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以市道交
《北縣文化》39，1994.1
戰國時代趙國名將廉頗，征戰四方，屢建奇功。趙惠文王十六年（283B.C.）拜為上卿，儼然是赫赫大將軍，國之棟樑。四年後，相如從趙王會強秦於黽池，完璧歸趙，位居廉頗之上，廉頗以為相如徒逞口舌之能而已，很不高興。後來廉頗為相如所折服，負荊請罪，成為傳誦千古的佳話。又九年後，趙奢破秦立功，賜號馬服君，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廉頗仍是上卿，但地位已大不如前。西元前二六○年的長平之戰，趙奢已死，藺相如病重，廉頗獨力支撐大局，但是趙孝成王卻信秦離間，以趙奢的兒子──年輕的趙括──陣前易帥。這是能廉頗一生功業最灰黯的時候，也是趙國一蹶不振的轉捩點。長平之戰，趙軍大敗，數十萬大軍降秦皆遭坑殺，所亡將士前後合計達四十五萬人。秦軍進而圍困邯鄲年餘，趙國幾乎就此亡國。
幾年後，燕國也想分一杯羹，以為長平新敗，趙國力未復，舉兵攻趙。再啟用廉頗，大破燕軍。廉頗總算再次揚眉吐氣，賜號信平君，為假相國。
當廉頗免帥長平，落漠失勢之時，其門下賓客盡皆散去。後來復用為將，故客又紛紛回到門下。個性剛烈的廉頗深覺不堪，要驅客出門。賓客們卻對他說了一番話：
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故其理也，有何怨乎？（《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看來似乎「不明理」的倒是廉頗。這時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以計算利害關係為首要考慮，就像在商場一樣。當一個人失去權勢時，作為他的賓客是無利可圖的，自然沒有人願意留下來。客之所以離開廉頗，廉頗該自己檢討，那裡能怨這些「合理」行為的客呢？
當時著名的「四大公子」之的孟嘗君也有類似的遭遇。孟嘗君曾相齊，權傾一時，門下食客三千餘人。後來因名高震主，為齊王所廢。幸賴馮愋之力，乃得復位。當他遭廢之時，食客都離去。復位之後，孟嘗君很感慨地告訴馮:「我平日好客，向無失禮之處，但是一日遭廢，食客們卻背棄不顧。現在得以復位，這些人還有什麼臉來見我？如果有再來見我的，我必要唾其面而大大的羞辱他!」馮愋卻勸他：
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必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平明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亡其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史記》〈孟嘗君列傳〉）戰國時代的集市和現在的傳統市場一樣，有固定的交易時間。開市之時，人們爭相--購；收市之後，則門庭冷落。賓客選擇主人，端視是否能從中得利，當利益（所期物）不再，自然沒有人理會故主。
馮愋的話同樣以「市道」來說明當時的賓主遇合。「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如這般依富貴權勢而計算利害定其行止者，在馮愋和廉頗之客的眼中，不但是「事之固然」，亦且是「固其理也」。
「天下以市道交」說明的不只是實然的層次，還包括了應然的層次。這六個字標誌了一個新的時代和新的價值觀的展現。相對於春秋以前以禮義為本，忠君不二，甚且生死以之的君臣關係：舊有的封建君臣之間，禮融入了個人的生命之中，共同樹立個人的主體，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君臣之間相對待乃是個人生命的自然流露，這關係本身就是價值所在。但廉頗和孟嘗君的時代，價值則由主體中疏離出來，成為可以金錢、權勢或其他外在利益計算的客體。君臣關係，或賓主關係，成為和個人生命本身毫不相干的外在物，而這些關係自身並不蘊含任何價值，它們只是空洞的形式而無具體的內容。內容的變更，則取絕於另一種外在物，即金錢或權勢的衡量。
「市道」本身所代表的是一種客觀化、理性的數量運算，它是冰冷無情，無主觀感性而且與生命自身不相干的。當然並不是每一個戰國時代的人都是如此，在冷酷勢利的君臣與賓主關係下，還有像豫讓那樣以死報其主的忠義之士，也有像孟子那樣峻別義利，孳孳求行道於天下的大儒。但是那恐怕只是少數特立獨行之士，孟子明義利之辨，事實上正反面說明了當時是「利」字當道的時代。
馮愋告訴孟嘗君這一番話的用意，在提醒孟嘗君對所處的時代有比較真實的認識。同時之還勸孟嘗君「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接受之的建議，將故客重收門下。原來做生意必須有買賣兩造，賣者有物，買者有資金，而且買賣成交之後，賣者固得其利，買者亦有所為而買。如果賣者有心而買者無意，交易還是無法進行。賓客們要找出得起好價錢的主人賣，同樣地主人也要挑貨色買。貨色不同，價碼也就不一。所以當時王公養客，待遇有差等，並非一律視之。王公何以要養客？因為供養一批人才，可以增加自己與人爭勝的實力。
諸侯王禮賢，為的是富國強兵，爭雄天下，以達「六王畢，四海一」之志。齊宣王問孟子齊桓晉文之事，孟子勸他推恩以保四海，並且問他：「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齊宣王說：「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齊宣王的大欲是什麼呢？就是「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孟子》〈梁惠王上〉）其實這正是戰國時代各個大國國君共同擁有的「大欲」。
貴族們養士，如四公子和呂不韋，皆有食客達三千人，為的是要取得更高的權勢地位。賓客的才能與數量，正是他們實力的後盾。孟嘗君曾經到趙國去，趙人譏嘲他的身材短小，孟嘗君一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而去。」（《史記》〈孟嘗君列傳〉）這不但讓我們看到當時貴公子與其賓客氣燄之宣囂張，更看到他們赤裸裸的力量的展現。
這也就是客固然無情無義，孟嘗君卻也不能不再度接納他們的原因。馮愋的話只是讓孟嘗君能夠以「平常心」來接納那些曾經背離他的人。
幾乎綿延了整個戰國時代，國君禮賢，貴族養士，士階層的身價被炒到最高點。如魏文侯尊禮田子方為師，一日，公子子擊（後來的魏武侯）遇到田子方，執禮恭敬，田子方卻不以待王公之禮禮敬之。子擊滿腹不快地問他：「富貴者驕且貧賤者驕人乎？」田子方回答：
亦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鞋然，奈何其同之哉!（《史記》〈魏世家〉）子擊不悅而離去，卻也無可奈何。田子方所述，正是當時「市場」的寫照。戰國時代急需大量人才，這一方面是因為前述各國爭雄之故；另一方面，當時已由封建城邦發展為十足的領土國家，封建體制崩潰，國家規模擴大，新近發展成熟的官僚機構需要大量的人才。雖然在春秋戰國之際，士階層的數量也快速擴增，但畢竟供不應求。需求超過供給，價碼自然抬高。不僅於此，當時還是個自由競爭的市場，有七個大買主和許多小買主。士可以在許多買主之間待價而沽，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田子方所說的「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恰好說明了這種市場現象。一方面供不應求，另方面又有眾多買主爭相強搶購，士的身價不斷抬高，大牌如田子方者，甚且以驕亢之心待王公貴介。
戰國末年的李斯，初從遊於荀子，後來看到市場行情大好，決定投身賣藝。他在辭別荀子時說：
斯聞得時勿怠。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馳騖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史記》〈李斯列傳〉）所謂「游者主事」，「游」是當時社會現象的大特徵，當時的士稱為游士，而游士正說明了「士無定主」的情態。主，原是君或主人之意，這裡若用「買主」來說明也很貼切。
弔詭的是，造成這自由競爭市場中，士的價格上揚的最主要理由士是因為買方有強烈的需求，而且有許多買主，市場價格開放，而且沒有壟斷的力量。但是買方購買了士的才能後（士賣藝不賣身，也就是將其才能疏離於主體之外，作為可以客觀計價的外在物貢獻給王公貴族），他們的「大欲」卻是要使「六王畢，四海一」，亦即買方的目的是要消滅這個自由競爭的市場，同時要削減自己的需求。因為從分裂到統一，市場上便只剩下唯一的買主，壟斷了所有的資源；而且已經統一之後，當初為了達成統一所的目的之過程中產生的需求，即刻消失得無影無蹤。不僅如此，新的統一帝國之政權，除了成為原有市場唯一的買主外，同時也轉化成另一個市場的賣方，而且是唯一的賣方。過去舊市場中的許多賣方（士），在這個新市場中，卻成了無數的買方，向唯一的賣方購買他們所需要的安全、地位、身分等等。舊的交易關係中，因為只剩一個買主，而有無數賣方，所以競價的結果，買方予取予求。而新的交易關係中，只有唯一的賣方，所售之物又是眾人所必需者，也受賣方任意宰割。最後只剩下唯一的勝利者，就是統一帝國的政權，尤其是其核心──皇室。
漢代東方朔的〈答客難〉對這種新局面描寫得極為深刻。有人問東方朔何以如此博聞辯智，又盡忠以事皇帝，卻久久不得尊位，和過去的蘇秦、張儀完全不可同日而語。東方朔喟然長息道：
……此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 諸侯不朝，力政爭權，併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 談說行焉。……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懾，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也為帶，安於覆盂，動猶運之掌，賢不肖何也異哉？……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眾，竭精談說，並進輻湊不可勝數，悉力募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漢書》〈東方朔傳〉）戰國游士們曾有過最風光的時候，但是他們的風光卻一步步地把自己推向墳墓。他們的高亢，是以他們的卑微作為代價；他們的璀璨，則以他們的灰黯作為代價；光明的極致，緊臨著黑暗的深淵。既然「天下以市道交」，那麼一切依市場法則而運作，似乎誰也怨不了誰。廉頗、孟嘗君不必怨他們的賓客，秦漢帝國以後籠罩在帝王天威之下的士大夫也不必怨皇帝。在這一段歷史發展的背後，也許值得省思的是：如果把生命主體的價值疏離出去，成為客觀可計算的外物，這價值就不是人所能掌握，而只依某種客觀規律而運作（如市場法則）。如果自己放棄了對的掌握，那麼，當生命跌停板的時候，確實是沒什麼好怨的了。
附記
這篇文章以曾平筆名1994年發表於曉容主編的《北縣文化》， 實際寫作時間應該更早，如果沒記錯的話，最早當是為《歷史月刊》而寫，何以擱著？後來在《北縣文化》發表？已不復記憶。
文章寫的是知識份子與政治權勢之間的關係，到了當代，知識份子除了要對抗政治的羅網外，還得對抗資本的網羅。戰國到漢初士人的歷史命運，其實完全主宰在自己手中，只是許多人選擇交給有權勢的人(或是能給他們權勢的人)主宰。放棄了生命的自主性，有體無魂，其實是每一代知識份子必須要對抗的誘惑與壓迫。貧賤不移、富貴不淫、威武不屈，此之謂大丈夫。別輕侮古人，孟子在兩千年前已經給了我們最深刻的警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