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念念不忘,必有回響
2017年3月7日上午,林詠梅女士等林茂生家族四位來到成大圖書館參加「波濤中的成大」開幕儀式,在二二八時受難的林茂生銅像前,紀念那發生在七十年前的巨大悲劇。
林茂生受難時是臺大文學院代理院長,是留美研究教育的哲學博士,望重士林。一般人可能不知道,才轉任臺大不久的林茂生,曾經在成大前身的臺南高等工業學校任教、並擔任圖書課課長達十年之久。府城家居成長的林茂生,其實與成大的淵源極其深遠,更是成大圖書館的第一任館長。
世間事許多巧合,有時候難以解釋的巧合,只能說是緣分。緣分並非偶然,而是心意相互牽引。
因為策劃二二八70周年解嚴30周年的展示與系列活動,2月16日我們將原來安放在地下一樓館史室的林茂生銅像移到一樓展示現場。第二天下午,我和副館長簡聖芬老師挪動展示櫃,試著擺出一條時間的河,從波濤洶湧而逐漸平緩,觀看者最終會走到林茂生銅像面前。最後一個展櫃中打算展示林茂生十位子女中唯一的女兒林詠梅所寫的一篇散文〈開山町的家與我〉,那是篇溫馨的文字,當然,回憶過去,有著淡淡的哀愁。
展櫃挪移中,看到四位校外讀者,胸前佩著參觀證,從管制點入館後,直接走到銅像前,深情看著銅像,又在銅像前合影。我看著他們、他們也看著我們。他們靠過來,我好奇地問對方何人?其中最為年長、氣質優雅、態度溫和的一位女士說:「我是林茂生的女兒。」另外兩位女士是林茂生孫女、林宗義的女兒,陪伴的男士是林茂生的孫女婿。
完全意想不到的奇緣,我邀請林詠梅及家屬三月初再來成大圖書館看看已完成的展示,也與四位訪客合影。拍照之後,孫女婿拿起手機說,你們看,多巧啊!手機上時間顯示的是下午兩點二十八分。我立刻拿起自己的手機截圖保存。
林茂生銅像多年典藏在館史室,別說一般讀者訪客無緣,即便年輕館員也未必知道。正好就在移置一樓的第二天,林茂生就牽引著女兒來到這裡。如果不是為了佈展,我平常在地下一樓行政區工作,也不常到一樓大廳,兩種因緣就在下午兩點二十八分相遇。
很高興林詠梅女士與林宗平夫人林呂碧紗女士、林宗義女兒林玲文女士、林宗平兒子林忠志先生再次來到成大圖書館,我們有個哀而不傷、溫馨的開幕儀式。我們特別安排學生朗讀林詠梅詩作〈一片e樹林〉,林詠梅女士也對這首紀念父親的詩作了最美好而深刻的詮釋。
念念不忘,必有回響。心意牽引心意,我這麼想。
儀式在蕭泰然作品〈1947序曲〉有時激昂、有時悠揚的旋律中開始。伴隨著現場展出的二二八時期成大相關檔案,述說著一個又一個驚恐、勇敢與悲傷的故事。
現場大屏幕輪播著《逝者如斯》關於成大在二二八、白色恐怖及解嚴初期學運參與者訪談的吉光片羽;《臺灣百年人物誌》紀錄片中林茂生部分;以及甫於2月23日返校接受遲來畢業證書的陳欽生的紀錄片。
儀式結束前,政治系學生楊庭霓朗讀林詠梅女士的詩作〈一片e樹林〉,這首紀念偉大教育家父親的詩作,由蕭泰然譜曲,成為傳唱海內外的動人合唱曲。
儀式結束前,我們邀請詠梅女士與家屬,共同點亮一盞燈,那盞別緻的桌燈,第一次點亮是在不到半個月前的2月23日。
林茂生銅像及其後人,左起林玲文、林詠梅、林呂碧紗(成大圖書館提供)
二、亂世浮生
認識吳榮元、吳俊宏、鄧伯宸三位是在2011年編寫成大八十年校史時的訪談,第一次見到陳欽生,卻要再晚四年。2011年1月,因為寫作成大校史中的一個傳奇性社團「西格瑪」,走訪1970年代中期從哲學轉向稼接社會政治反抗運動的林朝成。朝成提到初入成大校園時,耳聞1973年發生的「大陸社事件」,幾位學長從校園中被情治人員帶走。再早一年的「成大共產黨事件」,近十位成大學生與校友分別被拘捕、失去自由,這已經是當年的朝成所不熟悉的事了。
風聲鶴唳、校園中瀰漫著一種不安的氣氛,但是,在那朝霧朦朧的時刻,不知天高地厚的初生之犢,雖然隱約聽說了才幾年前學長們在校園中「蒸發」的故事,仍大膽嘗試著敲擊出威權體制的裂隙。除了與同學申請大陸社復社外,朝成還涉足了當時的黨外政治運動。
1972年的共產黨事件與1973年的大陸社事件,當時我雖不熟悉,卻略有所聞,也是校史寫作計畫的一個方向。朝成沒能給太多新的資訊,但娓娓道來,卻能感受當時歷史氛圍。訪談結束時,朝成說,還有些受難者大家不知名姓,聽說在共產黨事件之後,還有更慘的,一位校友告訴朝成,他的室友,一個馬來亞來的化工系僑生,被槍斃了都沒人知道。
後來我們知道了,那是在1971年,比共產黨事件早一年,這位馬來亞僑生沒被槍斃,卻足足被關了12年,他是陳欽生,威權年代裡一齣荒謬劇,不折不扣的冤假錯案。
寫作校史的夥伴幸真,清查許多檔案,第一次在成大校史中寫了陳欽生的故事,短短兩頁,焦點在國際特赦組織的關懷與營救,雖然陳欽生仍然只是史頁中的一個名字,不同的是,在成大校史中被隱姓埋名多年,2011年,陳欽生受難四十周年,他終於在歷史記載中浮現。
2016年11月,成大圖書館舉辦「歸來的盜火少年」座談會,邀請三位共產黨案被政治整肅的成大校友與陳欽生與談,不能前來的吳榮元以影像視訊致意,吳俊宏、鄧伯宸都來了,他們三位是四十多年前的左派青年,至今無悔、不改其志,鄧伯宸說:「我到今天還是個馬克思主義者。」
對吳榮元、吳俊宏、鄧伯宸三位,1972年的變故,某種意義上說是「求仁得仁」。陳欽生則不同,他只是亂世中的草芥,在尋常生活中莫名襲來風暴,從此生命受到摧折。九死一生後,重回社會,在三年的困頓絕望後,遭逢貴人,重新找到生機,過了二十多年堪稱幸福美滿的生活。
那不堪回首的15年,就讓它永遠遺忘吧!每一次的回顧,是一次次的夢靨、椎心泣血。
但是,陳欽生還是站出來了。2009年後,陳欽生成了一個說故事的長者,他決定要讓年輕人知道他的故事。述說不堪回首的過去,需要勇氣、需要智慧、更需要大愛,述說苦難是為了讓苦難不再來。
陳欽生的故事中沒有英雄,只是一個尋常青年,無端在亂世中被捲入風暴,我想,那也許比起英雄受難的故事更讓人驚心動魄。
感謝陳欽生的現身,平凡人的現身,比起英雄的獻身有時更讓人動容。
2015年9月30日,陳欽生偕同另一位白色恐怖時受難的長者蔡焜霖在成大演講,我在台下默默做聽眾,因有事提前離席,未能問候。
第二天,幾位學生帶著蔡、陳兩位先生來圖書館找我,相談甚歡。過程中陳欽生說的一件事,我深深記得:「我到現在還不在成大化工系的畢業系友名冊當中。」
幾位當年受難的校友中,鄧伯宸當時剛從外文系畢業,在虎尾服役,吳榮元、吳俊宏、陳欽生以及其他好幾位校友,在校期間受難,因此學業中輟,未能從成大畢業。
當年受難的學長不負青春,有的在那壓抑的年代勇於追求理想、對抗威權;有的卻無端受難如亂世中之草芥。在四十幾年前扭曲的時空環境中,學校沒有能力保護自己的學生,對受難學長應該要感到深深的歉疚與不安。
那天之後,我一直在想著,我們是否有可能彌補當年的遺憾?
三、在歷史的創傷上點亮一盞燈
2016年11月1日,圖書館舉辦的「歸來的盜火少年」座談會,蘇校長特地前來向三位學長致意。2017年一元復始,有天我與蘇校長提起這件事,春節前數日,校長決定邀請幾位受難校友返校,接受學校補發遲來的畢業證書。於是,繼2016年深秋之後,盜火少年在翌年初春雨水時節再度歸來。
2月23日夜裡,蘇校長在她的臉書中寫下:
1972年2月23日吳俊宏學長、在服役的鄧伯宸學長分別從校中、軍中帶離,人生從此斷了線⋯⋯不知道這一個日期的我,冥冥中選了今天,在創校時的校長室,頒贈給他們遲了45年的成功大學畢業證書。
在這一場名為迎接「歸來的盜火少年」的典禮中,我知道成大「窮理致知」的校訓中對極致真理的探索,原來也一直引領著我們對於真正光明的追尋!這或者是幾位學長當年付出所有代價所要爭取的火光!
會場當中置了一盞燈 ⋯是同事們費心找來的挪威設計,靈感來自卡通 the cake with the file。敘述一位母親,將銼刀藏在蛋糕中,送給受難服刑的兒子,希望他逃脫。燈罩裡有個較深色的尺狀物,就是銼刀的模型。銼刀上有 only for escape,有鼓勵受困者熱愛生命之喻。
2月23日儀式之前,我和幾位同事在很短時間內密集討論儀式流程與內涵。一開始,我們討論的是,可以致贈怎樣的禮物給學長們?歷史系陳恒安老師提了個很好的想法,與其想著要給予學長們甚麼贈禮,不如想想經過這場儀式,能夠留下什麼給這所大學?
恒安說:「請他們共同做一件事,類似植樹或什麼的,可以留下來,而不是帶走。」
我回說:「作為起點的贈禮,是很好的發想,在歷史的創傷上點亮一盞燈,除了讓陰暗的過去浮現在歷史的地平線上,更積極的意義是照亮前路。具體方案再討論。」
恒安立刻回應:「以下純屬蹦出來的畫面。燈?點燈?點一盞燈放在校長的桌上(博物館那張)?以後展場開,燈就開。展場本就須開燈。以後相關活動都在燈前見證。」
博物館陳政宏館長在網路上尋找各種不同風格款式的桌燈,猶豫當中,創產所林蕙玟老師傳來一個網頁,問:「這個燈如何?」
「Bake me a cake」,這個蛋糕造型的燈,正如蘇校長臉書所述,蘊藏著母親的心意,協助受難的兒子脫困而出。我們想,以親子間最深摯的愛衝決網羅,這個寓意太貼切了。
這盞燈2月23日雨水之日在創校時的校長室點亮,也在3月7日驚蟄之日在圖書館點亮,我們期待的是燈燈相連,啟動成大校園中更深刻的歷史反思與社會責任的承擔。
在歷史的創傷上點一盞燈(攝影:曹沛雯)
四、如歌的行板
十年前寫作【青春如火】的第二篇時,我援借瘂弦的經典詩篇〈如歌的行板〉為題,以「革命之必要」、「民族尊嚴之必要」、「閱讀之必要」、「組織之必要」、「學生參與之必要」、「上山下鄉之必要」幾個段落,連綴共產黨案與大陸社案兩個事件。
當時我絲毫沒想過同名的柴可夫斯基的名曲「如歌的行板」。
「歸來的盜火少年」儀式中,聲音是個重要的元素,有儀式前的背景歌曲、儀式開始的四重奏、以及儀式結束時的頌詩,分別是Joan Baez演唱的”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綠林弦樂團的柴可夫斯基〈如歌的行板〉四重奏、以及朗誦周夢蝶的〈九月〉。
開場樂曲一開始考慮的是電影〔辛德勒名單〕的配樂,也四處探詢可能的演奏者。希望以學生為主,也考慮過某些老師。最終是藝術中心士蓉邀請了學生組成的綠林弦樂團四重奏,曲目也由〔辛德勒名單〕的配樂改為柴可夫斯基D大調第一號弦樂四重奏,第二樂章〈如歌的行板〉(Tchaikovsky, String Quartet No.1 in D Major, Andante cantabile)。
2月23日儀式進行時,歷史系林瑞明老師(2018年去世,與受難學長同時在校,並與鄧伯宸熟識,曾經到土城看守所探視受難學長,我們特邀見證觀禮)致詞時,開口便說,當他一走進會場,聽到「如歌的行板」時,眼淚就掉了下來。
恒安也告訴我,當天晚餐時,幾位學長詢問儀式中的音樂,表示當下忍不住落淚。
《如歌的行板》是柴可夫斯基1871年創作的D大調《第一絃樂四重奏》的第二樂章,取材自俄羅斯民歌《凡尼亞坐在沙發上》。1876年,莫斯科音樂學院舉辦了一場音樂會向托爾斯泰致敬。在演奏「如歌的行板」時,與柴可夫斯基並肩而坐的托爾斯泰感動得流下淚水。
柴可夫斯基日記中寫著:「比鄰而坐的托爾斯泰留下了淚水,這是我一生中感到最榮耀的時刻,也是我一生中對自己的創作力最引以為豪的時刻。」托爾斯泰也在給柴可夫斯基的信中說:「那天是我在莫斯科最值得回憶的一天。我發現,我一生在文學上的努力,回報還不如那天聽你的音樂來的深刻。」
一個有待查證的說法是,托爾斯泰的落淚,是因為他從那曲調中「接觸到忍受苦難人民的靈魂深處。」
儀式開始前十分鐘,會場反覆循環播放Joan Baez的”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直到司儀宣佈開始時停播,接著由綠林弦樂團演奏「如歌的行板」。
Pete Seeger作詞作曲的”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取材自俄國小說《靜靜的頓河》與烏克蘭民謠,成為美國1960年代最打動人心的反戰歌曲之一。Joan Baez演唱的版本流傳最廣,也是學長們年輕時熟悉的聲音。歌曲中的飄零落花遮覆在戰死沙場男孩的墓塚之上,而此刻的現實中,當年的盜火少年,虎口餘生,幸而能在白髮蒼蒼時歸來。
儀式結束前,我安排了誦詩。中文系高美華老師協助邀請學生朗誦詩篇,原先我選擇的是楊牧的〈波昂.1973〉,在前一天臨時改為周夢蝶的〈九月〉。我想,四十多年過去了,當年的怒目少年,經過歲月洗鍊,應該更為從容面對餘生。周夢蝶的灑脫,也許更合乎他們此刻的心境。
種五十畝酒穀
再種五十畝酒穀
再加上三日一風,五日一雨
我的憂愁們將終年相視而笑了!
儀式現場海報(海報設計:謝雅淳)
陳欽生(攝影:江志康)
五、其後
2018年五月五日,馬克思兩百歲生日當天,我在圖書館籌辦第二次「一冊一世界」特展〔資本與異化:遊蕩在現代世界的馬克思〕,主題書展配合幾場導讀與演講。四月間我邀請鄧伯宸來講一場,他客氣地婉拒了。但是,在2018年4月30日給我的簡訊中說:「有一事請教:將近半個世紀前,蔡俊軍從勝利校區圖書館『借走』兩本《資本論》,那套牛津出版西方經典文叢﹝當時是放在參考書室﹞還在嗎?若在,《資本論》補齊了嗎?」那是「一整套書中的兩卷,叢書的全名是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出版者是Encyclopedia Britannica。」
讓我感動的是他接著表示:「我的想法是,整套書若還在,但獨缺《資本論》兩冊,我願捐出自己的予以補齊。」
我請館員查核後,回報該書「查核書目及館藏紀錄,最接近鄧先生詢問的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套書中 (1952年版,據本館書目紀錄共有54冊)的資本論,應該是第50冊,登錄號120072 (1969年入館) 的這本書,這本書在系統的盤點紀錄是未盤點到的去向不明圖書。不過,第50冊在1989年時已再補購入館(登錄號571069、563995)」。
鄧伯宸說:「甚好。我原來還想可以為活動設計『一個盜書少年歸來』的橋段。既然如此,作罷便了。」
在那個閉鎖的時代中,「盜火少年」怎能不是「盜書少年」?但是伯宸學長的心意,讓我心緒徘徊久久不已。
儀式開始前徘徊在博物館門前的鄧伯宸,再回首已是華髮少年(攝影:江志康)
儀式過後,三月春暖,得知一位受難學長目前旅居美國,於是通過他的大學同學居間聯繫,盼望能有機會邀請學長返校;若是不方便返台,我們也可以轉託適當人選將畢業證書送到美國親交並代學校致意。
學長直接拒絕了。他表示,生命已向前行,他無意回顧已消逝的、遙遠的、只能帶來痛苦回憶的往事。
我想我能體會他的心情,也為再次打擾感到抱歉。感謝當天回到母校的四位學長願意成全,感謝林詠梅女士等林茂生家屬回到父祖所來之處,也感謝旅美學長讓我們更進一步深思探掘歷史黑暗遺產過程中的情感與倫理課題。無論如何,都讓學校有機會嚴肅面對過去的歷史創傷。
2017年正逢二二八事件70周年與解嚴30周年,在這特別的歷史時刻,成大必須深刻省思,面對歷史的悲劇與人類的苦難,大學能夠承擔的是什麼?
解嚴30年,二二八可以公開紀念、談論也近三十年,歷史記憶仍有許多缺口需要補足,轉型正義仍須在權力的節制之下更加深化(以轉型正義為名的權力濫用,成就的是當下的不正義),更重要的是,必須要向著歷史記憶的公共化意義前進。需要更廣泛述說、聆聽、對話、溝通與深入的探掘,不僅止於特定時空單一歷史事件的追究,因為那有可能陷入加害者與受害者易位的無限迴圈。只有指向對「惡」的本質的深刻反思,才可能在歷史的創傷上點亮一盞燈照亮前路。
2020年歲末,我受學校委託代擬辛丑年賀年卡內文,除了新春應景,一方面有感於庚子年大疫掀開潘朵拉盒子,差別、汙名假形形色色不同政治正確而行於世;另方面也在重申大學生命寄於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而容許主流之外的異議是其關鍵。我擷取瘂弦的詩句並仿改一句,重作組合,賀卡正面是:
溫柔之必要
春光之必要
反面則是:
你是去年冬天
最後的異端
又是最初的異端
在今年春天
觀音在遠遠的山上
罌粟在罌粟的田裡
只要世間存在不義,盜火少年會不絕如縷。
本文部分內容直接摘取我的兩篇文章,分別是〈念念不忘,必有回響:2017年春天,在歷史的創傷上點亮一盞燈〉,《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館刊》26期(2017年11月),以及2016年為陳欽生自傳《謊言世界我的真相》(2017年1月前衛出版)寫的推薦序言〈亂世浮生〉。
附記
2017年的舊曆春節來得早,那年正月初一是陽曆1月28日。寒假開始前蘇校長決定以補發畢業證書儀式向幾位學長致意,我回到花蓮,1月25日開始向學長們拜早年,同時請求他們成全學校彌補歷史缺憾的心意。我嘗試能找到更多受難學長,但是很遺憾,只能聯繫到陳欽生、鄧伯宸、吳榮元、吳俊宏四位,我衷心感謝他們的成全。
年假過後,我們如火如荼地展開籌備工作。陳恒安、陳政宏、吳光庭、林蕙玟、簡聖芬等幾位老師與我組成任務小組,並且在博物館、圖書館和藝術中心同仁的協助下,很快地決定了儀式定位與進行程序。儀式地點選擇在1930年代創校時的校長室,邀請四位學生組成的綠林弦樂團演奏柴可夫斯基D大調第一號弦樂四重奏第二樂章〈如歌的行板〉、邀請學生在儀式結束時朗誦周夢蝶的詩作〈九月〉,還有,快速下單採購了那盞挪威設計師設深具隱喻意味的桌燈Bake Me a Cake。最後,江志康導演特地南下,為儀式做了完整的影音記錄。
行政程序上,2月9日由我在圖書館上簽,會請教務處查核相關資料,最後由校長在2月17日決行。十一位校友中七位在學期間受難未能畢業,教務處根據校長決行,製作了七份正式畢業證書,2月23日儀式中感謝陳欽生、吳榮元、吳俊宏三位親自接受,另四份未能發出,期待他日。
簽陳說明文字原作公元紀年後改民國紀元,一時疏忽,起始第一句應該是公元1950年代誤作民國50年代。
簽陳內文應該完整留作紀錄,如下:
主旨:陳請補發60-62年戒嚴時期三次成大校園內政治整肅事件,因受難而遭退學同學畢業證書,已畢業之同學亦請給予適當致意,請鑒核
說明:民國50年代的白色恐怖,成大未能倖免,不少正值青春歲月的年輕師生,在動盪不安的時代,被迫離開校園、有的甚且告別人間。到了民國60年代,60年先是化工系馬來西亞僑生陳欽生被無端羅織罪名,失去自由十五年;繼而兩波校園政治整肅行動指向成大,61年成大共產黨案與62年成大大陸社案。
61年的成大共產黨案,成大在校及剛畢業不久的學生蔡俊軍、吳榮元、鍾俊隆、吳俊宏、鄧伯宸、余光夏、沈寧怡,以及一些他校串連同學共十九人分別被捕,年底初次判決,蔡俊軍(交管)、吳榮元(交管)死刑,鍾俊隆(交管)、吳錦江(逢甲)、林守一(淡江)、林擎天(淡江)無期徒刑,沈寧怡(礦冶畢業)、張建章(淡江)、吳俊宏(交管)、刁德善(空軍官校畢業)、張星戈(空軍官校肄業,服役中)、黃文珍(高雄商校)十五年有期徒刑,鄧伯宸(外文畢業)、余光夏(礦冶)、余子超(海官)、林台雄(空軍幼校肄業)、李國龍(輔仁)、李代雄(文化)、李慧宗(逢甲)感化三年;第二年年初,第二次改判,死刑改無期徒刑,無期徒刑改十五年,黃文珍改判十年,其餘依一審所判決。
民國62年,「成大大陸社事件」,許武華(化學)、鄭春朝(礦冶)判五年有期徒刑,胡添培(土木畢業)感化三年,胡添培甚且是在畢業典禮當天在校園被情治人員帶走。
民國61年與62年的寒假期間,兩度針對以成大為主青年學生的逮捕整肅行動,成為成大歷史中長期隱諱而難言的傷痛。多位年輕的生命遭受牢獄之災,生命軌道因而轉向。這段記憶長期掩埋在歷史荒徑裡,在過去的成大校史中,或者諱莫若深,或者語焉不詳,直到近十年來才開始浮上歷史地表。
當年的憤怒青年,如今早已年過花甲,在人生的後半段,午夜低迴,四十餘年一瞬,恍如昨日。昨日之怒,雖未能「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究竟是拒絕了「妾婦之道」,奮力作為,在曾經黑暗的時代中,閃現了一道光亮。
對諸位學長而言,文憑身外之物,學校是否認同亦非絕對要事,他們率皆有更高的理想與使命能安身立命,富貴名聲皆如浮雲。但是就還在學校的我們,是惟一能稍補四十多年前遺憾的作為。學校一體,現在的主事者宜為當年扭曲的時空環境下學校無從保護學生表達歉意,恢復其名譽。而這一切學校的作為,將是給現在校園內學生最好的教育,也是學校面向未來關於大學精神的嚴正宣示。
以下列舉十一位受難同學名單:
一、民國60年美新處案暨馬共案:陳欽生,化工系57年入學,60年9月退學。
二、民國61年成大共產黨案:鄧伯宸,外文系56年入學,60年7月畢業、余光夏,礦冶系59年入學,67年7月畢業、沈寧怡,礦冶系56年入學,60年7月畢業、蔡俊軍,交管系56年入學,62年3月退學、吳榮元,交管系56年入學,62年2月退學、吳俊宏,交管系57年入學,62年3月退學、鍾俊隆,交管系57年入學,62年3月退學。
三、民國62年成大大陸社案:胡添培,土木系58年入學,62年7月畢業、鄭春朝,礦冶系58年入學,62年12月退學、許武華,化學系58年入學,62年12月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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