山水,老了之後的自己,又會如何與自己的年少對話?
大江在年近花甲的時候,他寫著:「當我變老的時候,回到故鄉的森林中,走過氣派高大的樹下時,就會幻想著,說不定待會兒就會遇到半世紀前還是小時候的我在此處等待,準備上前來問我這個問題:『人為什麼要活著呢?』這時,我該怎麼回答小時候的自己呢?」
大江在回答那個問題時,引用另一位作家夏目漱石的話說:「當我的鼓動停止時,如果有一個新的生命在你的胸中停駐,我就很滿足了。」大江如是說:「我也是一邊寫著文章,一邊夢想著自己死後,還能繼續在年輕人的胸臆間,以新生命的形態繼續活下去。」

大江的答問,讓我想起朱天文的〈揮別的手勢──記父親走後一年〉。
朱天文在這篇我覺得是二十世紀最好的悼亡文字中,極為深刻地詮釋生者與死者的關係,請容我長篇引述:

「記得奇士勞斯基提到他的父親,他是後來才知道父親是個睿智的人,影響了他一生。奇士勞斯基說這是殘酷的,父母最盛年美好的時候,小孩看不見,看見了也不知道;等小孩長大看見時,他只看到父母的衰頹,而對之充滿了不耐煩。他的女兒十七歲在外地,有事他會寫信給她,但他明白女兒一定不當是事,要到很久以後她或許偶爾翻閱再讀到,一切豁朗在前,半點不錯正如人生的悲哀永遠是事情過去之後才懂得,只是當時已惘然。
我們因此十分斤斤計較於別人的活長活短。一般而言,眾生大致是死一次,創作者呢,可能兩次。
較佳的例子也許是舞者,有一天,舞者不能直接用自己的身體表達了,體能之死,他經歷了第一次死亡。本來他是舞者,他也是編舞者,但他的身體勢必先死,餘下他的意念和技藝經由別人之身來言傳,他只能做編舞者了。瑪莎葛蘭姆強悍的跳到七十六歲,跳完《鷹之行列》,年老的特洛伊皇后海克芭看著她所愛之人一個一個死去,之後她不再跳舞,而繼續編舞,非常痛苦,她說:『非常,非常不容易。』
…………
年輕人是不觀察的,他渾然置身其中,觀察與被觀察一體。年輕人也不反省的,反省要有另一個眼光,但年輕人才正當他的眼光跟他的身體一起呢。
與此極端對照的,是今年元月李維史陀在一場故舊門生同僚為他舉辦的研討會上發表的簡短談話。李維史陀九十歲了,他沒想會活到這把年紀,年老之盡頭,自己的存在成了一個罕見的驚奇。他說:『今日對我而言,存在著一個實際的我,不過是一個人的四分之一或一半,以及一個潛存虛擬的我,仍鮮活保存著對整體的觀察。虛擬的我樹立寫書計畫,構思安排好書中的章節,對實際的我說:「路該你接手去做。」而實際的我,再也寫不動了,對虛擬的我說:「這是你的事,唯你可以一窺整體全貌。」我現在的生活就展開於此一非常奇異的對話中。』他說:『我非常感激你們,由於你們的出席和你們的友誼,暫讓這兩個慣常對話得以歇停,並有了新的接合。我很了解這個實際的我將繼續消溶,終至消解。但我感激你們對我伸出友誼之手,使我瞬間感覺到,它不只是消解而已。』
有生之年,我真高興能聽見一位偉大創作者把他老之將盡的存在狀態,如此清晰的傳達於世人。我們大約並不能活到他那個年紀,所以是如此可珍惜的他讓我們明白,且等同親歷了那個我們大約走不到的長壽盡處。
…………
所以死亡是什麼呢?是那個虛擬的我宣告獨立存在了。而活人,以作品,以記憶,以綿綿不絕的懷念和詠歎,與其共處,至死方歇。」

生與死,還有比這更動人且深邃的詮釋嗎?
所以,我該告訴各位什麼生命的奧秘呢?大江在書的最末,決定這麼告訴小時候的自己:
「你長大之後,也要繼續保持現在心中的想法!只要用功唸書、累積經驗,把它伸展下去。現在的你,便會在你長大之後的身體裡活下去。而你背後的過去的人們,和在你前方的未來的人們,也都會緊密結著。」
我還能說得比朱天文和大江更好嗎?

王健文 於癸未仲秋, ( 2003年9月24日)



等待春雷──給同學的第二封信 _ 2003

等待春雷──給同學的第二封信


「我永遠不會忘記那一個夜晚,那是6月17日的晚上,午夜12點,文物館內燈火通明,十多人在裡頭忙碌而愉悅。聽說最後一組工作人員離開的時候是清晨五點,距開展記者會只有五個半小時。
許多個白天和夜晚,同樣的努力與熱情,我們終於能夠呈現今天的成果。從盛夏到初秋,我們邀請所有朋友,來到成功湖畔,品味四百年前的美麗與哀愁。
這幾天,我看到歷史系的老師和同學,帶著愉快的笑容走出文物館;我也看到其他朋友,帶著同樣的笑容,走出文物館。就是這樣愉快的笑容,將成為我們永遠難忘的記憶。
我要告訴在場歷史系的老師和同學、還有其他朋友:成大歷史系起步了,我們會一直往前走,勇敢而且堅定!」

這是6月21日「大員紀事」開展儀式時,我預想的講話內容。18日的開展記者會,一早起來天候不佳,快九點時,我來到文物館前,風雨未歇,許多同學正忙著準備相關事宜。依原定應變措施,我們已經決定改到系館東側穿堂前舉行記者會,廖秀真老師一早就來幫忙掃地,前一天下午,她和蔡幸娟老師蹲在地上砌磚疊瓦,弄得灰頭土臉的。
九點十分,我到系館二樓上課,窗外斜風細雨,不見陽光。十點十五分,提早下課,我匆匆趕到文物館前。陽光乍現,風停雨歇。記者會依原訂計劃,在文物館前、干欄屋右側路面舉行。為我們搭建傳統干欄式家屋四位西拉雅族老匠師、陳信雄老師、我以及參與記者會的貴賓頭戴花冠、身著白袍,準備在記者會後進行干欄屋的落成儀式。記者會開始時我這麼說:
「恭喜許市長,臺南市政府好不容易爭取來到歷史現場展出的『福爾摩沙──王城再現』即將在22日盛大推出;我要向主導學校博物館籌備事宜的歐副校長報告,歷史系做個小小先鋒,以這次的特展為博物館的籌建熱身;我要向任院長報告,歷史系不負所託,經營歷史文物館二十七年,今天交出一張亮麗的成績單。今天早上風風雨雨,就像我們策劃籌辦這次的特展,一波三折。我很高興能在陽光普照的時刻,宣佈開展的消息,也許這正象徵著歷史系的命運!」

風雨正歇、陽光乍現,這真是成大歷史系此刻的氣運嗎?
一路走來,的確風風雨雨。由於文物館的定位,起初時院方與校方有著與我們不同的想法,因此「大員紀事」的策展工作從開始就備極艱辛。由於我們這次的特展希望能有博物館專業的規格,預算高達一百五十萬之譜,籌募經費的工作,一開始也像是不可能的任務。

我們的做法很單純:以積極的作為,讓學校看到文物館不可廢的理由。6月20日開展的「大員紀事──十七世紀的臺灣」,正是正面展現文物館存在意義的一次重要行動。我們也希望能通過文物館的再生與活化,帶動系上另外一番新氣象。在我們的努力下,的確得到了許多的鼓勵與支持,只是當歷史系以前所未有的熱情投入這次展覽時,卻必須低調從事,戒慎恐懼。我們心中始終存在著陰影,文物館的未來茫茫然站在眼前,它彷彿在問我們,將何去何從?
我們真的很努力,一次成功的展覽,會讓校園成員重新思索文物館的意義。關鍵在,我們真能以這次的展覽和後續的規劃讓人耳目一新,並因而說服人心嗎?
我們還需要更努力!持續的努力,「勇敢而且堅定!」

四個月前寫給同學的第一封信中,我想和同學分享的是:怎樣尋找作為成大歷史系成員的尊嚴與自信。那封信的末尾,我這麼說:
「怎麼讓我們的同學能抬頭挺胸、大聲說出自己是成大歷史系的一份子,並且引以為傲?怎麼讓校園中其他學門的朋友、臺南以外其他大學歷史系的同學、社會上知與不知的大眾,在看到我們的同學時,即或不是肅然起敬,也是頷首稱許、樂於親近?這些事情的終極意義,是讓同學能做個有尊嚴的成大歷史系的學生。………我們能一起邁步向前嗎?」

同學們!6月17日深夜的忙碌與興奮,18日干欄屋落成後的分享愉悅,21日進出文物館時禁不住的笑容,我要再次告訴諸位,我們起步了!尊嚴必須在行動中尋得,同時在一次又一次的行動中維繫。當我們帶著興奮的心情,邀請家人朋友來看展覽;當我們娓娓述說關於展覽種種,能夠引以為傲;當我們告訴別人,自己是成大歷史系的一份子,感到與有榮焉;那時,我們就找到了屬於成大歷史系的尊嚴!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物館的故事,是不是再給了我們一次啟示?

王健文 於癸未夏至(2003年6月26日)


附記


2003年春天,我剛接任系主任,最艱鉅的任務便是歷史系對於已經營近三十年的歷史文物館之保衛戰。長話短說,學校為因應因政策指示倉促成立的台灣文學研究所沒有系館空間的難題,有意將歷史文物館撥交台文所使用。但歷史文物館與成大歷史系淵源極深,早期師生篳路藍縷、耕耘極為辛苦,雖後來稍顯沉寂,歷史系自然不願意就此交出。
從校長到文學院院長都已做了政策決定,歷史文物館行將不保。我的作法很簡單,不訴諸悲情,也不必激情對抗,如文中所言:「以積極的作為,讓學校看到文物館不可廢的理由。」「大員紀事」即是在此思維下的一場行動。
那是個極為艱鉅的任務,我們必須有一檔無可挑剔的精彩特展,讓看過這個展覽的人,皆能認同文物館最能展現光彩的方式,即是維持它原有的空間定位。但是,一場專業的展覽、在專業人才與財務預算上都不是小小一個歷史系所能承擔的。

策展的過程備極艱辛,我們很幸運的得到一些貴人相助,當時就讀成大建築所博士班的郭美芳,義務協助代尋西拉雅族老匠師在文物館前搭建一座四百年前的干欄屋;當時任故宮博物院院長的杜正勝老師,給了我最大的鼓勵與各方面實質的幫助;當時任統一企業集團總裁的老西格瑪林蒼生,如同我的心靈導師,在我與校長不歡而散、情緒激憤時,以他深沉的智慧領我走出難關。

「大員紀事」順利開展,口碑、人氣俱佳,從此,學校從來沒有再提起是否歷史文物館挪作他用。接下來才真正是對成大歷史系的考驗,也如同我文中所說:「尊嚴必須在行動中尋得,同時在一次又一次的行動中維繫。」
也因此,幾年以後,當歷史文物館再度沉寂,有些同仁開始議論:是否將文物館還給學校時,我趕到有點困惑。
我困惑當年的奮鬥所為何來?


















2013年9月18日 星期三

春天的容顏──給同學的第一封信 _ 2003


春天的容顏──給同學的第一封信

春來啦
冬眠的人呀,看花吧,而且折花吧
櫻花只有五日,桃花也不長久
春神旋舞過山林莽野
也低徊在你小小的宅第了
你的蘿牆,你的窗
你如蓓蕾未綻的淡雅的眉尖
鄭愁予的〈神曲〉第一段如此歌唱著春的到來,輕盈、流動而且愉悅。舊曆年剛過,春天的音韻在耳邊輕唱,春天的氣息瀰漫在清和的大地,春天的顏色也在枝芽上偷偷地綻放。昨天傍晚,我看到系館前的黃花風鈴木掛上了第一串黃色風鈴,那是這幾年來每當開春之際,最讓我期待的一件事。在等待花開的時節,我看到各位的身影,重又回到我們那古典、莊嚴、秀麗又有些殘破的系館。
系館裡,在我的研究室中,掛著三十年前一位國中老師送我的一幅畫,畫面中的小男孩手執釣竿、從容安詳地坐在溪邊,身旁是一隻低頭望著水面、彷彿期待魚兒躍出的小狗。畫框背後,老師題著「垂而不釣」的贈辭。這四個字多年來如影隨形地縈繞在我心底,無日或忘。
這位老師帶給我少年時代第一次深刻的啟蒙經驗,吳英長老師只教了我一年,對我的影響卻是一輩子的重量、甚至綿延至我與自己孩子的對話。是他第一次告訴我什麼是多元與寬容,怎麼樣盡其在我而不求回報;是他開啟了我對知識、對人文的好奇與品味,也建立了我在邏輯思辨上的基本能力;是他開始提醒我反省習以為常的世俗價值,思索每個人存在的獨特意義。
國中第二年,吳老師到了另一個學校,我和他持續通信,斷續見面,最後一次見面,似乎是在吳老師當時任教的臺東師專。之後,也說不上為什麼,就斷了音訊,往後二十年,雖然時在念中,卻始終不曾有過片語隻字的往返。直到四年前,一個偶然的機緣,我和吳老師才相約在臺南重逢。
四年前,老師還在臺東師院的初教系教書,到崇明國小主講一個關於兩性教育的研習班。睽違已久的吳老師,在新光三越地下樓咖啡座,談起他對師院學生在第一次上課時說的一句話:「我不能夠教你們怎麼教好每一堂課,但是我可以教你們成為一個有尊嚴的老師。」
大哉斯言!「尊嚴」二字,誠於中而形於外,既是起始、也是終局,一個「自尊」的人,才能懂得如何尊重他人。
「歷史系」在世俗的價值排行榜中,即使不是敬陪末座,也是穩居後段班;「成大歷史系」雖比下有餘,但我們的同學與北部若干名校的學生相遇,卻也常感受到對方的優越感難以收斂。當年我雖然以很高的分數、第一志願考上歷史系,但親友們聽聞我所攻讀的學門,那種掩藏不住「同情」、「憐憫」地表情,至今不能忘懷。那種心情,相信許多同學與我有同樣的經歷與感受。
開學之初,一位同學還未從寒假期間參加中研院史語所舉辦的「歷史研習營」的震撼中平靜下來,與我晤談,對系上多所期許。雖然我們可能不以為然,但是當本系同學在學校與其他所謂重點科系、在歷史圈中與幾個處於文化核心的大學歷史系、在社會價值位階中與其他就業市場熱門的行業,種種比較,有時會讓我們的同學感到抑鬱難解。
怎麼讓我們的同學能抬頭挺胸、大聲說出自己是成大歷史系的一份子,並且引以為傲?怎麼讓校園中其他學門的朋友、臺南以外其他大學歷史系的同學、社會上知與不知的大眾,在看到我們的同學時,即或不是肅然起敬,也是頷首稱許、樂於親近?這些事情的終極意義,是讓同學能做個有尊嚴的成大歷史系的學生。
我們能一起邁步向前嗎?
系館整修工程即將完工,內部設備增添與改善,大概也不致遷延太久,明年此時,也許我們已在古老的「新」系館共渡第一個春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我總愛幻想著,明年此時,當我們佇立在二樓迴廊北望,成功湖畔那十一顆黃花風鈴木串起一片黃色的花海,串起如春雷般的陣陣風鈴聲響。然後我們的同學身影綽約其中,或者席地而坐、暢談古今風流;或者移座樹間,品茗吟頌詩歌;或者漫步緩移,思慮生命種種。
然後,路過的人、旁觀的人會說:「那就是成大歷史系的同學!」
王健文 於癸未孟春,立春、雨水之交( 2003年2月22日)

附記

2003年2月,我剛接任成大歷史系系主任,在系網頁發表這封給同學們的信,這樣的信只寫了三封,也說不上為甚麼。
信中提到的吳英長老師,是對我一生影響最重大的啟蒙老師。吳老師于2006年在台東大學的課堂上,因心肌梗塞猝逝,當時我發願為老師立傳,蒐集資料、口述訪談,也寫了傳記的第一篇文字,卻耽擱了許久沒有新的進度。未來一年我有較自由的工作安排,希望能完成這個心願,以報師恩於萬一。
信中引述吳老師的話,主要談的是「尊嚴」二字,作為我和同學共許的姿態與願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