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0月31日 星期四

花飛何處:《南方歌未央》修訂版後記

花飛何處:《南方歌未央》修訂版後記

 

典型成夙昔,紀念一位真正的西格瑪

「有次在小屋,大呆談起聖經裡那段撒種的故事,有些落在沃土上,有些落在荊棘中,結果各赴命運,各有不同的結果。當時大呆的神情、那段文字和那靜靜的時刻,整個都讓我很感動。」(張秀珍,《Σ通訊》40期,1977123日)

大呆即王鎮華,他是落在荊棘中的種子,數十年來,花開無數!

 

2020719日,我在臉書寫了這段文字,紀念甫於兩天前辭世的王鎮華。

匆匆十年轉瞬,人間幾度滄桑。王鎮華遠行,幾個月後,與他相伴扶持一生的林怡玎跟隨而去。王鎮華的離開,是否隱喻著西格瑪傳奇的落幕?雖然,谷文瑞仍自在於天地之間,林蒼生依然在紅塵中修行,王小娥始終純真一如少女,五十年前的西格瑪,時間在他們面前似乎停滯,如同當年王鎮華所說的少年若天成,赤子之心始終不泯。

 

有人遠行,有人歸返。2017年初春,幾位1970年代政治受難校友返校接受遲來四十多年的畢業證書,盜火少年歸來,髮蒼蒼而心熱如故。

那個微涼有陽光的春日,陳欽生說是他一生最快樂的一天;吳榮元取消原定行程決定赴會;吳俊宏婉辭後慨然成全學校心意;鄧伯宸儀式前來到博物館前廣場,轉身回望學生時代的總圖書館,似乎看到半個世紀前的自己身影。

 

十年之後修訂再版,我們刪去第一編【殘夏流明】中關於丁作韶與馬承九兩篇,讓此編更聚焦於1950年代白色恐怖中政治受難的成大師生。並增補一篇〈補記:在綠島新生訓導處再叛亂案(1953-1956)的台灣省立工學院師生〉,該文由沈曉柔博士根據林傳凱教授〈在火燒島煉鋼,直至殞落──重探「綠島新生訓導處再叛亂案」(1953-1956)〉一文改寫。

第二編【青春如火】,則增補一篇由我執筆,紀錄2017年初春盜火少年返校故事的文字。

 

十年前重訪西格瑪,滿心期待西格瑪的重返。十年來,老少新舊西格瑪居然也曾風風火火,擾動成大校園內外,一時頗有中興氣象。雖然眾聲喧嘩原本是西格瑪的天性,但是後來者身上披著的斗篷,卻不再飛揚奔放如朗朗乾坤,復刻的西格瑪2.0終究不是渾然天成的西格瑪。

王鎮華遠行後,一篇紀念文字引述他說過的話,讓我再次領略西格瑪的內在本質,也許這正是當年這群少年們留給學校最珍貴的贈禮:

莫當主流,要當就當中流砥柱。

獨立像一棵大樹,飛起來像一片雲。

 

究竟還是南方歌未央,餘音繞樑,迴旋


歸來的盜火少年

歸來的盜火少年 

本文收入《南方歌未央》2021年增訂重編版

 一、念念不忘,必有回響 


2017年3月7日上午,林詠梅女士等林茂生家族四位來到成大圖書館參加「波濤中的成大」開幕儀式,在二二八時受難的林茂生銅像前,紀念那發生在七十年前的巨大悲劇。
 林茂生受難時是臺大文學院代理院長,是留美研究教育的哲學博士,望重士林。一般人可能不知道,才轉任臺大不久的林茂生,曾經在成大前身的臺南高等工業學校任教、並擔任圖書課課長達十年之久。府城家居成長的林茂生,其實與成大的淵源極其深遠,更是成大圖書館的第一任館長。
 世間事許多巧合,有時候難以解釋的巧合,只能說是緣分。緣分並非偶然,而是心意相互牽引。
 因為策劃二二八70周年解嚴30周年的展示與系列活動,2月16日我們將原來安放在地下一樓館史室的林茂生銅像移到一樓展示現場。第二天下午,我和副館長簡聖芬老師挪動展示櫃,試著擺出一條時間的河,從波濤洶湧而逐漸平緩,觀看者最終會走到林茂生銅像面前。最後一個展櫃中打算展示林茂生十位子女中唯一的女兒林詠梅所寫的一篇散文〈開山町的家與我〉,那是篇溫馨的文字,當然,回憶過去,有著淡淡的哀愁。
 展櫃挪移中,看到四位校外讀者,胸前佩著參觀證,從管制點入館後,直接走到銅像前,深情看著銅像,又在銅像前合影。我看著他們、他們也看著我們。他們靠過來,我好奇地問對方何人?其中最為年長、氣質優雅、態度溫和的一位女士說:「我是林茂生的女兒。」另外兩位女士是林茂生孫女、林宗義的女兒,陪伴的男士是林茂生的孫女婿。
 完全意想不到的奇緣,我邀請林詠梅及家屬三月初再來成大圖書館看看已完成的展示,也與四位訪客合影。拍照之後,孫女婿拿起手機說,你們看,多巧啊!手機上時間顯示的是下午兩點二十八分。我立刻拿起自己的手機截圖保存。
 林茂生銅像多年典藏在館史室,別說一般讀者訪客無緣,即便年輕館員也未必知道。正好就在移置一樓的第二天,林茂生就牽引著女兒來到這裡。如果不是為了佈展,我平常在地下一樓行政區工作,也不常到一樓大廳,兩種因緣就在下午兩點二十八分相遇。
 很高興林詠梅女士與林宗平夫人林呂碧紗女士、林宗義女兒林玲文女士、林宗平兒子林忠志先生再次來到成大圖書館,我們有個哀而不傷、溫馨的開幕儀式。我們特別安排學生朗讀林詠梅詩作〈一片e樹林〉,林詠梅女士也對這首紀念父親的詩作了最美好而深刻的詮釋。
 念念不忘,必有回響。心意牽引心意,我這麼想。
 儀式在蕭泰然作品〈1947序曲〉有時激昂、有時悠揚的旋律中開始。伴隨著現場展出的二二八時期成大相關檔案,述說著一個又一個驚恐、勇敢與悲傷的故事。
 現場大屏幕輪播著《逝者如斯》關於成大在二二八、白色恐怖及解嚴初期學運參與者訪談的吉光片羽;《臺灣百年人物誌》紀錄片中林茂生部分;以及甫於2月23日返校接受遲來畢業證書的陳欽生的紀錄片。
 儀式結束前,政治系學生楊庭霓朗讀林詠梅女士的詩作〈一片e樹林〉,這首紀念偉大教育家父親的詩作,由蕭泰然譜曲,成為傳唱海內外的動人合唱曲。
 儀式結束前,我們邀請詠梅女士與家屬,共同點亮一盞燈,那盞別緻的桌燈,第一次點亮是在不到半個月前的2月23日。

林茂生銅像及其後人,左起林玲文、林詠梅、林呂碧紗(成大圖書館提供)



 二、亂世浮生


 認識吳榮元、吳俊宏、鄧伯宸三位是在2011年編寫成大八十年校史時的訪談,第一次見到陳欽生,卻要再晚四年。2011年1月,因為寫作成大校史中的一個傳奇性社團「西格瑪」,走訪1970年代中期從哲學轉向稼接社會政治反抗運動的林朝成。朝成提到初入成大校園時,耳聞1973年發生的「大陸社事件」,幾位學長從校園中被情治人員帶走。再早一年的「成大共產黨事件」,近十位成大學生與校友分別被拘捕、失去自由,這已經是當年的朝成所不熟悉的事了。
 風聲鶴唳、校園中瀰漫著一種不安的氣氛,但是,在那朝霧朦朧的時刻,不知天高地厚的初生之犢,雖然隱約聽說了才幾年前學長們在校園中「蒸發」的故事,仍大膽嘗試著敲擊出威權體制的裂隙。除了與同學申請大陸社復社外,朝成還涉足了當時的黨外政治運動。
 1972年的共產黨事件與1973年的大陸社事件,當時我雖不熟悉,卻略有所聞,也是校史寫作計畫的一個方向。朝成沒能給太多新的資訊,但娓娓道來,卻能感受當時歷史氛圍。訪談結束時,朝成說,還有些受難者大家不知名姓,聽說在共產黨事件之後,還有更慘的,一位校友告訴朝成,他的室友,一個馬來亞來的化工系僑生,被槍斃了都沒人知道。
 後來我們知道了,那是在1971年,比共產黨事件早一年,這位馬來亞僑生沒被槍斃,卻足足被關了12年,他是陳欽生,威權年代裡一齣荒謬劇,不折不扣的冤假錯案。
 寫作校史的夥伴幸真,清查許多檔案,第一次在成大校史中寫了陳欽生的故事,短短兩頁,焦點在國際特赦組織的關懷與營救,雖然陳欽生仍然只是史頁中的一個名字,不同的是,在成大校史中被隱姓埋名多年,2011年,陳欽生受難四十周年,他終於在歷史記載中浮現。
 2016年11月,成大圖書館舉辦「歸來的盜火少年」座談會,邀請三位共產黨案被政治整肅的成大校友與陳欽生與談,不能前來的吳榮元以影像視訊致意,吳俊宏、鄧伯宸都來了,他們三位是四十多年前的左派青年,至今無悔、不改其志,鄧伯宸說:「我到今天還是個馬克思主義者。
 對吳榮元、吳俊宏、鄧伯宸三位,1972年的變故,某種意義上說是「求仁得仁」。陳欽生則不同,他只是亂世中的草芥,在尋常生活中莫名襲來風暴,從此生命受到摧折。九死一生後,重回社會,在三年的困頓絕望後,遭逢貴人,重新找到生機,過了二十多年堪稱幸福美滿的生活。
 那不堪回首的15年,就讓它永遠遺忘吧!每一次的回顧,是一次次的夢靨、椎心泣血。
 但是,陳欽生還是站出來了。2009年後,陳欽生成了一個說故事的長者,他決定要讓年輕人知道他的故事。述說不堪回首的過去,需要勇氣、需要智慧、更需要大愛,述說苦難是為了讓苦難不再來。
 陳欽生的故事中沒有英雄,只是一個尋常青年,無端在亂世中被捲入風暴,我想,那也許比起英雄受難的故事更讓人驚心動魄。
 感謝陳欽生的現身,平凡人的現身,比起英雄的獻身有時更讓人動容。
 2015年9月30日,陳欽生偕同另一位白色恐怖時受難的長者蔡焜霖在成大演講,我在台下默默做聽眾,因有事提前離席,未能問候。
 第二天,幾位學生帶著蔡、陳兩位先生來圖書館找我,相談甚歡。過程中陳欽生說的一件事,我深深記得:「我到現在還不在成大化工系的畢業系友名冊當中。
 幾位當年受難的校友中,鄧伯宸當時剛從外文系畢業,在虎尾服役,吳榮元、吳俊宏、陳欽生以及其他好幾位校友,在校期間受難,因此學業中輟,未能從成大畢業。
 當年受難的學長不負青春,有的在那壓抑的年代勇於追求理想、對抗威權;有的卻無端受難如亂世中之草芥。在四十幾年前扭曲的時空環境中,學校沒有能力保護自己的學生,對受難學長應該要感到深深的歉疚與不安。
 那天之後,我一直在想著,我們是否有可能彌補當年的遺憾?

 三、在歷史的創傷上點亮一盞燈


 2016年11月1日,圖書館舉辦的「歸來的盜火少年」座談會,蘇校長特地前來向三位學長致意。2017年一元復始,有天我與蘇校長提起這件事,春節前數日,校長決定邀請幾位受難校友返校,接受學校補發遲來的畢業證書。於是,繼2016年深秋之後,盜火少年在翌年初春雨水時節再度歸來。
 2月23日夜裡,蘇校長在她的臉書中寫下:

 1972年2月23日吳俊宏學長、在服役的鄧伯宸學長分別從校中、軍中帶離,人生從此斷了線⋯⋯不知道這一個日期的我,冥冥中選了今天,在創校時的校長室,頒贈給他們遲了45年的成功大學畢業證書。
 在這一場名為迎接「歸來的盜火少年」的典禮中,我知道成大「窮理致知」的校訓中對極致真理的探索,原來也一直引領著我們對於真正光明的追尋!這或者是幾位學長當年付出所有代價所要爭取的火光!
 會場當中置了一盞燈 ⋯是同事們費心找來的挪威設計,靈感來自卡通 the cake with the file。敘述一位母親,將銼刀藏在蛋糕中,送給受難服刑的兒子,希望他逃脫。燈罩裡有個較深色的尺狀物,就是銼刀的模型。銼刀上有 only for escape,有鼓勵受困者熱愛生命之喻。

 2月23日儀式之前,我和幾位同事在很短時間內密集討論儀式流程與內涵。一開始,我們討論的是,可以致贈怎樣的禮物給學長們?歷史系陳恒安老師提了個很好的想法,與其想著要給予學長們甚麼贈禮,不如想想經過這場儀式,能夠留下什麼給這所大學?
 恒安說:「請他們共同做一件事,類似植樹或什麼的,可以留下來,而不是帶走。
 我回說:「作為起點的贈禮,是很好的發想,在歷史的創傷上點亮一盞燈,除了讓陰暗的過去浮現在歷史的地平線上,更積極的意義是照亮前路。具體方案再討論。
 恒安立刻回應:「以下純屬蹦出來的畫面。燈?點燈?點一盞燈放在校長的桌上(博物館那張)?以後展場開,燈就開。展場本就須開燈。以後相關活動都在燈前見證。
 博物館陳政宏館長在網路上尋找各種不同風格款式的桌燈,猶豫當中,創產所林蕙玟老師傳來一個網頁,問:「這個燈如何?
 「Bake me a cake」,這個蛋糕造型的燈,正如蘇校長臉書所述,蘊藏著母親的心意,協助受難的兒子脫困而出。我們想,以親子間最深摯的愛衝決網羅,這個寓意太貼切了。
 這盞燈2月23日雨水之日在創校時的校長室點亮,也在3月7日驚蟄之日在圖書館點亮,我們期待的是燈燈相連,啟動成大校園中更深刻的歷史反思與社會責任的承擔。

在歷史的創傷上點一盞燈(攝影:曹沛雯)



 四、如歌的行板


 十年前寫作【青春如火】的第二篇時,我援借瘂弦的經典詩篇〈如歌的行板〉為題,以「革命之必要」、「民族尊嚴之必要」、「閱讀之必要」、「組織之必要」、「學生參與之必要」、「上山下鄉之必要」幾個段落,連綴共產黨案與大陸社案兩個事件。
 當時我絲毫沒想過同名的柴可夫斯基的名曲「如歌的行板」。
 「歸來的盜火少年」儀式中,聲音是個重要的元素,有儀式前的背景歌曲、儀式開始的四重奏、以及儀式結束時的頌詩,分別是Joan Baez演唱的”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綠林弦樂團的柴可夫斯基〈如歌的行板〉四重奏、以及朗誦周夢蝶的〈九月〉。
 開場樂曲一開始考慮的是電影〔辛德勒名單〕的配樂,也四處探詢可能的演奏者。希望以學生為主,也考慮過某些老師。最終是藝術中心士蓉邀請了學生組成的綠林弦樂團四重奏,曲目也由〔辛德勒名單〕的配樂改為柴可夫斯基D大調第一號弦樂四重奏,第二樂章〈如歌的行板〉(Tchaikovsky, String Quartet No.1 in D Major, Andante cantabile)。
 2月23日儀式進行時,歷史系林瑞明老師(2018年去世,與受難學長同時在校,並與鄧伯宸熟識,曾經到土城看守所探視受難學長,我們特邀見證觀禮)致詞時,開口便說,當他一走進會場,聽到「如歌的行板」時,眼淚就掉了下來。
 恒安也告訴我,當天晚餐時,幾位學長詢問儀式中的音樂,表示當下忍不住落淚。
 《如歌的行板》是柴可夫斯基1871年創作的D大調《第一絃樂四重奏》的第二樂章,取材自俄羅斯民歌《凡尼亞坐在沙發上》。1876年,莫斯科音樂學院舉辦了一場音樂會向托爾斯泰致敬。在演奏「如歌的行板」時,與柴可夫斯基並肩而坐的托爾斯泰感動得流下淚水。
 柴可夫斯基日記中寫著:「比鄰而坐的托爾斯泰留下了淚水,這是我一生中感到最榮耀的時刻,也是我一生中對自己的創作力最引以為豪的時刻。」托爾斯泰也在給柴可夫斯基的信中說:「那天是我在莫斯科最值得回憶的一天。我發現,我一生在文學上的努力,回報還不如那天聽你的音樂來的深刻。
 一個有待查證的說法是,托爾斯泰的落淚,是因為他從那曲調中「接觸到忍受苦難人民的靈魂深處。」
 儀式開始前十分鐘,會場反覆循環播放Joan Baez的”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直到司儀宣佈開始時停播,接著由綠林弦樂團演奏「如歌的行板」。
 Pete Seeger作詞作曲的”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取材自俄國小說《靜靜的頓河》與烏克蘭民謠,成為美國1960年代最打動人心的反戰歌曲之一。Joan Baez演唱的版本流傳最廣,也是學長們年輕時熟悉的聲音。歌曲中的飄零落花遮覆在戰死沙場男孩的墓塚之上,而此刻的現實中,當年的盜火少年,虎口餘生,幸而能在白髮蒼蒼時歸來。
 儀式結束前,我安排了誦詩。中文系高美華老師協助邀請學生朗誦詩篇,原先我選擇的是楊牧的〈波昂.1973〉,在前一天臨時改為周夢蝶的〈九月〉。我想,四十多年過去了,當年的怒目少年,經過歲月洗鍊,應該更為從容面對餘生。周夢蝶的灑脫,也許更合乎他們此刻的心境。

 種五十畝酒穀
 再種五十畝酒穀
 再加上三日一風,五日一雨
 我的憂愁們將終年相視而笑了!

儀式現場海報(海報設計:謝雅淳)

四位返校學長,左起鄧伯宸、吳俊宏、吳榮元、陳欽生(攝影:江志康)

鄧伯宸、吳榮元(攝影:江志康)

吳俊宏(攝影:江志康)

陳欽生(攝影:江志康)



 五、其後


 2018年五月五日,馬克思兩百歲生日當天,我在圖書館籌辦第二次「一冊一世界」特展〔資本與異化:遊蕩在現代世界的馬克思〕,主題書展配合幾場導讀與演講。四月間我邀請鄧伯宸來講一場,他客氣地婉拒了。但是,在2018年4月30日給我的簡訊中說:「有一事請教:將近半個世紀前,蔡俊軍從勝利校區圖書館『借走』兩本《資本論》,那套牛津出版西方經典文叢﹝當時是放在參考書室﹞還在嗎?若在,《資本論》補齊了嗎?」那是「一整套書中的兩卷,叢書的全名是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出版者是Encyclopedia Britannica。
 讓我感動的是他接著表示:「我的想法是,整套書若還在,但獨缺《資本論》兩冊,我願捐出自己的予以補齊。
 我請館員查核後,回報該書「查核書目及館藏紀錄,最接近鄧先生詢問的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套書中 (1952年版,據本館書目紀錄共有54冊)的資本論,應該是第50冊,登錄號120072 (1969年入館) 的這本書,這本書在系統的盤點紀錄是未盤點到的去向不明圖書。不過,第50冊在1989年時已再補購入館(登錄號571069、563995)」。
 鄧伯宸說:「甚好。我原來還想可以為活動設計『一個盜書少年歸來』的橋段。既然如此,作罷便了。
 在那個閉鎖的時代中,「盜火少年」怎能不是「盜書少年」?但是伯宸學長的心意,讓我心緒徘徊久久不已。

儀式開始前徘徊在博物館門前的鄧伯宸,再回首已是華髮少年(攝影:江志康)


 儀式過後,三月春暖,得知一位受難學長目前旅居美國,於是通過他的大學同學居間聯繫,盼望能有機會邀請學長返校;若是不方便返台,我們也可以轉託適當人選將畢業證書送到美國親交並代學校致意。
 學長直接拒絕了。他表示,生命已向前行,他無意回顧已消逝的、遙遠的、只能帶來痛苦回憶的往事。
 我想我能體會他的心情,也為再次打擾感到抱歉。感謝當天回到母校的四位學長願意成全,感謝林詠梅女士等林茂生家屬回到父祖所來之處,也感謝旅美學長讓我們更進一步深思探掘歷史黑暗遺產過程中的情感與倫理課題。無論如何,都讓學校有機會嚴肅面對過去的歷史創傷。
 2017年正逢二二八事件70周年與解嚴30周年,在這特別的歷史時刻,成大必須深刻省思,面對歷史的悲劇與人類的苦難,大學能夠承擔的是什麼?
 解嚴30年,二二八可以公開紀念、談論也近三十年,歷史記憶仍有許多缺口需要補足,轉型正義仍須在權力的節制之下更加深化(以轉型正義為名的權力濫用,成就的是當下的不正義),更重要的是,必須要向著歷史記憶的公共化意義前進。需要更廣泛述說、聆聽、對話、溝通與深入的探掘,不僅止於特定時空單一歷史事件的追究,因為那有可能陷入加害者與受害者易位的無限迴圈。只有指向對「惡」的本質的深刻反思,才可能在歷史的創傷上點亮一盞燈照亮前路。
 2020年歲末,我受學校委託代擬辛丑年賀年卡內文,除了新春應景,一方面有感於庚子年大疫掀開潘朵拉盒子,差別、汙名假形形色色不同政治正確而行於世;另方面也在重申大學生命寄於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而容許主流之外的異議是其關鍵。我擷取瘂弦的詩句並仿改一句,重作組合,賀卡正面是:

 溫柔之必要
 春光之必要

 反面則是:

 你是去年冬天
 最後的異端
 又是最初的異端
 在今年春天
 觀音在遠遠的山上
 罌粟在罌粟的田裡

 只要世間存在不義,盜火少年會不絕如縷。

  本文部分內容直接摘取我的兩篇文章,分別是〈念念不忘,必有回響:2017年春天,在歷史的創傷上點亮一盞燈〉,《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館刊》26期(2017年11月),以及2016年為陳欽生自傳《謊言世界我的真相》(2017年1月前衛出版)寫的推薦序言〈亂世浮生〉。



 附記


 2017年的舊曆春節來得早,那年正月初一是陽曆1月28日。寒假開始前蘇校長決定以補發畢業證書儀式向幾位學長致意,我回到花蓮,1月25日開始向學長們拜早年,同時請求他們成全學校彌補歷史缺憾的心意。我嘗試能找到更多受難學長,但是很遺憾,只能聯繫到陳欽生、鄧伯宸、吳榮元、吳俊宏四位,我衷心感謝他們的成全。
 年假過後,我們如火如荼地展開籌備工作。陳恒安、陳政宏、吳光庭、林蕙玟、簡聖芬等幾位老師與我組成任務小組,並且在博物館、圖書館和藝術中心同仁的協助下,很快地決定了儀式定位與進行程序。儀式地點選擇在1930年代創校時的校長室,邀請四位學生組成的綠林弦樂團演奏柴可夫斯基D大調第一號弦樂四重奏第二樂章〈如歌的行板〉、邀請學生在儀式結束時朗誦周夢蝶的詩作〈九月〉,還有,快速下單採購了那盞挪威設計師設深具隱喻意味的桌燈Bake Me a Cake。最後,江志康導演特地南下,為儀式做了完整的影音記錄。
 行政程序上,2月9日由我在圖書館上簽,會請教務處查核相關資料,最後由校長在2月17日決行。十一位校友中七位在學期間受難未能畢業,教務處根據校長決行,製作了七份正式畢業證書,2月23日儀式中感謝陳欽生、吳榮元、吳俊宏三位親自接受,另四份未能發出,期待他日。
 簽陳說明文字原作公元紀年後改民國紀元,一時疏忽,起始第一句應該是公元1950年代誤作民國50年代。
 簽陳內文應該完整留作紀錄,如下:

 主旨:陳請補發60-62年戒嚴時期三次成大校園內政治整肅事件,因受難而遭退學同學畢業證書,已畢業之同學亦請給予適當致意,請鑒核

 說明:民國50年代的白色恐怖,成大未能倖免,不少正值青春歲月的年輕師生,在動盪不安的時代,被迫離開校園、有的甚且告別人間。到了民國60年代,60年先是化工系馬來西亞僑生陳欽生被無端羅織罪名,失去自由十五年;繼而兩波校園政治整肅行動指向成大,61年成大共產黨案與62年成大大陸社案。
 61年的成大共產黨案,成大在校及剛畢業不久的學生蔡俊軍、吳榮元、鍾俊隆、吳俊宏、鄧伯宸、余光夏、沈寧怡,以及一些他校串連同學共十九人分別被捕,年底初次判決,蔡俊軍(交管)、吳榮元(交管)死刑,鍾俊隆(交管)、吳錦江(逢甲)、林守一(淡江)、林擎天(淡江)無期徒刑,沈寧怡(礦冶畢業)、張建章(淡江)、吳俊宏(交管)、刁德善(空軍官校畢業)、張星戈(空軍官校肄業,服役中)、黃文珍(高雄商校)十五年有期徒刑,鄧伯宸(外文畢業)、余光夏(礦冶)、余子超(海官)、林台雄(空軍幼校肄業)、李國龍(輔仁)、李代雄(文化)、李慧宗(逢甲)感化三年;第二年年初,第二次改判,死刑改無期徒刑,無期徒刑改十五年,黃文珍改判十年,其餘依一審所判決。
 民國62年,「成大大陸社事件」,許武華(化學)、鄭春朝(礦冶)判五年有期徒刑,胡添培(土木畢業)感化三年,胡添培甚且是在畢業典禮當天在校園被情治人員帶走。
 民國61年與62年的寒假期間,兩度針對以成大為主青年學生的逮捕整肅行動,成為成大歷史中長期隱諱而難言的傷痛。多位年輕的生命遭受牢獄之災,生命軌道因而轉向。這段記憶長期掩埋在歷史荒徑裡,在過去的成大校史中,或者諱莫若深,或者語焉不詳,直到近十年來才開始浮上歷史地表。
 當年的憤怒青年,如今早已年過花甲,在人生的後半段,午夜低迴,四十餘年一瞬,恍如昨日。昨日之怒,雖未能「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究竟是拒絕了「妾婦之道」,奮力作為,在曾經黑暗的時代中,閃現了一道光亮。
 對諸位學長而言,文憑身外之物,學校是否認同亦非絕對要事,他們率皆有更高的理想與使命能安身立命,富貴名聲皆如浮雲。但是就還在學校的我們,是惟一能稍補四十多年前遺憾的作為。學校一體,現在的主事者宜為當年扭曲的時空環境下學校無從保護學生表達歉意,恢復其名譽。而這一切學校的作為,將是給現在校園內學生最好的教育,也是學校面向未來關於大學精神的嚴正宣示。
 以下列舉十一位受難同學名單:
 一、民國60年美新處案暨馬共案:陳欽生,化工系57年入學,60年9月退學。
 二、民國61年成大共產黨案:鄧伯宸,外文系56年入學,60年7月畢業、余光夏,礦冶系59年入學,67年7月畢業、沈寧怡,礦冶系56年入學,60年7月畢業、蔡俊軍,交管系56年入學,62年3月退學、吳榮元,交管系56年入學,62年2月退學、吳俊宏,交管系57年入學,62年3月退學、鍾俊隆,交管系57年入學,62年3月退學。
 三、民國62年成大大陸社案:胡添培,土木系58年入學,62年7月畢業、鄭春朝,礦冶系58年入學,62年12月退學、許武華,化學系58年入學,62年12月退學。



 




2023年7月16日 星期日

存在與忘卻之間

存在與忘卻之間:
重讀米.昆德拉(Milan Kundera)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一、天將要亮的時刻

1929年出生的捷克作家昆德拉(Milan Kundera),經歷了1968年夭折的布拉格之春,曾經是共產黨員的昆德拉,作品遭查禁,七年後移居法國。1984年發表的長篇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席捲西方世界。1987年,在中國改革開放達到最高峰旋即逆轉的關鍵時刻,中國作家韓少功翻譯引進中文版。第二年,同一個中文譯本在台北出版,1989年小說改編拍攝的電影〔布拉格的春天〕在台北上映。
我手中閱讀的版本是1989年三月二版二刷,買書與第一次閱讀應該就在這年春天,當時仍在博士班後期。第一次閱讀昆德拉,八九天安門學運正如火如荼;第二年,台北三月野百合學運,我在廣場上待了幾天,在群眾中跟著吶喊,大聲疾呼民主改革。
這一連串與《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關聯的年份,從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那預言似的反烏托邦小說《1984》所烙印的數字開始,伴隨著我自己的二十歲年代後期,走過狂飆的八○年代,來到三十而立的前中年期。
其實記不清楚第一次閱讀這本書時候的心情,想來是在一種義無反顧、也義不容情的堅定意志下所燃燒的革命青春歲月。年輕真好,面對真理了無疑惑,特別是在威權體制鬆動即將解體的當頭,世界黑白分明、義與不義判然。我們急匆匆地拿著新學會的思想工具、忙不迭地批判種種不義,像是手持手術刀,切開清除壞死的組織。雖然世界如此敗壞,但我們終將翻轉世界,卻是個清楚明白的前景。我們堅信,這個島嶼漫漫長夜將盡,晨光熹微,天色漸漸光亮。
那樣的時刻與心境,其實是讀不懂昆德拉的。

二、預言與寓言

四分之一個世紀走過,重讀《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奇妙的是,作者在小說中的許多言說,揭開了當年無法理解、或者說無從看見的深層意義。1984年的昆德拉,預言了我們今天所面對的世界,似乎呼應著1948年正寫作著《1984》的歐威爾。
昆德拉從不站在一個簡單明確的位置看這世界,以至於捉住他的前言急著下論斷的讀者,往往在看到他的後語時會感到不知所措,於是只好視而不見,假裝昆德拉的語言簡明單一。
昆德拉藉著小說主角湯瑪斯引述伊底帕斯的故事,即使在「無知」下所為的罪,仍然無可開脫。因此當伊底帕斯知道自己在「無知」下弒父娶母,他刺瞎自己的雙眼,自我放逐。
湯瑪斯譴責那些自認清白的真實地信徒所犯下的無知之罪,他說:「你們能正視你們所造成的一切?你們怎麼不感到恐懼呢?你們有眼睛看嗎?如果有的話,你們該把眼睛刺掉,遠離底比斯流浪去。」
湯瑪斯因為這篇文章被迫在一份自譴的聲明中簽名,表示收回前述「不當言論」。湯瑪斯拒絕了,「他堅持立場巍然不動,於是,他成了一個窗戶清洗工。」
湯瑪斯忠於自己,不願妥協,他失去了外科醫生的身分,那個他出於內心深沉欲望所從事的工作。
這個小說中的情節,在不久前成為一部分評論者批判一位被迫寫下三千字告白的傑出演員的憑藉。
有些批判者憤怒地說,他可以向對方寫三千字告白文,為什麼我們不能要求他為「我們」也寫三千字告白文。至於這三千字那三千字,演員內心真實的想法是什麼?關心的人不多。許多人追問的是「他們」還是「我們」,至於演員「他」自己是什麼,似乎並不重要。
湯瑪斯會怎麼想?或者,昆德拉會怎麼說?

三、我的敵人是媚俗,不是共產主義

窗戶清洗工湯瑪斯遇見編輯與兒子,兩人拿了一份要求當局赦免政治犯的聲明,要求湯瑪斯簽名。
從小分離的兒子,尋求尊敬的父親認同,也以自己認為的方式靠近父親。孩子說:「你對妥協的拒絕,你那些,我們都已開始失去了的,善惡分明。……你突然出來說,沒有什麼藉口。沒有人的靈魂與良心,比伊底帕斯更純潔,他明白了自己的所作所為,就自己懲罰了自己。」
湯瑪斯惱怒地爭辯:「這統統都是誤解!善惡的分野徹底給搞混了。我也不是存心要懲罰什麼人。懲罰那些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的人是野蠻的,而伊底帕斯的神話是美的,但把它弄成這個樣……」
「湯瑪斯突然想起那位遞給他聲明書的胖警察,與這位大下巴編輯沒什麼兩樣,人們都是試圖讓他在一份不是自己寫的聲明書上簽名。」
看著前半段湯瑪斯堅持拒絕在當局的聲明中簽名以致遭到迫害,因此而譴責甚至要求演員寫下另外三千字(即使沒有說出口,許多人心中這麼想)的評論家,忘了湯瑪斯拒絕了在另一份聲明中簽名。
每一個單一的作為是無法被評斷的,在一個又一個單一作為背後共同的普遍理由,才是真正的意義所在。

昆德拉藉著小說中另一個重要角色的口,明白說出了真正讓湯瑪斯抗拒的是什麼?
畫家莎賓娜離開捷克後,一次參加在巴黎舉行的祖國被入侵的抗議遊行。「年輕的法國人高高舉起拳頭,喊著譴責社會帝國主義的口號。她喜歡這些口號,但使她驚奇的是,她發現自己不能夠跟著他們一起喊。她只堅持了幾分鐘便離開了遊行隊伍。」
「在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後面,在所有佔領和入侵的後面,潛在著更本質更普遍的邪惡,這邪惡的形象就是人們舉著拳頭,眾口一聲地喊著同樣口號的齊步遊行。」
莎賓娜憤怒地說:「我的敵人是媚俗,不是共產主義。」

四、人們一思索,上帝就發笑

昆德拉在1985年耶路撒冷文學獎獲獎時的演講〈人們一思索,上帝就發笑〉中說:「小說家跟這群不懂得笑的傢伙毫無妥協餘地。因為他們從未聽過上帝的笑聲,自認掌握絕對真理,根正苗壯,又認為人人都得『統一思想』。然而,『個人』之所以有別於『人人』,正因為他窺破了『絕對真理』與『千人一面』的神話。」
但是,這媚俗的世界、芸芸眾生,聽不見上帝的笑聲,在眾口一聲的同時驕傲地宣稱自己的「個性」,而在眾聲喧嘩時卻只有一種統一的旋律。
以下引述小說中的這段文字,恕我不再絮絮叨叨,多做不必要的解說,好奇的讀者,自己去閱讀昆德拉吧!

「正在死去的柬埔寨百姓萬民留下了什麼?
一個美國女演員抱著一個亞洲兒童的巨幅照片。
湯瑪斯留下了什麼?
一條碑文:他要在人間建起上帝的天國。
貝多芬留下了什麼?
一道緊鎖的眉頭,一頭未必其實的長髮,一個陰鬱的聲音在吟詠『非如此不可!』
佛蘭茨留下了什麼?
一句獻辭:漫漫迷途終有回歸。
如此等等。我們在沒有被忘記之前,就會被變成一種媚俗。媚俗是存在與忘卻之間的中途停歇站。」

意志太過堅定的年代、價值太過判然的年代,我們需要重讀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

發表於:成大校刊253期,2016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