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6日 星期五

新婚頌:《詩經》集句 _2003



新婚頌 《詩經》集句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詩》〈周南‧關雎〉)
未見君子。我心傷悲。(《詩》〈召南‧草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詩》〈鄭風‧風雨〉)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詩》〈周南‧桃夭〉)
今夕何夕。見此粲者。(《詩》〈唐風‧綢繆〉)執子之手。與子偕老。(《詩》〈邶風‧擊鼓〉)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詩》〈小雅‧鹿鳴〉)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詩》〈大雅‧既醉〉)
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詩》〈小雅‧楚茨〉)
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月之恆。如日之升。(《詩》〈小雅‧天保〉)



附記


十年前,承春蘭家族長輩囑,為當時一位即將新婚的年輕人草擬賀詞。
我自己寫不出好句子,取個巧,從詩經中擷取片言隻語、組合成章。不記得當時是否用上?

老友惠卿,小友軍豪、宣汝,新婚燕爾,還請雅賞!
也祝福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


2013年10月28日 星期一

古之學者為己:訪問錢賓四先生 _ 編輯案語 _ 1988



古之學者為己



訪問錢賓四先生

〔編案〕王健文執筆 《歷史月刊》創刊號,198821

博大真人世共尊,著書千卷轉乾坤。公羊實佐新朝命,司馬曾招故國魂。
陸異朱同歸後案,墨兼儒緩是初源。天留一老昌吾道,十載重來獻滿樽。

錢賓四先生九十大壽時,他的高弟余英時先生作了四首詩為錢先生壽。前面引的是其中第一首,詩中除了推崇錢先生之博大高明與立言之不朽功業外,還把錢先生的幾部重要著作以詩意表出。從第三句到第六句,分別指的是《劉向歆父子年譜》、《國史大綱》、《朱子新學案》和《先秦諸子繫年》四部經典之作。
錢先生著述極富,上舉四書只是其犖犖大端。綜觀錢先生著述,出入四部,以經入史,而有《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以子入史而有《先秦諸子繫年》,以集入史而有《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朱子新學案》與《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上下古今,通貫四部,能見人之所末見,發千古之幽微,博大真人之說,洵非虛言。
任何大學問家治學都有個內在的驅動力量,錢先生自不例外。《師友雜憶》中錢先生提到,幼時曾聽一位長輩說天下分合,一冶一亂,是中國歷史的錯誤,此後當學西方合了就不再分,治了就不再亂。錢先生回憶當時聽到這個東西文化優劣得失的問題,如巨雷轟頂,全心震撼,從此畢生學問與用心,都在這個問題上。錢先生少壯之時,正值新文化運動高張,然而錢先生反而尋之古籍,以為主張新文化運動者,於舊文化多認識不真。錢先生日後致力於傳統文化尤其是儒家精義的闡發,欲引領國人自歷史求對自我的認識。若由此脈絡尋繹錢先生著述大旨,則思過半矣。
錢先生的學術不離開時代與社會,但卻非潮流中人,一生旁觀潮流、批判潮流,而其終極關懷,厥在博統文化要義。錢先生的著作以學術思想為重心,出入四部,而不以史學為限,則有別於現代的專業化學術。究竟錢先生學術的基本精神何在?他內心的想望與職志是什麼?我們以書面訪問錢先生,錢先生婉轉說來,隨處透露極深沉的智慧。孔子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人之學處處受制,不是真性情,真學問。只有為己之學,才能夠擺脫世俗羈絆,真誠對待學問,我們以為這正是錢先生的最佳寫照。以下就是錢先生的夫子自道:


我平生自幼至老,只是就性之所近為學。自問我一生內心只是尊崇孔于,但亦只從論語所言學做人之道,而不是從春秋立志要成為一史學家。古代中國學術界亦尚未有專門史學一名稱。西漢太史公司馬遷寫史記時,亦只見其尊孔之意。我之愛讀史記,主要亦在此。非專為有志如近人所謂成為一史學專家,亦非專為有志如近人所謂之冶文學。只是生性所好,求為一「學而時習之」之平常人而已。

我生平做學問,可說最不敢愛時髦或出風頭,不敢仰慕追隨時代潮流,只是己性所近,從其所好而已。我到今也常勸我的學生,千萬不要做一時髦人物。世局有變,時代亦在變。三年,五年,十年八年,天地變,時髦的亦就不時髦了。所以不學時髦的人,可不求一時群眾所謂的成功。但在他一己亦無所謂失敗。

我一生最信守論語第一章孔子的三句話:「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于乎。」這是教我們一個人的做人之道,亦即是教我們做學問的最大綱領。我自七歲起,無一日不讀書。我今年九十三歲了,十年前眼睛看不見了,但仍每日求有所聞。我腦子裡心嚮往之的,可說只在孔子一人,我也只是在想從論語學孔子為人千萬中之一二而已。別人反對我,冷落我,我也不在意。我只不情願做一孔子論語中所謂的小人,「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中國傳統上做學問要講通,我不是專研究想要學近代人所謂的一文學專家或史學專家。亦可說,我只求學在大群中做一人,如中國傳統之儒學子學,至於其他如文學史學亦都得相通。如我的先秦諸子繫年是講的子學,非專為史學,但與史學相通。我寫此書是因我在中學教書,學校規定每位國文教師除教國文課外,另需開論語、孟子、國學概論三門課。那年我教孟子,孟子第一篇講到孟子見梁惠王,這事發生在梁惠王的那一年?自古以來成一大問題。我為考訂此事,於是啟發了我寫先秦諸子繫年這部書的最先動機。後來如我寫國史大綱,乃是一本上堂講過七年的教科書。那時我做學問的主要興趣,只注意在中國史方面。以後我的注意又逐漸轉移到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問題上去,我的主要興趣轉到文化比較上,但亦都為解答我自己一人心中的問題。

就我一生讀書為學的心得,我認為根據中國歷史傳統實際發展的過程看,自古以來學術思想是居於人生一切主導地位的。上之政治領導,下之社會教養,全賴學術思想為主導。我更認為不僅中國過去如此,將來的中國,亦必然應該要依照傳統重振學術才有正當的進程。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各有他的自己一套傳統文化。看重學術思想之領導,是我們傳統文化精神之精華所在,這是不能揚棄的。

看重我們自己的傳統文化精神,必當看重儒家思想為之作主要的中心。換句話說,看重中國歷史綿延,即無有不看重儒家思想。儒家思想內在一面有其永不可變的外貌,如修、齊、治、平皆然。另一面亦有其隨外面時代需要而變的內在思想,如孔孟程朱皆是。舉個簡單的例于,孔孟同屬儒家,但孟子思想與孔子亦有所不同,這因時代變,思想亦必然隨而變。但在追隨時代的不斷變化中,有一不可變的傳統精神,是我們最該注意的。今天的世界,交通方便,全性界如一國。我認為儒家對今天以後的中國,仍當有其不可磨滅的頁獻。其對世界文化亦自有其應有之影饗。至少可以說,對此下世界亦同時有其間接的貢獻。

簡單的說,我一生讀書只是隨性所好,以及漸漸演進到為解答在當時外面一般時代的疑問,從沒有刻意研究某一類近代人所謂的專門學問如史學文學等。這是我一生學習的大綱,亦是我私人一己的意見。


附記


《歷史月刊》創刊號錢穆專訪的紀錄稿及前面的編輯案語。專訪由杜正勝先生負責,由於當時錢先生年邁不便,並未當面訪談,而是由錢夫人胡美琦女士提供錢先生自述文字。杜先生對我口述編案重點,由我執筆寫下。這篇短短的案語,大約有一半是依杜先生的口述記下,一半是我自己的文字。
月刊不久後由另一位資深報人劉振志先生接任總編輯,劉先生先是擔任副社長,坐鎮月刊實際負責。初來之時,劉先生告訴我,他讀了創刊號,覺得這篇案語文字老練,原以為是個有年紀的學者所寫作,沒想到是當時不到三十歲的小夥子寫的,讓他感到訝異。
月刊編輯短短不到一年,我自行請辭,回到學術道路。離開月刊後不曾與當時其實很照顧我的長者再有往來。多年後,兩位劉先生都已仙逝,回首從前,感慨良多。

〔中國歷史上的商業與商人〕專輯卷頭語 _ 1988



〔中國歷史上的商業與商人〕專輯卷頭語

王健文執筆 《歷史月刊》創刊號,198821

人群社會中個人不可能獨力生產所有生活必需品,必各司所職,互通有無而後可。生產必須分工,物品必須交換,商業的發生基本上就是源於交換之際的種種情事。上古日中為市,交易而退,那時恐怕還沒有專業的商人。春秋以前,工商屬官,一環一物,猶受命於官。自春秋晚期以後,漸有不受命於官而自以財買賤賣貴,追逐利潤者。
封建體系逐漸解體,游離於體系控制之外者益多,商業活動也益為繁盛。《管子‧小匡》曾描述當時的商人:
群萃而州處。觀凶飢、審國變。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貨。以知其市之賈。負任擔荷,服牛駱馬,以周四方。料多少,計貴賤。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買賤鬻貴。
這種新興行業的持性之一,是掌握充份的資訊,與時俯仰,以有易無,買賤賣貴,如果經營得當,則易得暴利。《史記‧貨殖列傳》中提到雍伯以販脂而致千金;張氏以賣漿而有千萬資財;更大的資本家如猗頓和郭縱分別以鹽鐵兩業而富比王侯。經商所得的利潤,一般遠高於農作。人的自然欲望難以遏止,利之所在,則群相趨之,所謂「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但是,傳統中國社會中一直存在著「重農輕商」的情結,商人在社會中是富厚的一個階層,除了財富之外,他們的地位又如何?
    司馬遷寫《貸殖列傳》傳古代的商人,認為「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原無輕賤商人之意,而商人是否「害於政」、「妨百姓」?則是政府制定對待商人政策最主要的兩個著眼點。過去一般認為傳統社會的商人,相對於農作的「本業」,所從事的是次一等的「末業」。同時,商人因為掌握流通的資訊與運輸能力,一買一賣之間,得獲大利,也被認為是不合公正與安定的原則,因而各種規限與稅役必須加在商人身上,以降抑他們的地位。近人的研究已經修正這種流行的看法,漢代對商人的統制,凡有市籍的商人,不得為吏,不得名田,加重其租稅,至於車馬服飾,亦各有限制。但是漢武帝時,已有孔僅、桑弘羊等,由市井躍登朝列,其他限制,似乎也逐漸成為具文。此後雖然在理論上仍然輕商,實際上則兼顧控制與利用兩種路線。隋唐時工商及其子弟,都不能應科舉,但這限制到北宋已經寬弛,宋、元以降,商人入仕的管道漸廣,到了清初,對商人的控制,已不甚嚴,租稅負擔,亦非特重,政府且以恤商自許。這種商人地位的轉變,也反映在思想觀念上,宋元儒者,不諱言治生;明末黃梨州,有「工商皆本」之論;清代沈垚更說:「古者四民分,後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恆為士,後世商之子方能為士,此宋明以來變遷之大較也。」沈的話也許有些誇張,但是商人地位的提高則是不爭的事實。自海通以來,工商為尚,傳統士、農、工、商四民的排列順序恐怕早已倒了遇來。
    商業活動與商人地位,在歷史的演進中,伴隨著政治、社會、思想種種糾葛,亦有不同面貌呈現。本刊製作「中國歷史上的商業與商人」專題,從先秦到近代,分成五個時期,或觀照全期之整體演進;或凸顯商業之若干特質;或素描商人之具體活動,分別從不同角度讓讀者認識傳統商業與商人的梗概。篇末附簡單書目,讀者循之而進.可以有更深入的瞭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