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29日 星期一

溫柔革命(《教室裡的溫柔革命家:吳英長》第七章)

 第七章溫柔革命

「您當初為何會選擇教師的角色呢?」
吳老師沉默了一會兒:
「所有符合老師的條件,都不適合我。」
頗有自嘲的意味。
「而我之所以挑這個角色扮演,大概是我一直沒碰過一位好老師吧!

詹淑惠,〈一位堅定教育信念的老師:訪吳英長老師〉

回顧是為了走向未來

一個有經驗的教師,要去反省自己的教育理念,可透過不同的活動來進行。首先是寫一份教育自傳。自傳中可敘述自己當初是如何進入教育界的:可能是一個有意的選擇,也可能是一個偶然,或一個錯誤。進入教育界後,又如何充實個人的能力,發展實務工作的。輔導教師透過自傳的撰寫,有系統的回顧他的教育經驗,從進入教育界第一天開始,到今天自己是如何走過來的。通常,在講述屬於自己的故事時,都很能扣人心弦,引人深思。

另外,在回顧的過程中,不妨引導輔導教師去思考,在他從事教育工作的經驗中,哪些重要事件深深的影響或改變他的教育理念。……教育自傳中,重要事件的分享與討論,對輔導教師本人很有幫助。我們認為這「重要事件」可以包括教師本人早年一連串親子相處的經驗。……這部分經驗的反省是羅吉斯所說:「成為一個人」,必須能夠擺脫的束縛。但是如果沒有澄清的機會,它就隱藏在個人內心深處,一直影響教師的看法與行動,卻無從察覺,因此就沒有機會真誠的面對自我。

(吳英長,重建教師哲學:澄清教師的教育理念〉,《新制教育實習面面觀》,台東師院,1997年。收入:《教育理念與師資培育》)

 

1997年的這篇文章,吳老師談到了「教育自傳」的寫作。其中,他特別提到,教育自傳中所回顧的「重要事件」,「可以包括教師本人早年一連串親子相處的經驗。

不知道吳老師是否撰寫過屬於他自己的「教育自傳」?如果有,他會怎樣回顧那些「隱藏在個人內心深處,一直影響教師的看法與行動」的過去?

 

「背影」

吳老師有許多膾炙人口的教學課題,其中我一直好奇的是,許多學生都提到他帶大家閱讀的〈輸家物語〉和〈背影〉。在〈背影〉中談父子關係,在〈輸家物語〉中談如何面對失敗,一般教學中很少人會去觸碰,這與他的生命經驗又是怎麼連結?

1999年在台南與吳老師重逢,他提到教〈背影〉這篇文章時,能講到讓學生哭出來。

學生讀〈背影〉哭了,吳老師自己呢?

少年吳英長與父親之間,有時存在著緊張關係。高二下學期,吳老師對父親不能了解自己感到痛苦:

能講出來或講出來卻無法表達自己的苦衷,這實是人的一大痛苦,就像我的「過愛善心」一樣,父親時時聲稱愛護我,考慮我的處境,我卻覺得父親似乎不了解我。只要我的成績能夠拿去炫耀別人就好了,父親似乎不想去了解她的兒子是怎樣的個性,一個孩子即使賺得外面世界的榮譽,在家庭如缺乏父母的了解,也是無法快樂起來的。不知父親體諒此點嗎?(吳英長日記196847日補46日)

也許那不稀奇,少年十七、八,有著維特般的煩惱,算是正常的吧!我那個年代愛閱讀的少男少女,誰不是抱著新潮文庫赫曼赫塞的《徬徨少年時》長大的呢?誰不是被成人世界的權威與社會的成規壓得透不過氣來呢?

只是,三年之後,吳老師依舊感嘆:「親如父子,為什麼不能好好地談。」「我無法也不願意與父親談起我所能感覺到的,只是上、下兩個不同觀念在衝突著。(吳英長日記196849日補47日)

苦惱的不只吳老師吧!他和同學談起惱人的家庭問題,共同的結論是:上一代已矣,我們無法多說,只有從我們這一代做起,我們將儘量使父母與子女之間,和善相處。」(吳英長日記196849

大二暑假,父子之間的緊張到了高點,「快了!我快要父親的了。……緘默無語,那是傻瓜的抗議,對於父親,只好硬爭了。(吳英長日記1968723日)

可憐的父親,假如你這一生會有不幸的話,那就是他養了一個永不順從他的孩子,這個孩子雖然對他保持沉默,其實他早已在抗議了……(吳英長日記196883日)

悲苦少年、憤怒青年,當人生走過青春,來到自己也成為父親、女兒逐漸長大的哀樂中年,這時候讀〈背影〉,跟少年時刻閱讀,想必有著不同的觸動吧!

 

朱自清的〈背影〉,寫一個禍不單行的冬天,祖母往生、父親丟了差事,家道中落、滿院狼藉。辦完祖母喪事,朱自清偕父同行,奔逃似的離開老家。經過南京,父親留下謀事,朱自清搭火車返北京讀書。

父親堅持到浦口車站送兒子,叮嚀再三。不論與腳伕談價錢、還是囑託茶房照料,朱自清看了只在心中暗笑,笑父親的笨拙與迂腐。「我那時真是聰明過分,總覺他說話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

上了車,急著催促父親離去,父親巍巍顫顫地穿過鐵道、爬上月台,要到柵欄外買些橘子。看著父親笨拙蹣跚的背影,朱自清頓時流下淚來。

朱自清回想起近幾年來,家中光景日漸傾頹,父子倆人東奔西走,相聚日少。父親老境頹唐,往往瑣屑之事,便容易動怒,父子關係愈加緊張,朱自清感到父親「待我漸漸不同往日」。

但最近兩年不見,他終於忘卻我的不好,只是惦記著我,惦記著我的兒子。」朱自清來到北京,父親來信:「我身體平安,惟膀子疼痛利害,舉箸提筆,諸多不便,大約大去之期不遠矣。」原本嫌棄父親的兒子,淚光晶瑩,想起浦口車站父親「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馬褂的背影。」

 

在一份吳老師退休後有關於〈背影〉的教學設計,吳老師提出他的教學構想:

親子衝突對國一學生而言,有切膚之痛。衝突的產生源於彼此的對立,互相排斥和抗拒居多。在「背影」這篇文章中,剛好隱藏了這方面的衝突,所以透過教師的引導,使學生進入朱自清父子之間心裡糾纏的世界,從而體認父親細微的關心,解開親子衝突的迷津,是本主題探討的教學重點。

 

中年以後的吳老師,在課堂上解讀〈背影〉,會召喚出年輕時候的父子恩怨?還是透過閱讀,終於找到與父親和解的方式?

 

也許可以從吳老師另一個精采的論述說起。吳老師曾經針對作家袁瓊瓊的〈看不見〉一文,如何運用在教學?寫作了一篇精彩的論文〈遠離「自我中心」:論袁瓊瓊「看不見」的教學價值〉。這篇文章運用周哈里窗戶的理論,做了精闢的討論。周哈里窗戶是一種探討人際交往中,坦露自我和反饋別人的工具。以窗為喻,將人的自我認知區分為四個象限:我知、他人亦知的「公眾我」;他人知、我不知的「背脊我」;我知、他人未知的「隱私我」;我不知、他人亦不知的「潛在我」。

這篇文章命題就是「遠離『自我中心』」,所謂「自我中心」,從概念上說:「是指無法區分自己和他人的觀點;或將自己的思想意見推移到他人,誤以為自己這麼想,他人理當也如此。這樣的誤解就會造成主體與客體彼此糾纏,自己與他人的想法混淆不清。之所以如此,乃是因為每一個個體都相信,自己的觀點是真實的,甚至唯一正確的,可以『放諸四海而皆準』。

袁瓊瓊文章中的尚勤,總是覺得旁人都不了解自己,特別是母親的輕忽更是讓她耿耿於懷。但是,旁人「看不見」自己,也許是自以為旁人沒看見,其實旁人看見了,只是你「看不見」旁人的看見。也許旁人的確「看不見」自己,若是期盼得到旁人的「看見」,是需要費一番心思的。

從周哈里窗的理論來說,第一,「當一個人不過度防衛自己,能從別人反饋中修正自己的知覺和看法,他的『背脊我』就會縮短,公眾我因而得以擴展。」第二,「當一個人願意自我坦露,坦白說出自己的感覺、想法、經驗、期望、優點、缺點、信仰及態度,他的『隱私我』就會縮小,因而擴展了公眾我。

前者是「傾聽」,後者是「述說」,自我與外在世界的溝通,其實是反覆經歷了「傾聽」與「述說」的過程,當自我與世界之間的鴻溝逐漸填平,我們就有機會遠離「自我中心」。

如果一個人能夠自我坦露並得到適當的反饋,他的背脊我和隱私我就同時縮減,進而增加開發潛在我的機會,這樣公眾我就大大的擴展了。公眾我愈大,代表個人與別人實質的接觸愈多,個人的能力與需要,愈能為自己及別人所了解。而一個人的公眾我如果愈擴展,他就愈能遠離「自我中心」。

但是,吳老師指出,最難處理的是我不知、旁人也不知的「潛在我」,因為「它潛藏於意識之外,難以捉摸。

這時,吳老師說了另一個故事:

在「心靈捕手」這部電影中,羅賓威廉斯演那個處處碰壁的精神病醫生,聽說是他主動降低酬勞而極力爭取來的。因為他覺得這個角色簡直是為他寫的,讓他想到和父親的關係。劇中最後他一直告訴那個心情躁亂的大男孩:「這不是你的錯!」重複了九次,才瓦解了大男孩的抗拒,也解開了羅賓威廉斯早年和父親之間的心結。

 

雅鈴記得,吳老師說:「透過教學,老師是先自我療癒。」「很多生命經驗是可以透過一些作品,在教學現場先幫孩子們點出來。當教師進行這些文本的教學時,也重新面對自己的生命經驗,教師也在自我療癒。」

這是吳老師的夫子自道,也是他的證道之言吧!

我想,朱自清藉著〈背影〉,也重複告訴中年吳英長九次:「這不是你的錯!

閱讀〈背影〉、講解〈背影〉,我想,吳老師找到了與父親、也與自己和解的方式。

 

「山米與白鶴」

溫美玉學生時代曾經有過人生的低潮,她記得當時吳老師導讀過一本小說《山米與白鶴》,讓她逐漸走出困境。美玉說:

吳老師那時候就是全然的,他也不會跟你說什麼,我們每天都在學校上他的課,……每一堂下課以後,我就會去他的辦公室,不管是什麼事情,就是天馬行空地聊,或者是上課的時候我有很多的想法都會跟老師講。他就這樣聽,那是我最幸福,也是進步最多的時候。因為暑假結束,我們又回到學校教書,就繼續做一些東西,然後拿回去給老師看,讓他看這樣可不可以。所以當你受傷的時候,老師是全然包容的,然後就傾聽,然後必要的時候,他就出手。所以,那時候是我進步最多,也就是會從你受傷的情緒中恢復!我覺得人為什麼會一直覺得受傷,因為你沒有目標,你的世界是交給別人的,但是,當你肯定了自我,你覺得你的自我成就已經不需要別人來支撐的時候,你就會成為一個完整的人了!一個完整的人是不容易受傷的!最主要的是,你一直有熱情去做,就會忽略那個部分。

其實一個好的老師就是幫助學生去找到他自己,然後他只幫學生打開一些門,後面的路讓學生自己去成就。不能做得太少,也不能做的更多。

 

《山米與白鶴》說一個男孩對外祖父從厭惡敵視,如何走到和解?並進而渴望外祖父將自己擁入心懷之中。

故事的開始,山米隨著父母來到稍嫌破敗的外祖父家中,因為父母必須到底特律去工作討生活,不便帶著山米同行。山米清晨醒來,父母已不告而別,山米認為一切都是這可厭的老人從中作梗,哭喊著跑了出去。外祖父追出尋覓,山米懷著恨意,不願與外祖父返家。這時,外祖父發現了一隻受傷的白鶴。

因為這隻受傷的白鶴,讓事情改變了。原本山米遷怒於白鶴,反正只要是老人憐愛的,就是山米痛恨的。他不但不同情,反倒以石子丟擲白鶴,老人動怒了,指責山米,並娓娓道來自己與各種禽鳥走獸的情感、告訴山米生命的可貴。

山米本來就對白鶴沒有恨意,他只是遷怒。魯莽的舉止被阻止,自己也感到心驚。於是與外祖父協力帶著白鶴回去,盡心照顧、幫助白鶴重獲生機。

當自己付出之後,才能體會愛是什麼。在這過程中,不過短短一天,山米發現他對外祖父的感覺完全不同了。

山米再次走進水裡,他回頭看看正在擺弄魚竿的外祖父,突然感到心裡湧起一股熱流。他多麼希望外祖父能瞭解他,就像瞭解他所養的那群鳥一樣;他希望外祖父能在千百個孩子中認出他來,就像認出他豢養的那些野鴨、山鳥一樣。山米希望有一天,外祖父會把他也算在那些他所失去的愛物之中,用那種悲傷的聲調說道:「那只山鳥已經飛走了,那只鶴有一天也會飛走,還有我那可愛的山米也要走了。」

山米呆呆地站著,望著他的外祖父,那樣子十分滑稽。他真不明白這一切是怎麼發生的,在前一天早上你還恨著一個人,而第二天早上,你卻發覺你已經深深愛上那個人。在正前方的岸上,山米看到一隻青蛙,他迅速地涉水穿了過去。

 

山米與外祖父的和解,並非老人對孩子諄諄教誨,亦非兩人懇談父母離去的緣由,而是因為受傷白鶴的出現,老人與男孩在面對白鶴之時,流露了各自柔軟的心意,於是,他們彼此凝視對方的心意,看見了言語未必能表達的那個部分。

當年美玉人生的迷惘,也許與山米的故事不相干,但是,看著另一個受傷的孩子如何走出自己被綑綁的待撫慰的心,緩緩地、緩緩地,彷彿自己自然而然的,也跟著山米走了出來吧!

吳老師在那時扮演的角色,多少像是【戀戀風塵】這部動人的電影中的祖父,王晶文扮演的男主角,在外島遭逢情感兵變,退伍後悲傷返鄉,與李天祿所扮演的祖父,並坐在九分山麓,遠望著北方的大海,雲山蒼蒼,老人絮絮叼叼地說著年歲收成諸事,一字不及男孩的情傷,但自然撫慰了男孩一樣。

 

輸家物語

1990年之後,吳老師在課堂上常常以亮軒的一篇〈輸家物語〉作為教材,甚至在1993年的課堂上,邀請作者亮軒現身說法。

亮軒的〈輸家物語〉是吳老師在「創造心理學」這門課所發的第一篇講義。在上課中,老師以分段呈現的形式進行導讀,經過一連串的提問和討論後,讓陳雅鈴對「輸贏」有了全新的詮釋。

 

 邀請作者亮軒現身說法

在那場亮軒座談會中,雅鈴的筆記上寫著:

輸其實只是退出一般的價值體系,並不代表是弱者的表現。人常常不惜代價想要贏得一切,反而失掉更多值得珍惜、應該珍惜的。……

其實輸贏本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是不是以負責的態度在面對人生,看待問題。……

當你退出一般的價值體系時,反而能使自己重新由失敗的困境中尋回自己,得到尊嚴。……

而且「認輸」,反而讓我們更清楚「人的智能和體能是一樣的,都有其臨界點」。所以有了這樣的認知後,去善用自己的時間和智慧,一如在太陽光下使用放大鏡一般,如何調出其間的焦距,即是一種智慧。清楚自己的能力,正確評估自己的心智,不要對自己期望太高,也不需自貶太低,那麼即使只是小小的一只放大鏡,也足以凝聚太陽的光和熱,燃燒出最美、最亮麗的生命。

生命是有迴轉的空間,「退一步海闊天空」;「山不轉路轉」;「承認自己輸了」;「宣布退出,不玩了!」「讓你贏又何妨」,這樣的想法,其實是需要智慧的。人常以為困境將人打敗,殊不知自己是被自己打敗的。如果能捨得、輸得起,在困境中又何嘗找不到成為助力向上的動力呢?……生命是有迴轉的空間,千萬不要固執地想贏。認輸!才不致使自己輸掉一切,甚至是生命。

 

雅鈴筆記的內容是亮軒、還是吳老師的見解?我想都是吧!吳老師其實從很早對於勝敗輸贏就有著不同凡俗的態度。高三上學期,吳老師在日記中寫著:「林海峰是勝了,但阪田之失敗更為可榮,惜不為世人所重。(吳英長日記549月?)

1965年,二十三歲的林海峰初次打入日本「名人賽」循環圈,年紀最輕、段位最低,卻節節進逼冠軍寶座。最後決戰的對象,是素有「剃刀」之稱的衛冕者阪田榮男,賽前棋界一致看好聲勢如日中天的阪田榮男,但林海峰贏了阪田,奪下「名人」,震驚棋壇。

這麼一樁在台灣媒體必然轟動的新聞,如果是今天的媒體用語,林海峰自然被稱為「台灣之光」,肯定阪田則是「唱衰」台灣。在這時節,十七歲的南部少年吳英長,卻倒過來推崇失敗的阪田。其中緣由如何,今天已不易追索,但是吳老師獨特的眼光,的確讓人另眼相看。

日記中在那句言簡意賅的評斷後,吳老師接著寫:

所謂「成功」仍是將事情告個段落,但換個眼光,或許是個大失敗也說不定,其實宇宙間之事,沒有絕對成功,只有失敗。孔[]很了解此點,因此本著「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一味熱心去做,將其做事的自由大大解放,因此他的生活圈子充滿「不亦樂乎」「不亦悅乎」之樂趣,與這相類似有老子之「為而不有」之思想,它就是不因為所有觀念始勞動。(吳英長日記54918)

「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只需「一味熱心去做」,「做事的自由〔將〕大大解放」,十七歲的吳英長居然能懂得「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那樣深刻的道理?

應該說這是吳老師的人格特質吧!它不是知識,而是人的本質,有了就是有了,不因為年歲而有差別。

這樣的吳老師,來到中年,何以對亮軒這篇〈輸家物語〉格外受到觸動呢?

 

1986年,吳老師再次重返校園,回政大教育所攻讀博士學位,七、八年之後,吳老師放棄了學位。

以教學現場的實踐為尚,以教室為道場的行者吳英長,其實對世俗的學位不是那麼在意,但也許又不可能完全不在意。如同在此之前的1975年回到母系就讀碩士班,吳老師也許試圖在多年的教學實踐之後,進入學院,將實踐與理論作更好的結合。

據左老師說,吳老師在博士班的研究,堅持要做質性研究,老師則建議他先做量化,免得曠日廢時。吳老師有著很好的統計素養,改做量化研究對他毫不困難,但是,吳老師就是不肯。

唸博士班回到台北三年,再回到台東五年。不肯妥協,論文一直耽擱,到了必須決定的時候。左老師說,這時,

他非常焦慮,然後有一天他跟我講要打電話跟他爸爸講,因為他爸爸一無所有,就這兒子會讀書,對父親來說是光耀門楣。吳老師最後還是打電話告訴父親,說他不拿學位了。父親年紀大了,也就接受了。在做出放棄學位的決定之前,吳老師非常掙扎。

左老師在紀念吳老師的文字中也寫著:

英長從不看中一些外在的東西,比如外表、學位、頭銜等,他常說:「這些頂多是走捷徑的『門票』罷了!」「沒有舞臺的話,就自己搭。」好友勸他別這麼辛苦奔波,他會說:「我是天生穿草鞋、走石頭路的;康莊大道留給別人去走吧!」

 

也許在這樣的情境下,吳老師對亮軒的〈輸家物語〉特別有感。他決定推出這個世俗的價值體系,繼續「穿草鞋,走石頭路」。

也許,因為認輸,「做事的自由大大解放」,十七歲的少年吳英長,已經這麼提醒四十多歲的中年吳英長。

吳老師少年就決志走在那條「人跡罕至的路」,那的確讓他一生看到的風景大大不同。既然決定走在這條注定艱困的路上,另一條「熙熙攘攘」路上的繁榮景象,也必須有著很大的決志,就由他去吧!

 

Let it be

師母給了我吳老師生前蒐集的這兩張照片,並加上這樣的註記:

吳老師蒐集的10張大衛傑生的照片,早期(670年代)的電視影集「法網恢恢」主角康李查。

吳老師常說他像這位主角的命運一樣,逃無可逃。



照片中的大衛•傑生,轉頭回望、身體前傾,準備拔腿奔跑,前方卻是房舍夾道,此去茫茫,命運未卜。我不禁想起楚浮的〔四百擊〕片尾從感化院中逃跑出來的少年,他不停地奔跑、不停地奔跑,沒有人追逐,卻覺得自己逃不出那網羅。最終跑到了海邊,少年不知道去處何在?停下腳步,四顧茫然。

吳老師也曾想起楚浮電影的這一場景吧!?

 

吳老師的生命基調是晦澀不明的,儘管他心中有著最清朗的天空。

Let it be是吳老師在給學生的情意教學時,常常引用的教材。陳雅鈴回顧:

記得,那幾天的上課,我們看了幾篇文章,還看了一部影片。在放這首歌的那天,老師一上課即說:欣賞完影片後,心情會受到影片的影響,而沉溺在一種很不舒服的情緒中。我們也常不自覺地沉溺在困境中,無法自拔、自我折磨。老師接著說:能不能在到黃河心死之前,主角自己醒悟、跳脫困境呢?於是老師,大聲的播放這首”Let it be”隨它去吧!我們感受宣洩的痛快感。

藉由這首歌,老師談的是”創造性的轉化”的主題。從認知心理學”後設認知”的角度來看,人的內心有一監控系統,可以產生一種內在的聲音,幫助遇到困境的人解決危機。老師讓我們由具體的經驗中察覺情緒的陷溺和跳脫,再透過歌曲和理論說明什麼是”創造性的轉化”。

老師做了這樣的歸納:

能不能在遇到危機時,在內心產生這種內在的聲音(心理學上的”防衛機轉”),使自己解決困境呢?

對於我們自己本身,要能發展後設認知,在內心形成監控系統,清楚解決問題的歷程,分析問題的情境,則有助於我們用「創造性的轉化」解決困境。

對於陷溺者,則須助其建立後設認知,提供”轉化”之道。

 

寫下這樣的紀錄後,雅鈴說:

到了現在,這些點點滴滴已融入我的生命。當遇到困境時,或許免不了產生情緒,但是,不致於受情緒所困,無法自拔。我們也還記得那篇〈輸家物語〉,記得那句「趕不上,又如何」?也記得「如果贏得世界,卻輸掉自己,……。」我學會了傾聽內在的聲音,學會了疼惜自己,學會了為目標而堅持,也學會了「放下」。

或許,老師覺得:是他該放手的時候!

他做到他說過的那句話:不要把世界扛在肩頭上。

 

88級師資班的余兆娟記得的是在電影「天涯何處無芳草」中,Wordsworth所做的Forever「永恆頌」:

Nothing can bring back the hours of the splendor on the grass the glory in flowers. We will grieve not, rather than find strength in what remains behind.

「誰也不能令草木欣欣向榮、花卉再度綻放,但我們不必悲傷,情願在殘餘部分重新尋找力量」

兆娟記下了吳老師的詮釋:

我總驚嘆於您對事物的詮釋總是那麼的獨特與切要。您問我們誰有權來詮釋人生?又說:通常我們都認為永恆是欣欣向榮,恆久不變的,很少認為永恆是在殘餘的部份尋找力量。我願在殘餘的部分重新尋找力量,創造永恆。

吳老師的生命情調儘管灰色,他卻是一直為學生們描繪朗朗晴空,並提醒學生,一切理想,都是在現實的摧折下,從「殘餘的部分重新尋找力量。」

也許吳老師是對的,一切的創新都是在克服困境中發生;所有的自由都是在限制下的解放;風雨摧折之後是新生命的開始;綑綁束縛,才是飛翔的起點。

 

「做一件讓世界更美麗的事」

晚上,艾莉絲常坐在爺爺的大腿上,聽他說一些很遠的地方所發生的事。

每次爺爺說完故事,艾莉絲就接著說:「爺爺,我長大以後,要像你一樣去很遠的地方旅行。當我老了,也要像你一樣住在海邊。」

「很好,」爺爺笑著說:「但是,你一定要記得做第三件事。」

「什麼事?」艾莉絲問

「做一件讓世界變得更美麗的事。」

 

小艾莉絲很輕易地回答:「好啊!」當然,這時他還不知道第三件事會是什麼?長大後,她到一個圖書館工作,也到了一座熱帶島嶼,遇見了溫暖的人情。她到處旅行,攀登高大的雪山、穿越叢林、走過沙漠,最後,她落腳在海邊的一間小屋。

這時,她想起了答應爺爺的第三件事。

她寫信去訂購了一大包魯冰花的種子。

整個夏天,她的口袋裡裝滿了花種子,她一面散步,一面撒種子。她把種子撒在公路和鄉間的小路邊,撒在學校附近、教堂後面,撒在空地和高牆下面,只要她經過的地方,她就不停地撒種子,這裡撒一點,那裏撒一點………

第二年春天,那些種子幾乎同時都開花了!原野上、山坡上開滿了藍色的、紫色的和粉紅色的魯冰花,它們沿著公路和鄉間小路盛開著,明亮的點綴在教室和教堂後面,連空地上和高高的石牆下面,也都開滿了美麗的魯冰花。

故事的敘事者是花婆婆的姪孫,還是個孩子的敘事者,常常站在籬笆外,看著花婆婆種的花。偶爾,花婆婆會邀請孩子們進去,告訴孩子她在遙遠的地方經歷的事。有一次,這孩子告訴花婆婆:

 

「我長大後,要像你一樣去很遠的地方旅行。當我老了,也要像你一樣住在海邊。」

「很好,」花婆婆笑著說:「但是,你一定要記得做第三件事。」

「什麼事?」

「做一件讓世界變得更美麗的事。」

 


這是芭芭拉•庫尼(Barbara Cooney Porter)著名的繪本《花婆婆》(Miss Rumphius),也是吳老師與學生喜歡導讀的繪本。

吳老師說,花婆婆人生成就的關鍵是:「生活是不是持續與夢想相關?」

我想,《花婆婆》是個寓言,一個關於少年吳英長決志,而後一生燃燒夢想、「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的寓言故事。

它同時是一個關於轉贈禮物的寓言故事。

 

2019年11月19日 星期二

道德良心與責任倫理


道德良心與責任倫理葛延森失職彈劾案的癥結

曾平 《中時晚報》「時代副刊」1990.11.7

監察院通過了對前駐科威特代表葛延森失職的彈劾案,外交部長同時報請總統頒授勳章,表揚駐賴比瑞亞大使鄧權昌。這樣的獎懲,大致是沒有疑義的。而葛延森在初返國門時,一再地自我辯解,理由不外是,當時他先出來可以比留在科威特境內束手無策給我國僑民更大的幫助。其實如果他願意說實話,真正的理由應該是「怕死」,而他所犯的錯誤在於背棄他的職責。
應當注意的是,我不以為「怕死」是該被譴責的,我也不認為「怕死」是個錯誤。我們很容易,也喜歡用道德良心去要求別人。但平心而論,當面臨困境,必須在堅持道德與維繫生命間有所抉擇時,確是令人為難的問題。在道德問題上,要求他人顯然比要求自己要容易得太多。也許正因為多數人無法自我完成道德,轉而驅使他們更苛刻地要求別人,以掩飾自己的道德空虛。
去年六四事件當中,方勵之走避美國大使館,遭致了空前的批判。許多人認為方勵之懦弱怕死,不能與學生共生死,卻逃到美帝國主義的羽翼之下。後來侯德健在中共電視上露面,表示就其「目力所及,沒有親眼看到任何一個人在廣場上被打死。」在某種意義上,為官方「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一個人」的說法作了見證。侯德健後來被遣送到台灣,在台灣的媒體上面對各方的責難,侃侃而談,辯護著自己的誠實與正義。
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不管是對方勵之、侯德健還是葛延森的責難,多半是就道德良心的層面而言,似乎「壯烈成仁」是每一個人都應有的道德擔當。其實若每個人都誠實地問自己,當自己面臨同樣的處境時,會如何選擇﹖是和方勵之一樣跑到美國大使館中,還是趕到廣場與學生共存亡﹖是像侯德健一樣地屈服於官方的安排,還是不畏橫逆,至死不悔﹖是像葛廷森一樣走為上策,還是冒著生命危險留下來與僑民共患難﹖道德與生命的抉擇,看來輕鬆,說來容易,然而身歷其境時就知道那是何其困難的事了。正因其困難之甚,所以道德的典範才能成為歌頌的對象。道德只能要求自己,期待別人;而不是倒過來的寬容自己,要求別人。一個人人可以為堯舜的社會,充滿無限生機;而一個人人「必須」為堯舜的社會,卻正好是最能扼殺或扭曲生命的社會。如果無限上綱地要求每個人的道德,要求人人捨生取義,只能有兩個結果:不是以理殺人;就是只能得到扭曲的雙重人格,在虛假中維持著美麗的假象。
當然我絕不是在為葛、侯等人辯護,只是在一片道德良心的批判責難中,感受到那可能「以理殺人」的凜冽殺機。也許更務實地從責任倫理的角度來看待這些事件會更恰當些。葛延森的錯誤不是怕死,而是背棄職責。作為一個駐外使節,必須善盡保護僑民的職責,他失職了,就必須接受當得的懲處。天下沒有白吃的年餐,一個人享有了使節的優厚待遇及榮譽,同時也承擔了使節當盡的職責,也承諾了失職之後應受的處罰。同樣地,方勵之的問題不在於他是不是怕死(或者更進一步地分析,他在當時有沒有必要去求死),而在於他在這次學運中的責任評估。如果是他引起或主導了學運,那麼就責任倫理(不是道德良心)而言,他不應該在危難時棄學生不顧。如果學運不是他的責任,又怎麼譴責他的求生行為呢﹖也許相對於劉曉波間關萬里,共赴國難,方勵之沒有那麼偉大而悲壯的情操,但這最多也只能說他是不值得歌頌的,而不是他是應當被責難的。
至於侯德健,他的那句證言並不是不可能的,因為在去年六四慘案當夜,在廣場的目擊者或當事人,並不是每個人都「親眼」看到廣場中有人被打死。但是侯德健不可能不知道,以他的身分,在那樣的場合,說了那樣的話;即使他說的是實話,在那樣的脈絡中會造成什麼印象與影饗﹖在謊言的脈絡中,誠實有時候也會變成是說謊。如同前述的理由,我不以為侯德健在危難中的道德缺席是應該(可以而不是應該)譴責的,但是他後來的辯護卻讓我覺得可笑。一個人不能什麼都要,要了這樣,就得放棄那樣。他已經保住他的生命了,還想再要回那已失去的榮名,未免太貪心了吧﹗

2017年4月7日 星期五

昨日青春

昨日青春

2014年春日臉書八帖




青春如火

革命青春之一 2014/3/22


2011年,我主編成大八十年校史【成大八十‧再訪青春】,以五冊紙本、一部紀錄片的套書形式發行。其中第二冊《南方歌未央:戰後半世紀的青春記事》由我和張幸真合作撰寫。該書分三篇,第一篇「殘夏流明」由張幸真撰寫,主要紀錄1950年代白色恐怖中受難的成大師生;二、三篇由我執筆,第三篇「重訪/返西格瑪」,寫成大校史中的一個傳奇社團__西格瑪社,已發布於我的部落格「洗鉢記事」中。第二篇「青春如火」,紀錄1970年代初期,發生在成大校園中的兩個政治整肅事件:1972年的「成大共產黨事件」與1973年的「成大大陸社事件」。

紀錄片﹝南方有嘉木:知識份子與社會實踐﹞(張幸真製作、江志康導演、我參與策畫)與 《南方歌未央:戰後半世紀的青春記事》相表裡,有興趣的讀者兩者對看,更能了解我們希望表述的完整意思。

﹝南方有嘉木:知識份子與社會實踐﹞中訪談了成大共產黨事件中死裡逃生的主角之一吳榮元。而紀錄片破題的事件,是成大激進社團零貳社發動的反國光石化遊行。受訪的學生是成大政治系,零貳社創社社長林飛帆。沒錯,就是這次反服貿攻佔立法院議場的學生總指揮,台大政治研究所學生林飛帆。

在 《南方歌未央:戰後半世紀的青春記事》的封面,我放上了1970年代西格瑪社在成大榕園(當時稱「大草坪」)聚會的一張照片,圖說中我寫著:「大草坪(榕園),盜火的孩子的青春身影」

我在《南方歌未央:戰後半世紀的青春記事》的序言〈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中,曾引述鹿橋與錢永祥如是說:

悟道前的小王子,果斷地分辨善惡,如同對抗邪惡風車的堂吉訶德,義無反顧;老法師開示後的小王子,則像是猶豫不決的哈姆雷特,對真實世界的複雜可能,體會到抉擇之艱難。「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雖「說大人則藐之」,然而君子敬「畏天命」,正是如此。

川本三郎回顧他的1960年代的革命激情與迷惘,在《我愛過的那個時代》 的書前扉頁,引述了樹村MINORI的〈贈品〉

從此以後我們長大了
曾經是小孩的我們大家都長大了
我們之中一個人為了留學剛剛從羽田機場出發
另一個人 72年那年2月在黑暗的山中迷了路

《我愛過的那個時代》拍成電影﹝革命青春﹞

青春如火,懷抱理想、燃燒著熱情的年輕孩子,如果在事過境遷之後,還能不悔其年少輕狂,也許可以在夜深人靜時,靜靜地,玩味那段話與那首詩。

祝福一切懷抱著天真理想與熱情面對這個世界的孩子,祝福一切童心未泯的朋友,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革命的初衷是溫柔的心


革命青春之二 2014/3/23



革命啟始於浪漫,持續於理性,成就於責任倫理的深省與承擔;
革命終結於理性的缺席,敗壞於承擔之拋棄,背叛於浪漫的消亡。

孟子說:「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文王一怒而安天下,憤怒於人間的不義,也不忍於在不義下受到傷害的人們。
不忍人之心是溫柔的心,也就是善的開端。
憤怒首先來自於溫柔。

川本三郎在《我愛過的那個時代》中,引述法國導演Chris Marker在以日本1960年代末期學運為主題的紀錄片﹝沒有陽光﹞中的一段旁白,作為他回顧自己在狂飆的1970年前後的激情與迷惘的敘事開場,這段話也成為中譯書名的來由,請容我長篇轉引:

「如果不懷抱幻想去愛,就是所謂的愛,我,可以說愛過那個世代。我對他們的烏托邦理想國雖然並不心動,不過,至少他們以原初的聲音喊出了自己的主張……
學生之中,有以肅清之名在山中互砍對殺;有因過度研究應該打倒的資本主義,而當上最佳核心要角的。跟其他運動一樣,這裡有陰謀家也有功利主義者。不過這個運動,就像切‧格瓦拉說的那樣,讓所有『對任何不義氣憤填膺的同志』都站起來,這溫柔,可能比他們的政治行動本身擁有更長的生命。所以,我絕對不允許別人說,二十歲不是最美的季節。」
「這溫柔,可能比他們的政治行動本身擁有更長的生命。」

雖然,純真熱情的孩子,經歷革命的洗禮,一夕之間長大了,他們/我們之間,有的人「為了留學,剛剛從羽田機場出發」,投身資本主義的大本營。有的人「72年那年2月,在黑暗的山中迷了路」。當行動的要求凌駕了原初的理念,目的扭曲了手段,純真的革命常常異化而成為他開始時所反對的那一端。

但是,回顧所從來之處,「讓所有『對任何不義氣憤填膺的同志』都站起來,這溫柔,可能比他們的政治行動本身擁有更長的生命。」

在最初的時候,二十歲的的確確是最美的季節。
跟Chris Marker一樣,我也「絕對不允許別人說,二十歲不是最美的季節。」

勿忘初衷!勿忘初衷!任何時候,念茲在茲,別讓那顆溫柔的心不知不覺中走失了。
年輕的革命家,「志堅定而不惑,氣剛直而不亂,知清明而不蔽,心溫柔而不硬。」
如果有哪個片刻,當我們驚覺自己的心腸硬了起來,那就是開始要背離了原來的道路。
革命與反革命,只是一線之隔。當溫柔的心消失而硬起心腸時,革命就成為反革命。




殺君馬者道旁兒

革命青春之四 2014/3/24


悲壯與犧牲可以是每個人自我生命的選擇,但沒有一個人可以鼓舞別人走向悲壯與犧牲,那不只是不負責任,同時是極度的不道德。

這篇貼文,昨天下午寫完,想今天看看再修訂貼出。還來不及貼出,學運中的鷹派強硬衝入「佔領」行政院,引發了政府的鎮壓。我擔心的事情,果然發生了,只是比我預期的早了幾天。

昨天晚上十點半,當我後知後覺地知道行政院現場風雨欲來的態勢,焦慮地在臉書上寫上「殺君馬者道旁兒」七個字,沒作解說,卻可能引來一些朋友誤解,以為我借喻學生為「道旁兒」,被殺的「馬」是馬英九。老友富士立刻明白,為我做了簡單詮釋:

「王健文學長用風俗通義的典故說:殺君馬者道旁兒,提出他的憂慮,似乎擔心學生在觀眾的喝采聲中拋頭顱、灑熱血!這也是五四運動之時,蔡元培辭北大校長時引述過的一句話。大家慎思!」

這是我真正的意思。楊照在一篇文章中更詳細闡釋這句話的古典與近典,請恕我偷懶,長篇徵引幫助不熟悉的朋友瞭解

楊照說:
「1919年在北京發生了“五四運動”,當時擔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隨後請辭,辭職時給北大師生留了一封信,上面簡單說著:“吾倦矣!殺君馬者道旁兒也。民亦勞止,汔可小休。吾欲小休矣。”裡面用了一個冷僻的典故,出自東漢時的“風俗通義”,講的是一個人得了一匹好馬,很喜歡騎著馬在道上行走炫耀,道旁小兒看熱鬧就頻頻鼓噪,人和馬受了鼓勵,就愈跑愈快、愈跑愈狂,終致好馬累倒不起。有識者嘆息地對馬主說了這句話:“殺君馬者道旁兒也”。短短的一句話,在那樣情境下,寓有多層深意。蔡元培當然不是個保守、維護舊秩序的人,不然北大也不會在那個時代充滿活力,更不會成為發動“五四運動”最主要的力量。不過蔡元培看到了,推動學生上街的,除了愛國的理想主義之外,還有其他的因素,他最擔心的,最覺得需要提醒學生防範的,不是逮捕學生、試圖鎮壓學生的北洋政府,而是表面上看來站在學生這邊,鼓掌叫好催促學生更積極、更激進的群眾們。這是蔡元培經歷了清末革命狂潮後,獲得的深刻智慧。當時北大師生不一定能夠領會,然而每次只要掀起群眾狂熱,我們都能從蔡元培引用的這句話中,得到冷冽的體認。」

群眾運動常常循著一定的生命軌跡運行,少有例外。當群眾運動壯大後,內部的分裂、路線的爭執、領導權的競逐,都逐漸會浮現。特別是群眾運動陷入持久戰,遲遲沒有顯著的戰果時,前述的種種紛爭在焦慮中會更加強化。激進與溫和、鷹派與鴿派的對立永遠存在。特別是,就像余英時論述中國近代思想史的激進化般,運動中並不存在著一條穩定的中線,他一直會被激進的一方往那一端拉扯。前一天的激進主張,可能在後一天迅速被更激進的主張所取代,轉眼成為「沒有動能」的保守份子。

一開始佔據國會,相對於過去的群眾運動是激進的。但是當支持者不斷合理化之後,他就不再是激進、而是尋常,甚至在更激進的佔據中央政府主張出現時,困守國會的人轉眼成為保守派。
如果攻佔中央政府的主張與行動在此刻被社會或支持者正當化,除非立即能收割戰果,否則,往更激進的方向再挪移,是很可能的發展。那會是什麼呢?
那條任何國家社會都該存在的秩序中線應該劃在哪裡?我們能容許它不斷往極端挪移嗎?

「殺君馬者道旁兒」要說的不只如此。群眾運動中的激進取向常常是被鼓舞出來的,看著駿馬飛奔,道旁小兒歡呼鼓譟,受到鼓舞,馬蹄狂飛不止,終致力竭而死。
這些天發生的事情,飛奔的駿馬以學生為主體,道旁小兒卻轉成年長的老師或運動前輩。

本來應該提供更多歲月累積智慧與閱歷給年輕學生的師長們,許多人都表示要向學生學習、追隨學生的腳步,爭相的說孩子你們比我們更好,或者懺悔自己年輕時做得太少,對學生的行動無保留的喝采。
中年人對年輕世代謙卑,也許不算是壞事,至少好過倚老賣老地教訓年輕人。但是,年輕世代需要的可能不止是掌聲,還需要商榷與提醒。癡長數十寒暑的人,如果不能對年輕人有增益他們的貢獻,從某個角度來說,也算是一種不負責吧!

以下是我昨天已草成的文字,原題是「不只是掌聲」




不只是掌聲

革命青春之三 2014/3/23



這些日子,網路上流傳著一種新的文類,四、五十歲的年長一代,不論二、三十年前是老革命、不革命還是反革命,紛紛表達「向學生學習」、「孩子,你們做得比我們更好」、「追隨學生的腳步」的意思,有些人懺悔自己當年不夠努力,讓現在的年輕學生必須有更辛苦的承擔。
這些當然都是好事,至少絕對好過老氣橫秋地教訓年輕人不知天高地厚。

年輕的學生們,當然需要鼓勵、需要支持、需要掌聲。但是,也許他們需要的不只是掌聲。

「只」能得到掌聲,也許會讓他們失去了另外一些重要的東西?

韋伯(Max Weber)在〈學術作為一種志業〉這篇偉大的演講稿中如是說:
「一個人如果是一位發揮了作用的教師,他首要的職責,是去教他的學生承認令人不舒服的事實。我是只那些相對於個人黨派意見外,令人不快的事實。」
除了掌聲之外,學生也需要學習認真面對與他們不同的意見,以及那些也許「令人不舒服」的事實。

長者與少年不應該站在不對等的立足點,過去的家父長權威早該被拋棄,但是如果走到另一個端點,那又意謂著什麼呢?

長江後浪推前浪。後浪不是憑空聳立,而是站在前浪的肩上,才得以超越前浪。
年輕孩子需要的不只是掌聲,他們只需要我們和他們站在同樣的立足點,與他們平等對話,或者相互辯論。
除了掌聲,年輕世代還需要提醒。如果年長世代更綿長的時間深度、更豐厚的人生閱歷累積成的智慧與經驗不能對年輕人有所助益,我們才真要覺得羞愧。

這讓我想起多年前的一些往事。三十幾年前的大學時代,我和一位中學同學同去拜訪國中時的啟蒙老師__吳英長老師,吳老師只教了我一年,對我的影響卻是一生的重量。

當時老師對我們說:「你們之所以這麼些年後,還會想來找我們這些老師,是因為我們也一直在進步。」

有時候你年少時欽佩一個老師,成長後再相遇,卻感到失落,因為你早已超越老師了。但是當老師也一直精進,雖然我們未必不能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卻永遠對老師存在著敬意,在老師身上也永遠有著學不完的工夫。

吳老師就是這樣的老師,無論你自己有著怎樣的進境,老師永遠走在前頭,等著我們跟上去!

中年的一代啊!我們只需要平等而尊重地與年輕世代對話,不必低著頭彎下腰地過度謙卑,然後,真正的火花會在這當中迸發。

已故建築大師路易斯‧康形象地譬喻學校的起源,是我最喜愛的學校寓言。
路易斯‧康說:「在一棵美麗的樹下,有一個不知道自己是老師的人,和一群不知道自己是學生的人,開始了談話。」

老師和學生都忘了自己的身分,因此,他們彼此能對等地談話。但是,作為知識與人生的先行者,老師終究還是扮演著與剛跨入人生道路的學生不同的角色。學生可以自主抉擇是否要遵循老師曾走過的路,但是老師至少可以告訴學生他曾見識過的生命風景。

路易斯‧康說:「這就是學校的起源。」
不同世代的關係也該是如此。





人生的縫隙

革命青春之五



「也許妳嚐試透過那小小的縫隙張望另一個世界,多半妳還是堅守在原本的世界裡。但是,至少那讓妳發現,有另ㄧ個世界的存在。而那個世界的道理,也許妳仍不能認同,至少妳願意相信,那個妳所不相信的道理,可能同樣是個深刻的道理。」

在這個互刪臉書好友,人際關係根據政治立場重整的瘋狂時刻,也許更應該冷靜下來,認真審視跟自己不同的態度、思想與主張,暫時放下自己,把自己既有的成見先放在一個現象學的括號之中。把自己滿溢的心空出來,才可能看見他人,也因此更能看清楚自己。

一個很優秀的學生在臉書感慨與所尊敬的老師意見相左,我給了回應,我希望她和她尊敬的老師能不介意我與更多人分享那樣的對話:

「掙扎了很久要不要去上某一堂課,那位老師是我來到成大後,最敬重、最喜愛的老師,大一時曾經出於崇拜,找了很多他以前寫的文章來看,他真的教會我很多也啓蒙我很多,但,在這次反服貿的事情,出現了相左的意見,但老師還是給了我很多寶貴的建言,他教我的已經不只是課堂上的,而是生命歷程中總會出現的無奈和情緒,我要好好的保存我在此次三月反服貿學潮中所寫的每一篇記文,十年後、二十年後拿出來看,問問我自己是否也經歷了些什麼,讓未來的我選擇如此生存著。」

「○○,我想我知道妳說的那位老師是誰。妳剛進成大遇到那位最尊敬的老師,正好是22年前我到成大教書第一年,遇到的那位最傑出的學生。妳找遍他的文章拜讀,我上課沒多久就被他在課堂上糾正錯誤,當場認錯。妳深受他的啟發,我也從他放棄大學文憑的那ㄧ刻,直到現在成為同事,仍為他堅持理念絕不打折扣的人格風範,深受感動。我與妳相差超過三十歲,居然深深地受到同ㄧ個人的啟發,可謂有緣。自己堅定的信念,熱血的行動,卻與所尊敬的人相左,想必妳感到沮喪。我想妳對自己相信的事,行動的抉擇,並不動搖,只是心有憾焉。這樣的失落,於妳未必是壞事。青春如妳,有著清楚完整的自我,對世間不義感到憤怒,有著理想且有果斷的行動力。這樣的時候,出現了人生的縫隙,勿寧是樁好事。我所謂人生的縫隙,意謂著在自己熟悉的世界之外,透過那縫隙,隱約可見另外ㄧ個世界,ㄧ個陌生的世界。這樣的縫隙,只會在妳尊敬的人身上閃現,也可能瞬間即逝。也許妳嚐試透過那小小的縫隙張望另一個世界,多半妳還是堅守在原本的世界裡。但是,至少那讓妳發現,有另ㄧ個世界的存在。而那個世界的道理,也許妳仍不能認同,至少妳願意相信,那個妳所不相信的道理,可能同樣是個深刻的道理。人生的縫隙,不是常常會出現的。妳的惆悵我明白,但是,或許,那是ㄧ樁值得慶幸的事。」




兩種真理

革命青春之六  2014/4/3


二、三十年前,我參加了當時台北進行的每一場反核遊行。1986年的車諾比事件,是當時反核運動捲起千堆雪的重要催化因素。反核的主張與態度,三十年如一日,沒有動搖過。車諾比事件發生的那一天,正好是我的陽曆生日,我一度這麼想,自己生來的宿命就是要來反核的吧!
儘管反核三十年如一日,我還是不能接受許多從福島核災後的新近反核者,將反核與否上綱為道德命題。聞道不論先後,但是公共政策的討論變成道德議題,總是讓我感到不安。

這讓我想起二十年前看過的一本書,由核子物理學家J. Trainer 與作家兼編輯M. Kaku合作編輯的 Nuclear Power : Both Sides 《核能兩面觀》。
這是一本冷靜而節制的書,有別於一般的著作正面宣講自我的主張,反倒是嚴肅地提供一個平台,讓相對的兩種主張可以在其中對話。

兩位編著者表示:
「我們相信,只有一本提供雙方友說服力論據的書,才能澄清這個問題的複雜性,我們的目標是盡可能準確的提供易理解的事實,讓人們對『是否與核能共存』作出自己的結論。」「為了能公允代表雙方,我們所邀請的撰稿者都是該陣營中的權威。在這些有決定性,且食而火氣十足的權威中,包括了物理學家、經濟學家、工業家、環境學家、地質學家、大學教授、研究所主管,他們對親核能與反核能提供了有根據的、有說服力的論據,不僅表明己方的主張,提出科學根據證明每一個論點,而且也針對對方的論點提出辯駁。」

這樣的編輯態度,讓我深深感佩,也從這本書開始,我學習著在面對異己的不同見解、不同價值信念時,必須戒慎恐懼地反覆檢查,我是否真正瞭解站在我對面的人的本意?從而我也會不斷自我檢查,我所相信的主張真的無懈可擊嗎?

這樣的態度,我在初來成大教書時,寫了兩篇短文給年輕的學生,一篇是〈攻乎異端與扣其兩端〉,另一篇是〈不苟同也不苟不同〉,現在都收錄在我的部落格「洗鉢記事」中。我摘錄其中一些段落來進一步說明。

孔子曾說:「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大體是說:攻治、習知異端,是有害的。宋儒的解釋說「異端」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是也。」孔子的年代還沒有楊朱、墨翟,所謂「異端」是楊墨之言,顯非孔子原意。讀書論理有個重要的原則,必須要對任何一句話的對話環境與言說脈絡有所解析,而不是單就表面字義來看,才能得到真切的認知。「對話環境」指的是言說者說話的時空情境是什麼?他所面對的問題是什麼?言說的對象是誰?「言說脈絡」則意謂著對前後文的整體理解,而非斷章取義。前述宋儒以楊墨為孔子的論敵,以楊墨「無父無君」(要注意的是,這只是孟子對楊墨的批評,未必是楊墨的真意)為孔子的對抗意識,顯然張冠李戴,時代錯置。但是這樣的理解再結合上戰鬥力旺盛的孟子,「聖人之道」與如洪水猛獸的「異端」,就成了敵對性的關係。當自認為站在「聖人之道」(也就是真理、正義)的一方時,作為對手的「異端」,便成了魔鬼般不可碰觸的穢物。不必認識,更不得理睬,才能更堅守自己對「聖人之道」的純淨信仰。

 《論語》措辭簡約,要追究其言說脈絡與對話環境,極為困難。上述的八個字,究竟真意如何,可以有許多不同的理解方式。宋儒的認知除了把對象弄錯外,是否絕對背離孔子原意,我不敢下斷語,但是在《論語》〈子罕〉篇中,孔子卻提供了另一種對待知識的態度:「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知識的追求,首先在謙卑地去除成見,然後窮究事物的兩端,進而竭盡知的可能。若先執其一端,忽視另一端,則不能窮盡,從而不能得到完整的知識。換言之,在這種態度下,「攻乎異端」,不只不是禁忌,甚至是認知過程中必要的手段。

「攻乎異端」,同時「叩其兩端」,這便是我建議的讀書態度,也是行動論理的態度。

另外,關於「不苟不同」,我要說的是,尋常人隨波逐流、人云亦云。當我們開始建立自我的同時,往往宣稱自己對不同主張與見解「不苟同」。很好,這是獨立思考與獨立人格的第一步。
但是,比較少有人反思的是,我們對自己所不同意的主張或見解是否能有「真切」的瞭解?也就是,如果你並不真正深入瞭解你的對手時,這樣的反對是欠缺真實意義的。

「不苟同」也「不苟不同」,真實的對話才能開始。《核能兩面觀》的編者所嘗試創造的對話平台正是如此。
 
黃武雄在《童年與解放》這本1990年代台灣最重要的教育改革哲學祝作的書末,引用一段哥本哈根的古諺:

「世上有兩種真理,第一種真理是眾人皆知的常識,它簡單明瞭,以致於其否命題一眼便看知不能成立;另一種真理則為所謂『深刻的真理』,這種真理的否命題恰好也同樣是『深刻的真理』。」

如果我們總是覺得自己站在絕對正確的一邊,對面的敵人在意理上是如此淺薄而不堪一擊。我們必須要非常小心,也許我們自己「也是」 (或「才是」)淺薄的一方。

解放自我請從尊重且真實地認識異己開始!





唐吉訶德還是哈姆雷特?

革命青春之七  2014/4/4


成大八十年校史的第二冊《南方歌未央:戰後半世紀的青春記事》,我執筆的序言〈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中,紀錄了鹿橋與成大結緣的一個故事。
1979年,《未央歌》的作者鹿橋,來到成大演講,當時的《成大新聞》記錄了演講內容,其中一段如下:
現在,我講個故事以做為今天演講的結束,有關「小王子」的故事,……小王子九歲時跟著法師出去學武術時,……是很聰明、有決斷、有點英雄氣慨的小孩。寫他學劍的時候,不是為了劍法之美;學經典的時候,不是為了經典之美,而是有目的的。我寫他有點權術,也像是個好國王,而且他過去判斷,善惡之間都沒有錯,一劍下去,一定是劈得正確。直到最後一天,老法師真正考驗他,分成兩個完全一樣的人,突然問小王子一個問題:我是善是惡?小王子提起劍來劈不下去……法師繼續講:「你要是沒有做決定,因為你只有一劍的機會,被人把你劈死,也不過就是死了。假如你劈了善,放了惡,卻是世世代代解決不了的結。」……我們人要想真正擇善執著的話,不是隨便劈一個。
鹿橋來到成大,正是台灣開始風起雲湧,走入狂飆的八○年代前夕,演講中小王子的故事,也成為激情時代實踐者的一個隱喻。

就如同七○年前後的憤怒青年錢永祥,在鄭鴻生《青春之歌》書跋中回憶:
當年的我們,豈不正是渴望擁有堂吉訶德般的果決鬥志,去向邪惡的風車挑戰,卻偏偏如哈姆雷特一般,由於缺乏信仰所帶來的力量,連風車代表什麼都還要再三、再四琢磨?這兩個典型的對襯,豈不正代表著行動與猶豫、信仰與懷疑的對立嗎?

悟道前的小王子,果斷地分辨善惡,如同對抗邪惡風車的堂吉訶德,義無反顧;老法師開示後的小王子,則像是猶豫不決的哈姆雷特,對真實世界的複雜可能,體會到抉擇之艱難。「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雖「說大人則藐之」,然而君子敬「畏天命」,正是如此。

青春熱血,怒目少年,善惡分辨如此分明,言語行動如此果決。
且待過盡千帆,方知青春能否無悔?

川本三郎回顧他的1960年代的革命激情與迷惘,寫下了革命的青春懺情書《我愛過的那個時代》,值得反覆閱讀思索。

日本臨床心理學家河合隼雄(1928-2007)在一本與小說家小川洋子對話的集子中時說:
「如果硬要區分無法區分的事物,就會喪失重要的東西。這最重要的東西就是靈魂,這是我對靈魂的定義。」「靈魂就是試圖明確區分無法區分的事物時所喪失的東西,善惡也一樣。」
旨哉斯言!



一張老照片與一個小故事 

革命青春之八 2014/4/20


學弟宗憲轉給我一個連結,文章以學運中林飛帆的軍綠色外套為主題,討論服飾與角色之間的微妙連結。文章最後對比了1990年三月學運時一張舊照片,照片中一位著軍綠色外套的學生站立、手指前方憤怒陳辭。那篇文章如此陳述:

「林飛帆與他的 MUJI 軍裝外套,在太陽花學運裡成了鮮明的 icon,他本來就是個帥氣的男孩,大概穿什麼都好看,不過這件外套使他看起來更有自信和更有權力,更像個心裡總藏著一個男孩的男人,因此也更迷人了吧。但是,這當然不是林飛帆的專利,非常巧合地,1990 年的野百合學運就有前輩穿了 M65 在抗議了。請看最後一張照片,圖中站著的這位同學,便是現在的政大台史所副教授李福鐘,他正指著什麼憤怒地發言,相較於身邊坐著並戴著紙帽或斗笠的同學,穿著 M65 的他看起來多麼帥氣專業,於是在那樣混亂激動的時刻,他必然顯得更具有說服力。」

宗憲問,那張照片中,坐在福鐘左側第二位,戴著綠色鴨舌帽、大眼鏡的是不是我?

是的,那個不帥氣、不專業,在群眾中毫不起眼、沒有說服力的是我。這應該是我第一次看到自己出現在當年三月學運中的影像。



這讓我再次想起關於學運、關於福鐘的一個小故事:

三月學運時,學生群眾群聚坐在廣場,面向國家劇院(?),學生群眾之外拉起學運糾察線,憑學生證或名牌才能進入,分隔了學生與市民的抗爭空間。聲援的市民在外圍,民進黨僻在一隅。國家劇院的階梯,則分隔群眾與指揮體系,發號施令的演講台在階梯中段,學運高層指揮體系校際會議則在階梯上劇院迴廊開會決策。
這樣的空間權力關係、寡頭指揮體系,在最後一天受到廣場群眾質疑,於是以擴大參與的草根民主取代了校際會議與核心指揮群的決策權。

這是另一件事,可以與太陽花學運作對比論述,在此不論。我要說的是,抗爭過程中,輪流有學生、老師在階梯中段發言台上演講,或帶領群眾呼口號。一日,一個學生喊得興起,出現了「學生萬歲」的口號。
我必須誠實的說,一時間,我感覺什麼地方不對,卻也慣性地舉起手跟著喊了那句口號。
當時坐在我身旁的福鐘,卻立刻憤怒地大吼:「學生不要萬歲!」
感謝福鐘點醒了大家,也點醒了當時的我。

不但是學生不能自呼「萬歲」,旁人也不能推崇「學生萬歲」。

太陽花學運的語言政治學中,似乎不再有「萬歲」這兩個字了,畢竟這個世代距離喊「中華民國萬歲」、「蔣總統萬歲」的年代太過遙遠,他們的辭典中大概沒有這個語彙。但是,語彙沒出現,不代表意識也缺席。同時,向陽的「太陽花」及其潛意識的「大腸花」,類似的語言學檢視與論述,恐怕是運動過後,必須要嚴肅面對的事了。

照片中福鐘站起憤怒前指,是發生在我說的小故事那時刻嗎?我不能記得那麼清楚。事隔多年,我真心感謝福鐘當下的憤怒,他提醒了我,在運動中最容易跌倒的時刻是什麼!








附記

2014/4/7

關於服貿,關於學運,關於公民運動,我要公開表達的意見到此暫告一段落,主要請見我寫的革命青春系列七篇。除非有重大的事件或變化發生,我的臉書貼文不再涉及這個議題。剩下的,需要有更長的時間深度,在此事件塵埃落定後,才能提出我的觀察與反省。
告別此議題之前,重貼「革命的初衷是溫柔的心:革命青春之二」於下,那是我最想要反覆提醒的事情。千萬千萬,別讓仇恨的心意萌生滋長,因為,那恰恰是革命的對立面。


2017/4/7

三年過去了,乾坤未朗、世界仍混沌中,塵埃尚未落定,留下當年紀錄存證所經歷的時代,意義仍待未來詮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