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15日 星期日

施教的權利還是學習的權利﹖_1989

施教的權利還是學習的權利﹖

王健文 《首都早報》1989.6.29


除非是在合理的契約的條件下,得到了對方的許諾,否則,沒有一個人或團體可以對另一個人享有什麼權利。人生而自由,人有權決定他自己的生命形態,旁人可以提供參考,卻不能剝奪他自己抉擇的權利。
當我們提到「教育」時,這當中至少涉及了兩個人,在「教育」活動中,有施教者和受教者這兩種角色。「教」和「育」這兩個字眼原就帶有某極程度的不平等色彩﹕施教者是主體,受教者是客體;施教者的地位高於受教者,從而「教育」活動的中心在於施教者。無論「教育」的表面主張是什麼(即使所宣稱的是要維護或增進受教者的利益),在本質上終究是訴諸施教者的利益。國家要教育國民成為它所想要的好公民,為的是國家;父母教育子女成為他們自己心目中的理想或有用的人,事實上為的是父母心中的子女未來圖像。
這種以施教者為中心的思維模式,讓我們在討論教育活動中的權利問題時把重點放在施教的權利(力)上頭。但是,如果我們把眼光移轉到「受教者」身上,那麼,「教育」活動變成了「學習」活動;「受教者」和「施教者」變成了「學習者」與「學習的對象」,於是在「學習」活動中,學習者成為主體,那麼加施教權利(力)的問隨而消失,或至少成為次要的問題,「學習權」卻突出成為主要問題。
《莊子》〈人間世〉中曾引孔子的話說,子之愛親和臣之事君,是天下的兩個大戒.無所逃於天地。如果改用現代語言來說,現代人之於父母,國家,仍是無所逃於天地。除了極少數特殊情形外,我們很難想像一個沒有國籍的人、也難以想像一個人生而離開父母而自生自滅。因為人之於父母和國家的關係無所逃於天地,所以每個人的成長、學習過程中,便與這兩者脫離不了干係。但是現代人之於父母和國家的關係和莊子的時代有個重大的差異,在《莊子》〈人間世〉的那段話中,君和親是主體,臣和子則從屬於君親,不具主體地位。現代人之於父母與國家,則當是互為主體,不發生主從關係。人的學習活動,就他的父母和國家的立場言,可以是他們(或它)幫助他學習的活動,也可以是他們(或它)的教育活動。父母對子女有一定意義和形式的期望,國家對人民亦然、當兩者有任何衝突時,在教育活動的意義下,就產生了國家和父母的施教權利(力)之爭。但是,如果我們採取學習活動的意義,所謂施教權利(力)之爭能具有什麼意義呢﹖
以「施教者」為主體的「教育」活動,不論其表面主張如何,無疑地,他們「教育」的真正目標是為了自己,而受教者在「教育」活動中喪失了他的主體地位。於是教育與學習成為父母第二階段的創造一在賦予子女生命後,還要型塑他們的生命形態;教育與學習也成了國家為維護其存在及其存在目標的手段。但是,人的生命的開始,並不是經過他的同意.選擇了某兩個人作為他的父母。如果我們承認每個生命都有他獨立的尊嚴,那麼所謂父母的施教權利(力)的基礎是什麼﹖而國家在現代政冶理念中,是經由人民自由意志的同意和參與創造而成。當一個人還不具有獨立判斷的基本思考能力時,他無法獨立思考,自主地加入任何一個國家。個人在成年成為公民以前,雖然他名義上是某國國民,但嚴格地說,他還不太能算是這個國家「真正」的國民。如果一個人正式成為國家的公民,根據公民和國家的約定,他自然必須承擔某些特定內容的權利義務(這些權利義務以憲法為準則),但在這以前,國家對他能有什麼施教權利(力)呢﹖
基於每個人都有其獨立的生命尊嚴,能夠自主地決定他要怎麼活的理念.我以為應該捨棄以施教者為主體的教育活動的思維模式,改為以學習者為主體的學習活動。人的學習權是與生俱來的權利,不可剝奪。學習的內容不能有任何限制。即使在他成為某一社會的正式成員之後(譬如國家的公民),他的學習對象與內容仍不得有任何限制,限制的只是社會公約中規範的某些行為實踐而已。而父母.或者基於愛心,或者基於生了子女之後最根本的責任和負擔,應該扮演保障子女學習權的角色。他們唯一合法的權利,只是當任何力量(包括國家)傷害到其子女學習權的時候,作為最關懷子女與和子女最親近的人,他們暫時以子女代理人的身分,維護子女的學習權,如此而已。而這樣的代理人身分,到子女具有一定獨立思考判斷能力時,就自然解除。

附記:

報禁解除,民進黨大老康寧祥創辦《首都早報》,向來與黨外交好的好友薛化元向我邀稿,他策畫的一個主題是關於教育權的討論。當時的我對教育問題瞭解不深,只是很簡單的一個想法,應該要翻轉教育中的主客關係。談教育權,始終是從施教者的立場出發,唯有改變視角,以學習者為主體,才是教育改革的關鍵樞紐。
當時為了寫文章,不成熟地匆匆鋪陳想法。事隔多年,我對學習與教育的態度沒有根本改變。




2013年9月3日 星期二

三月學運與五月逆流_1990

三月學運與五月逆流

一個史研所學生兩次學運的觀察

曾平《中時晚報》「時代副刊」1990.5.21


五月二日,李登輝內定提名郝柏村組閣,一時造成人心震動。在官方操控的媒體大力運作稱頌英明,與諸政客紛紛見風轉舵之後,兩天之內,似乎一切震驚疑慮皆已平息,又見「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的「祥和氣象」。五月二十日,李登輝正式就職,發表就職演說,原以為會讓國人大大「感動」一番,但是也許「感冒」的人還是很多。國父紀念館內喜氣洋溢,中正廟前卻怒氣沖天。約千餘名學生及合計萬餘人的群眾,在台北市西區遊行示威。四十年來,第一次由民間自發在「普天同慶,薄海騰歡」的總統就職日「慶祝」遊行,李登輝除了說「你們要相信我」、「半無點私心」、「郝柏村對我忠心耿耿,與我肝膽相照」外,是不是該想一想,一個「不在乎民意」的總統,歷史會怎麼寫他﹖
五月初,全學聯結合各弱勢社運團體回到中正廟廣場,嚴正反對軍事強人組閣,原本期望再度掀起三月學運的熱潮,挽狂瀾於既倒。但是五月五日與六日的會師行動,反對聲音卻相當的微薄,郝氏組閣似乎是全民擁戴,天與人歸。五二○的行動.在十多天的動員之後,雖然聲勢大振,但比起三月時的全民怒吼,畢竟是微弱得多。
立法院的變色龍政客,見風轉舵,「深思熟慮」之餘,乃深慶得人。大多數媒體對反對意見力予淡化,甚至全面封殺。不久前為民前鋒的學生,再度成了幼稚衝動的小孩。媒體的壓抑固然是抗議熱潮減退的重要原因,但絕不是根本原因,真正原因必須從正反雙方的社會基礎著眼,才能有比較客觀持平的評估。而三月學運之後,學生唯一可誇稱的成就──建立學運的正當性,在現實中也無情地成了虛幻的泡沬。

三月學運的正當性基礎,就外在而言,事實上如同建築在沙灘上的城堡。一般認為三月學運的正當性建立在三方面:其一是官方(以李登輝為代表)的肯定,其二是媒體的肯定,其三是民間的肯定。但這三方面的肯定,在五月卻失去了現實基礎。於是我們看到,李登輝氣定神閒地說,這次學運一定搞不起來:鎮暴警察為抗議學生與民眾「守夜」;中正堂管理處在一開始,就宣稱非法集會若發生衝突,由全學聯負完全責任。我們也看到,大部分媒體淡化、醜化或是封殺學運的報導,五月五、六兩日。廣場上學生與民眾人數始終在兩三千人以內(含旁觀者),許多計程車司機路過也要罵兩句,說學生不好好唸書,專來製造動盪。     其實在三月學運時,已經很清楚看到其正當性的虛幻與時空侷限。以官方而論,李登輝始終以長者姿態,只肯定學生愛國愛鄉的情操,除此之外,他認為學生不了解政治實務,不懂法律,還要「法學專家」李元簇為學生上課。事實上學運受官方肯定的只是熱情的一面,理性的一面卻「一無可取」。即使就熱情面,官方也埋下了否定學生的伏筆,對國旗問題大作文章,正暗示著學生的「愛國情操」也有問題。
更重要的是,三月學運的方向,正是當局所期望的。李登輝正愁著如何應付老少國代的勒索,學運的發生,正好幫了他順勢拒絕國民大會的脅迫,基本上符合了當權者的利益。認清這一事實,就不能對第二次的學運與當局的關係持天真的樂觀態度,這次學運的抗爭違背了當局的利益。學生既「不理性」,又不怎麼「愛國」,受到無情的打壓是完全可預見的。
就媒體的反應而言,除了一向反對色彩鮮明的極少數報紙大幅報導之外,即使一向具開明形象的,也開始淡化報導。電視上一片頌揚之聲,郝柏村的早泳和早餐也成了「重要新聞」。新聞媒體固然須做到平衡報導的基本要求,主觀上各媒體還是有本身的立場,要求媒體沒有立場是不可能的。但問題是,多數媒體的表現與他們一貫對軍人干政(我不願在「干政」、「從政」和「主政」等用詞上糾纏不清,台灣的軍人干政早已是不爭的事實,郝氏組閣只是將這事實「合法」地搬上抬面)的反對立場卻是極為扞格的。

就民間反應而論,我們必須冷靜地評估,真正反對而且實踐抗爭行動的確實是少數。這又可由兩方面觀察﹕其一,許多人是「不滿意但是可以接受」的妥協者,雖然他們不認為郝氏是最佳人選,但是無可奈何,也不認為會發生嚴重的民主倒退,不至於直接威脅到他們的利益。妥協加支持的總人數可能遠超過堅決反對者。但是當局必須審慎評估,妥協者事實上是潛在的反對者,只要形勢的發展超出他們忍受的限度,這股力量匯聚起來是極為龐大的。從五月五日到五二O,反對聲音大幅成長,已經部分地說明了這個現象。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承認,郝內閣的任命及其整頓治安與投資環境的政策宣示,確實符合了部分民意,尤其是企業界與多數是中產階級的股票族。整頓投資環境意味著企業家可以降低社會成本而增加經濟利益。而在台灣股市的畸形發展之下,大量中產階級成為被股市套牢的散戶,他們的利益也部分寄生在企業的經濟利益之下。企業本身的發展成了他們的直接利益,受害的只是社會各弱勢族群必須再度犧牲「小我」,以換取「國家」的整體利益。
因此,三月學運所獲致的正當性基礎,時移事異,幾乎徹底瓦解。大膽地判斷,學生與異議團體的抗爭若激化到一定程度,五二○式的鎮壓必然再次出現,而鎮壓之後,對「暴民」(學生也成了「暴民」的一部分)的懲治在官方說法及煤體粉飾之下也有可能會獲得多數人民的同情與支持。

以下專就此次學生的一般反應,分析五月學生抗議相對於三月學運何以出現退潮甚至逆流的現象。這些天來,在學生當中常轉到的意見是:三月時對國大的濫權要錢實在已到了忍無可忍的最後關頭;而這次的郝氏組閣,雖不滿意,但是仍有待進一步觀察郝內閣的施政表現,不如三月時直接而立即的危機。也許因為對兩次危機的評估有異,造成了五月抗議學生動員上的障礙。
平心而論,三月的政治危機事實上遠不如五月危機之既深且遠。大家知道,國大的胡搞,只因李登輝為了當選總統,節節退讓。坦白說,即使當時沒有全國各方的怒潮洶湧,沒有學生的靜坐抗議,即使國大通過了所有違憲的議案,仍然不足以構成國家的重大危機。因為國大只是國民黨內高層權力鬥爭的棋子而已,他們本身沒有足夠的實力後盾來堅持他們一時獲得的交換利益。李登輝當選之後再進行剷除國大違憲體制的工作,在全民的支持下,是輕而易舉的。三月的危機是立即而直接的,這雖沒錯,但是危機沒有實力作後盾,卻是容易解決的。五月的危機,雖然不那麼明顯(其實從立委和媒體的反應看,已經很明顯了),但是危機一旦形成,卻是盤根錯節,難以根除的。
軍方一貫的反民主教育,仇視異讖分子,對媒體、政務、校園的滲透與操控,直接介入選舉、實施黨派教育等諸現狀,如果說不是軍人干政,那算什麼呢﹖軍人干政不只是赤裸裸地槍桿子出政權,更是在社會政治結構及文化意識層面的滲透與控制。郝氏民主理念與實踐素養之欠缺,看看莒光日節目,翻翻報紙就很清楚了。而郝氏在軍方實力之強大,更是眾所周知。這樣龐大而逾越本分的軍方力量,以及如此不具民主素養的軍事強人,若要說軍人從政(或主政)不是干政,要說不必憂慮民主倒退和白色恐怖,未免是過於天真的樂觀。
我個人不主張以「軍人性格與思維方式必然反民主」這樣的普遍命題反對軍人組閣,我也不反對除役後的軍人可以從政甚至主政。但這必須有兩個前提,第一,在軍隊國家化以前,在軍隊還是黨派私器以前,台灣是沒資格談軍人從政,更不必說是主政。第二,即便軍隊國家化之後,軍人從政在一定層次上的職位,必須有除役若干年的制度限制。這不是對軍人的歧視,而是基於軍隊是國家唯一擁有合法強大武力的群體,必須在制度上有效杜絕任何以武力干政的可能。

當然我們也許可以樂觀地預期,郝氏組閣之後,很可能會適度調整他的軍人身段,展現出前所未見的民主開放。但是也可能的是一邊放,一邊收,以似是而非的所謂民主,打擊反對勢力與弱勢團體,成為台灣的盧泰愚,但是盧泰愚在韓國固然擺出許多民主身段,被捕的異議分子卻日益增多,而結合資本家利益的結果是工潮、學潮愈演愈盛。郝氏組閣的公開使命就是整頓治安與投資環境。這兩項使命可以這麼理解:以不具公信力的「公權力」,讓五、六輕與核四廠強渡關山,公民投票只是「參考」;若有勞資糾紛、環保抗爭,則動用公權力「處理」那些國家整體經濟利益(其實是當權者利益與資本家利益的結合)的障礙。投資環境改善了,受害的人永遠是那些弱勢的族群。而所謂整頓治安,可預見的也只是以赤裸裸的軍警力量加上嚴刑峻罰。
作為一個主政者,必須有這樣的認識:治安問題絕不單只是治安問題,它必然是伴隨著歷史社會的變遷而導致的社會結構失調而來。治安問題只能是社會問題,不能就只是治安問題。但到目前為止,李、郝二人口口聲聲要整頓治安,卻完全不見他們在這方面的任何主張。可以說,李郝體制的短期目標是在權力場中爭勝,中長程目標是照顧既得利益階層,以剝削弱勢族群為代價,而完成表面中的國家整體利益及實質上的當權者與資本家利益。
這也就是在此次郝柏村任命案中,正反雙方意見的社會基礎差異之所在。何以只有少數學生、知識分子與弱勢社運團體旗幟鮮明地反對,而其他人不是支持,就是接受,也就昭然若揭了。     以上還只是最樂觀的預期,也就是﹕在民主的體制上,拋棄了社會正義。但是郝氏是不是在某些特定的條件下,連民主體制都拋棄了呢﹖李登輝若對他不滿,能換得掉嗎﹖那些搖著尾巴的所謂立委們,真的能夠有效制衡郝柏村嗎?坦白說,我對總統和立委都沒有信心。

但是在許多學生與民眾的評估中,三月危機顯得那樣急迫,而五月危機都是那麼模糊。於是多數人說,讓他做看看﹗也不再有激情到中正廟去抗議,甚而指責那裡的學生在製造不安與危機。這有兩個可能,一是對郝氏組閣有樂觀的期待,認為民主體制仍可維持正常運作。一是對弱勢族群必然受到壓制的未來,也許同情,但不那麼切身相關,於是表示愛莫能助。
如上所述,每個學生都是依他們自己的理性判斷決定他們的行為,因為對危機感受的不同,再加上這次的抗爭有明顯的階級利益的區分,學運的動員能量乃大幅縮減。從三月的學運到五月的逆流,我以為至少有兩件事可以從中得到教訓,而藕以思考學運未來的走向。首先,學運的正當性只能是內省的,而不是外加的,尤其不能期待當權的政治霸權與由當權者操控的文化霸權的認可。因為當權者永遠有他們的主體性思考,趙孟能貴之,趙孟亦能賤之。這次學生出動小蜜蜂抗議各媒體,如果只是抗議,那是對的。如果還期待文化霸權的肯定,那終究是虛幻靠不住的。其次,學生必須要認清「學生」本身也有其複雜性,並不是單一而無階級利益的純潔群體。因為學生的出身、成長背景,也因為現代學生提前社會化的結果,學生本身也是諸般利益競逐的場域。因此不應該期待每一次的學生大團結,因為學生不是經常團結起來的。只有結合志同道合,有共同關懷的同學,為自己的關懷努力、奮鬥,才不至於有不必要的因動員失敗而產生的挫折感。也不必因勉強的結合而產生不必要的扭曲與衝突,而能夠清楚明白地掌者自己的大旗大步向前。







 

附記:

這是我用「曾平」為筆名寫作的第一篇文章,雖然我的寫作發表少之又少,但是這個從母姓的筆名,仍然是我生命中的重要經歷。
1990年,李登輝提名郝柏村任閣揆,引發反軍人干政運動,但是運動聲勢薄弱,並未得到普遍的社會支持。我在一場反軍人干政的街頭遊行之後,失落地回到家裡,奮筆寫下這篇「三月學運與五月逆流」(發表時的副標題是編輯加上的,當時我博士班第四年,已經是學生身分的最後階段了),投書中時晚報。中晚接受了,以幾乎整版刊登這篇四千多字的長文。當時的主編是羅智成,與我聯繫的編輯是林慧峯。後來林慧峯轉達羅智成的意思,問我是否願意到中晚時代副刊任編輯,我婉拒了。在此之後,我陸續在中晚時代副刊發表了幾篇短文。

草原春雨__《南方歌未央:戰後半世紀的青春記事》,第三篇「重訪/返西格瑪」_第三章__2011

 

草原春雨



藍的上方還是藍
藍的上方還是藍
藍的上方還是藍
水天交會處
    灰藍的雲團悠悠的飄浮著
其上是渲染了一天的
    與水爭豔的青藍
                         姜渝生,〈太平洋左岸的午後〉

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


1986年,新英格蘭波士頓城,元宵、端午兩節分別出版了《春雨小集》。王明蘅為文略述春雨初來因緣:
四年前再回劍橋,遇華夫,同宿一樓,上下庇鄰。一夜共赴渝生處宴飲,子夜歸來,細雨淒迷,華夫慨詠陸遊句「小樓一夜聽春雨,明朝深巷賣杏花。」時值冬寒歲暮,此間雖無杏花,卻春雨在望。溼潤才有生機,生機是海外遊魂心之所寄。所寄為何?惟從一片綠意盎然中尋找。豈可無雨乎?都覺「春雨」兩字寓意豐潤,以後這般文藝聚會名之春雨小集可也。
當我第一眼看到王小娥擱在茶几上的《春雨小集》時,不禁暗自驚歎,大開本純白紙張,綿線手工裝楨,封面封底分別是姜渝生風格獨特的書法,幾乎佔滿版面的「春」、「雨」兩個大字。內文是各篇作者書寫,筆路各自不同。從每篇文章的書法,可以窺見作者性格,有的奔放、有的拘謹,有的在表面的奔放中隱約著內心的拘謹、也有的在工整中暗藏狂野。文章類別有詩有文有詩品有篆刻有速寫,大體苦悶者居多、歡欣者少有。如黃崑山詩曰:
離家十萬里,日日計歸期;曾經一漂泊,處處是客居。
又如陳朝興詞曰:
年來還卻心愁,溯鄉游,壩築水斷何處覓源幽?
攀梯樓,問津渡,何著留,悵落四海浮沈待盡頭。
羈旅異國,漂泊客居,西格瑪們新英格蘭重逢,彷彿人人心中幾千斤重。年紀較長的姜渝生,自號「四十老人」。這些曾經意氣風發、縱情詩歌、快意生活的西格瑪,尚未白了少年頭,何故心境蒼老如斯?



春雨一封面

春雨二封底
姜渝生書法

李文淑畫作

王明蘅詩品

篆刻作品

黃崑山詩作


春雨記事

當然也有甜美與豪情的詩句,黃崑山的情詩纏綿如此:
許最美的願/當燭光照著眼臉/映你臉色如繁花/織花成錦/在你我心中  盎然舒放/縱花落成塚/塚落蓮成/亦將抽芽連理。
王明蘅的〈僵局〉在看似一敗塗地的愛情棋局中捍衛著自己的尊嚴:
可有一種沈默,叫強者的寂寞,只有自己的傲慢能承受。
可有一種許諾,叫等待的結果,過了幾個世紀才能收穫。
寂寞要有多強,才能對自己許諾;沈默已經夠久,怎麼還是我錯?
好了,不管怎麼說,有了你唇角的迷惑,我也不再寂寞。
王明蘅書贈吳孟洲

少年子弟江湖老,波士頓聚會的西格瑪,大致在三、四十之間,最多稱得上前中年期,稱老嫌早了些。陳朝興以「餘生主人」石方贈姜渝生,姜渝生賦詩明志:「去去如飛塵,來來筆硯親;坐擁三千石,餘生是主人。」年方四十,未曾經歷歷史的大風大浪,生命道途雖有轉折,卻也稱不上跌宕起伏,如何便興「餘生」之嘆?
「餘生」當然諧音「渝生」,如果姜渝生的詩句巧用隱喻,「『渝生』是主人」標識了自我的主體,則又是別樣情懷。也許,沉潛在麻省理工學院的姜渝生,在人生的進退之間有些徬徨吧?
畢業不到二十年,新英格蘭的西格瑪們傷春悲秋,好不淒涼!陳華夫直率的指出:
把「人生」掛在嘴上是年青的時髦,正如一群集體旅行的人:七嘴八舌的說去羅馬,還是加州?是租車,還是飛機?到了真正上了路(好比步入中年的Σ),只見前途多刺,景物全非,廿幾歲的人生終是經不起撥弄的。
其實,步入中年的Σ才該談人生,人生雖過了一大半,正可籌畫籌畫下半生。偏偏這些人聚在一起不是「小樓昨夜又西風」,就是「天涼好個秋」。
人生原是過的,不是談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春雨小集」有二義,其一,新英格蘭的的西格瑪聚會,詩文酬酢,「飲酒唱歌,揮毫畫字」,姜渝生〈春雨記事〉中有感而發「彷彿又是一次大學時期Σ聚會」。其二,出版《春雨小集》,在同人之間流傳。《春雨小集》在1986年出版兩集,「春雨小集」則自1982年起,四年間約六、七次。《小集》之出刊由姜渝生、王明蘅規劃,「內容以抒寫性靈,返我自然為主要。體裁不拘,詩、文、書、畫、金石……均可,總之以不談立功立德立言為好。」
既然排除了「立功立德立言」,公共事務進不到「春雨」裡頭,即便是陳華夫提醒猶自「強說愁」的前中年期西格瑪們:「人生原是過的,不是談的」,但是個體性靈的成長始終是新英格蘭西格瑪的主旋律。
《春雨小集》元宵、端午各出一集,原訂重九出第三集,但是好事未圓,春雨兩集之後嘎然而止。這時的姜渝生會不會想起十八年前壯志未酬的《草原》?


北上列車,難眠的夜

從前,我們有過美麗的微笑;從前,我們的靈魂曾手牽著手;我們,曾步調一致的走過路!
                                                               林蒼生致姜渝生書信

《春雨小集》在群體活動中追求性靈的成長,《草原》則面向社會,立志「只做一個園丁」,「讓草原成為一塊乾淨的園地,供有生機的草木花卉在其上滋長。」《草原》的西格瑪們,曾經因為陳映真(許南村)〈期待一個豐收的季節〉而備受鼓舞,幾個二十出頭的年輕人,甘於隱身後場,供養一個時代的繁花似錦。
2011年立春,姜渝生病逝,林蒼生在西格瑪網頁以草原雜誌社社長名義悼念故友。這恐怕是林蒼生四十多年來第一次回到此一身份。節氣到了雨水,在名為「老姜,向永恆啟程」的告別式後,林蒼生憶起四十五年前開始步入人生的第一件志業的心情。當鳳凰花燃燒了成大校園的時節,畢業考後,與劉定泮興匆匆、迫不及待地搭乘北上夜行列車,前往台北,姜渝生在楊梅上車會合,第二天,王小娥亦乘車北上,幾個年輕的西格瑪,意氣風發,揚帆啟程……。將近半個世紀之後,南北道上,景物依舊,人事已非:
參加了老姜的告別式回來,一路上一直有個落寞的感覺壓在心口。高鐵的速度雖快,窗外的景色與四十幾年前並沒有什麼大不同,但那時是以高昂的士氣上台北辦《草原》,雄心壯志,振奮不已,連窗外的一草一木都是光燦煥然笑嘻嘻。而今日不同,這落寞的感覺壓在同樣的一草一木上,一草一木便與那看不見的太陽一樣,帶著點憂傷。四十幾年的歲月像窗外換景的速度,一閃而逝,但這落寞與憂傷的感覺卻一直在窗上停留。或許,這憂傷並不只是為了老姜,更多的,可能是為了那年輕時的告白。

1966年,林蒼生、劉定泮、王小娥大學畢業,那年春天,由於劉定泮辦了一場「巴士返鄉」的活動,節餘了大約三千元,用這筆錢西格瑪社印行了一本鉛印社刊,由林蒼生主編;林蒼生還編舞在三月九日社慶由王小娥跳吉普賽舞在學校禮堂演出。姜渝生回憶:「社刊及舞劇在當時的成大都相當轟動,舞劇曾被要求再演,而西格瑪社刊還廣寄到其他大學去。回想起來,或許是五十五年一月到三月間密集的這些活動,使蒼生興起了畢業後從事文化事業的決心的。」

草原邀請卡

1966年3月林蒼生寫信給當時在桃園服兵役的姜渝生,表示決定不出國了,要以文化事業為志業,首先從辦一份真正高水準的刊物開始,然後辦出版社、文藝沙龍、乃至電影等等,初期資本額二十萬元,需要時可以再增加,希望姜渝生能大力協助,並尋找好的人才共同奮鬥。
林蒼生得到父母親的支持,提供了五十萬元作為創業基金。五十萬元在當時是很大的一筆錢,父親擔任教師、母親經營企業,能夠如此違逆社會潮流支持孩子走向自己的夢想,當然與林蒼生母親深深的人文涵養有關。年輕時的林蒼生備受父母疼愛,王小娥在多年之後對林蒼生事業上的成功感到意外,因為她一直覺得林蒼生是個順從父母親的好孩子,沒想到能有那樣大開大闔的能耐。劉定泮也回憶當年西格瑪偶或喝酒助興,徹夜暢談,通宵達旦,但是林蒼生不太喝酒,「時候一到,媽媽叫了就回家。」
四十五年後,在統一企業總裁會客室,林蒼生告訴我們:「你們知道我辦了《草原》,把爸爸媽媽的錢全部花光,當時我有一句名言:『不能夠當好學生,也要當好兒子。』我父母看我這樣子就說:『那你就到統一去吧!』我就聽父母的話到統一來了。」
放棄文化志業來到統一的青年林蒼生是沈痛的。剛到統一時,林蒼生遠赴日本習藝,半年來,一邊忍受羈旅異國的孤寂,一邊將節衣縮食後的一半收入寄回台灣,供養《草原》,然而《草原》在生猛有力的前兩期出版後,不堪虧損,後繼無力,加以政治因素干擾,第三期拖遲了四個月才以倉促而有點破碎的面貌出刊,然後,就永遠沈寂了。
1968年二月,草原第二期出版一個月,第三期還在奮鬥中,林蒼生從酷寒的東京,寄了一首詩回來,可以看到他落寞而悲涼的心境:
如果不是  雪的關係
我就不會在很早的時候,站在
白色的路上,吹了許多風。
你也許不知道這種
把自己放在聖誕卡裡
的滋味——
心際裡還記得吃雪時候
心靈的顫動。那時飛的不只是
鳥,不只是欣喜。看著麻雀的愉快不覺
就會說出:唉,到底東京
是真的有一點
奇怪的。


源於傳統,傲視現代

藝術家/必須縱承我們/植根於黃河南北的種性/橫則滋潤我們/心裡的那片青翠的草原/以親切以及希望/廣泛地在我們的心性裡/蔓延
播種吧!/這是屬於您的草原!
                                                       《草原》邀稿函,1967年6月

戰後的台灣文學,在反共、防左的政治氣候中,面臨的是雙重斷裂的困境,源自台灣與大陸兩個時間軸線上的新文學運動,都無以為繼。1950年代中期以後,現代主義文學開始興起,並盛行於1960年代。詩人紀弦創辦《現代詩》(1953年),並在三年後宣告成立「現代派」,是現代主義文學的起點。一群台大外文系的學生,也在1960年創辦了《現代文學》,發刊詞中宣稱:「我們不想在『想當年』的癱瘓心理下過日子。我們得承認落後,在新文學的界道上,我們雖不至一片空白,但至少是荒涼的。我們敢於舊有的藝術形式與風格不足以表現我們作為現代人的藝術情感。所以,我們決定試驗,摸索和創新的藝術形式和風格。」既然無從縱向繼承,1960年代的文學風潮,選擇的是橫向的移植西方的現代文學。
白先勇後來集結出版的小說集《台北人》,是這些年輕作家的作品中最受矚目的。評論家以「王謝堂前的燕子」來譬喻《台北人》中那種被拋擲到異鄉的失落心境。如果說寄旅海外的中國人是「失根的蘭花」,1960年代困居島嶼,苦悶而無出路的知識青年便是作家劉大任筆下的「浮游群落」。「流浪」、「飄零」、「失落」、「失根」……,是當時顯著的文化氣氛。
在韓戰結束後所建立的冷戰體系中,台灣做為美國在東亞圍堵共產世界的重要防線,不但在軍事上仰賴美國的協防,經濟上依靠美國的援助,在文化上,美國所代表的西方現代文明,也成為台灣學習的指標。這也是為什麼1961年胡適一場舊調重彈的東西文明優劣論的演講,卻再次引發了中西文化論戰。1960年代,引介西方新思潮不遺餘力的《文星雜誌》,提出了「全盤西化」的激進主張。
這場論戰雖未能掀起如五四運動時期的翻天巨浪,卻反映了當時台灣與美國、傳統與現代之間的糾葛。《現代文學》的年輕作家們,幾乎沒有例外的,都到美國留學去了。1960、70年代,美國是台灣面對「現代」最主要的窗口,松山機場則是通往西方世界的津渡。從美國轉介來的思想、文學、藝術、音樂、……乃至於物質文明,成為當時的台灣社會主流文化。
隨著美援的停止,經濟的起飛,農村的衰微,工業文明的初臨,以及戰後新世代的成長,1960年代中期以後,則出現了迴向鄉土的新潮流,1959年,由成大中文系教授尉素秋支持,她的姪兒尉天聰主編的革新版《筆匯》;1964年創刊的《臺灣文藝》;《筆匯》停刊數年,尉素秋與尉天聰另起爐灶,1966年創刊的《文學季刊》是本土作家再次站起來的重要指標,也是當時文學創作發表的主要園地。

比較不為人知的是,1967年由來自南方的年輕西格瑪創辦的《草原》,也在戰後台灣文學史上,佔有了重要的位置。
根據姜渝生的回憶,1966年4月24日曾開過「西格瑪文化事業公司」的第一次籌備會議,文化事業的宗旨是「使所有的年輕人體認自我,明白責任,踏實的努力於所願。不受壓力」。先從藝術做起,而且「真正的藝術一定要是帶血肉的,建立於生活之體認上的,決不是建立於名詞之上,建立於空想之上、建立於不自覺之上的。藝術家一定要有責任,增進整個社會的心靈世界。」雜誌預設的讀者主要是大學生及大學畢業生之年輕人,也許再加上部分中學生。
姜渝生如此分析《草原》創始的幾個年輕人,除了早期西格瑪外,還包括他的朋友周浩正:
蒼生一向喜歡抒寫性靈的作品,喜歡寫散文及短詩,有五四風,不喜歡學院派,也不喜歡流派的自我標榜;小娥是徹底的唯真主義者,討厭做作及知識枷鎖;定泮是熱情的行動派,最嚮往的是鼓勵年輕人的青年雜誌;而浩正也是熱情的純真者,對於傳統及現代文學都非常關懷。被迫進入工學院的渝生,由於叛逆及對學院派建築的失望,在桃園當兵接到蒼生來信要辦文化事業時,正與小娥大談未來要改造農村建築的一些夢想,「建築師沒有社會責任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姜渝生強烈的個人編輯風格

草原第一期目錄

《草原》的宗旨,林蒼生提出「容於傳統、傲視現代」,姜渝生改了一個字:「源」於傳統。《草原》雜誌雙月刊創刊號於1967年11月 15日問世,創刊辭中宣稱:「我們認為藝術是健康的心智活動,它肯定而且向上,在習見生活裡面而不在觀念之中。文學藝術像草木,滋長在泥土上,面向空氣與陽光。」創刊號末頁,以「起步的時候」為標題,宣告:
已經到了結束一切過渡時期的模仿、移植、生吞等等變調情形的時候了。不需要再把西方縱的延續放在我們縱的延續上,是起步走向我們民族自己的文學藝術的時候了。
《草原》籌辦階段,在台北文化圈廣發邀稿函,風格獨特的設計吸引了許多人的注意。姜渝生、王小娥、林蒼生……這些台北文化圈陌生的年輕人,憑著熱情與傻勁,竟邀得了不少重要作家的作品。創刊號關於詩的專題,有余光中、李篤恭、管管、大荒、許南村(陳映真)、林文月、顏元叔等的詩作或評論。
余光中的一篇〈在中國的土壤上〉,讓他們意外地欣喜,姜渝生獨特的美術設計,將文章中一句話用自己的書法夾雜在鉛印的版面中:「為了服西方新上市的特效藥,此地的作者先學會了西方人的流行性感冒」。李篤恭的〈現代詩的問題〉,姜渝生將自己對本文的理解濃縮成一句話,用毛筆書寫與篇題並列在左右兩頁;「人間最困難的事情莫過於克己。」
《草原》後來被津津樂道的是姜渝生的美術設計,但是姜渝生強烈的個人特色卻不只是表面的設計,更在於編輯直接地介入了作者的文章,標定關鍵字句、提示文章要點。這呈顯了編輯的主導意識鮮明,讓《草原》不只是作者與讀者的《草原》,同時是(或者更是)編者的《草原》。很難說好還是不好,但是那的確是獨一無二,也看到來自南方西格瑪們的元氣淋漓。西格瑪們自南徂北,「野人獻曝」,正如谷文瑞所說:「真正的『野人』是赤子之心的野人,是從草根處立起的野人,是完全純淨並且熱望的野人,是兩手結實,腦袋愚誠的野人。」


野性的南方文學青年

《草原》的意圖是很鮮明的,他們反對現代主義文學,於是首先以現代詩祭旗。他們強調文學必須滋長於自己的土壤,因此激越地宣稱:「草原要的稿件只是一個字:土。寫得越土,我們越喜歡。」他們也說:「一首詩應該如一株草,自泥土中滋長出來。」他們強調文學必須與人群親近,必須「來自習見的生活而不在觀念」之中,因此他們除了向作家、學者邀稿之外,也廣泛徵求各階層不同背景的人都來談詩(可惜來稿不夠,以致於第一期姜渝生一人就化名寫了八則讀者投書)。
除了「詩」的專題外,《草原》也邀請小說家的作品,第一期有七等生的〈冬來花園〉、施淑青的〈約伯的後裔〉,第二期則有邱文祺(黃春明)的〈癬〉。
第二期「民俗文學專輯」邀請了司馬中原、朱介凡、林海音、蘇雪林等,尤其是俞大綱文章,談「民俗文學」,也許更有意義的,是丘延亮執筆的〈現階段民歌工作的總報告〉。這是丘延亮參與,由史惟亮、許常惠主導的「中國民族音樂研究中心」所規劃,走向台灣各個角落採集民歌的田野行動記錄。分東西兩隊,分別由史惟亮、許常惠帶領,採集標的包括原住民音樂、台灣福佬系民歌、台灣客族民歌等。
這次的民歌採集,恐怕是1960年代台灣知識份子尋根鄉土運動的第一次大規模而且落實的行動。許常惠率隊到了恆春,在他的採集工作日記寫下:
在大光里的另一角,還有一個老人叫做:「紅目達仔」,他是六十二歲的陳達先生。他無親無故(據說無父母、妻、子女、也無親戚),孤寂地住在一幢不是人住的房屋(如果可以稱為房屋的話)……他在這黑暗、貧困與孤獨的世界裡,與一把月琴生活在一起。這個環境已經夠使人感到深沈的悲痛了,而他拿起月琴,隨著發出那如悲啼的歌聲的時候,從他的「牛母伴」、「思想起」、「四季春」、「台東調」裡,我趕到這世界,這被大都市的人所忘卻的世界是多麼真實!
我知道我終於找到它了,多年來尋找的它——中國民間音樂的靈魂!
這是戰後台灣音樂史上的一個「重要時刻」,許常惠的見證給了《草原》,年輕的《草原》西格瑪,大概也會有所悸動吧!只是在當年,他們恐怕還不足以明白這件事完整的意義,時間逐漸揭露了歷史,站在今天、回首從前,才知道「年少」不只是「輕狂」而已!


出發宣言
草原第一期以詩為主題



「年輕的蒼生是無憂的」

我想,青春會老,但是童心永遠不泯,年輕時候的夢想,也許是在滾滾紅塵中,頻頻回首,因而能夠守護自己純真的根源吧!
                                                                          致林蒼生函2011年4月8日

《草原》第二期晚了半個月於1968年二月出刊,第三期「空間藝術」專號預定在三月,卻足足晚了三個月,而且內容單薄,無法與擲地有聲的前兩期並列。
1967年1月《草原》在金門街開始正式籌備時,第一期的經費已用去六萬多元只剩下八萬元,林蒼生從澎湖寫信給姜渝生信:「不要把虧掉的錢放在心中,我們是在換取另一個希望」。並且決定原來的一些構想包括劉定泮的青年雜誌、林蒼生的出版社及書局、王小娥的文藝沙龍都先暫停,在他退伍前只專注於文學雜誌。
儘管多年之後,以後之視昔,我們發現了《草原》的深刻價值,當年也的確影響了不少喜好文學與思考的年輕人,對《草原》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但是文學雜誌畢竟是小眾的事業,《草原》銷路無法打開,講究編排、印刷,提供高額稿費,都讓《草原》不但無法回本,還讓一開始的投資大幅虧損。多年後黃春明還記得他寫了一篇文章〈癬〉,得到六百元稿費,夠他支付一個月房租。經營的困難,讓姜渝生難以為繼,林蒼生也因而回到父母為他安排的人生軌道上。


草原第二期封面


今年六月間,我好奇地問王小娥:「當初如果《草原》成功的話,我說的成功是指經濟上的支持,它也受到社會上的注意,那你們的人生會因此就完全不一樣了嗎?」
王小娥不假思索的回答:「不用去想,因為注定失敗,純雜誌不可能成功的。第一期完全是靠熱情,而做到第二期以後收稿就知道困難了。……我們年輕時就是不屑談錢,但沒錢卻萬萬不行。我舅舅以前在香港良友出版社,他看我們的編排就說賣十塊錢一定垮,所以才會弄一期、虧一期,因為這個資金是一期一期拿來的,工作人員還要領薪水。」
對他人推崇《草原》是那個年代的一則傳奇,姜渝生卻說:「可以視為傳奇的,或許勉強可說是一九六○年代的一群年輕人的純潔、天真、信任與熱情。」他並且引用《草原》創刊號施叔青〈約伯的末裔〉文中描述男主角時所用的「年輕的江榮是無憂的」,說明多年前初見大一時林蒼生時的印象:「年輕的蒼生是無憂的」。
回顧《草原》的過去,姜渝生重拾年輕歲月:
大學時代的那一段無憂無慮卻強說愁的嬉戲歲月一幕一幕的回到了眼前,在校園草地、在運動場石階、在屋頂陽台、在安平海邊、在深夜的街道上,幾個年輕人不知天高地厚的談著文學、藝術、音樂、哲學、人生及社會責任……。
他並且說:
我們幾個當年老朋友常常會這樣來自我安慰,套用那個年代許多短篇小說在結尾時常常出現的描寫,「《草原》雜誌,使少年時代的蒼生,一夕之間成長了……。」而因為蒼生,草原的一群年輕人才有了一段追求夢想的機會。

《草原》行將結束,林蒼生失落地到日本,進入當時剛創辦的統一企業。2009林蒼生出版《隨便想想》,新書發表會以「入世四十年的思索」為題,西格瑪老友、《草原》伙伴姜渝生出席致賀。因為《草原》出師未捷,林蒼生走上了迥異的人生道路,四十幾歲就成為統一企業總經理,經營一個龐大的企業王國。
姜渝生後來長期擔任成大都計系教授,晚近投入國土規劃,接續年輕時未了的「農村建築」之夢。書生報國,為著在現實的困境中突圍、重新許諾一片人間淨土而困思橫慮。幾次來到東海岸,遠眺太平洋,海天之際,層層疊疊的蔚藍色。
這時,波士頓的春雨,綿綿地落在台東縱谷的草原上。

參考資料

〈王小娥教授訪談記錄〉,張幸真、王健文主訪,2011年6月28日。
〈王明蘅教授訪談記錄〉,王健文主訪,2010年12月29日。
〈王明蘅教授訪談記錄〉,張幸真主訪,2011年6月16日。
〈西格瑪社八里聚會訪談記錄〉,王健文主訪,2011年1月2日。
〈西格瑪社德簡書院聚會訪談記錄〉,張幸真主訪,2011年7月10日。
〈林蒼生先生訪談記錄〉,王健文主訪,2011年5月6日。
〈劉定泮先生訪談記錄〉,張幸真主訪,2011年7月16日。
成大西格瑪社畢業社友合編,《Σ—西格瑪》,台北,覺覺出版社,1979年。
《草原》創刊號,1967年11月
《草原》2,1968年1月
《草原》3,1968年6月
《春雨小集》1,1986年元宵
《春雨小集》2,1986年端午
姜渝生,〈《草原》雜誌的故事〉,《文訊》240。
姜渝生,〈草原雜誌的編輯回憶〉,《聯合文學》,2009年7月1日
林蒼生,《隨便想想》,台北,天下雜誌,2009年4月。
林蒼生,〈老姜,好走〉,《文訊》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