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什麼？
——晚清到民國的國史書寫與國族建構

王健文  2025年12月21日冬至

二十多年前，我在成大歷史系大一中國通史課程中的第一個議題，就是｢中國｣釋義。這門課既稱為｢中國通史｣，開宗明義首先要思考的便是：課程探究對象的主體是什麼？｢中國｣的概念並非不證自明，亦非約定俗成，如果不先問問｢中國｣是什麼？這門課無從進行。
基本上我認為｢中國通史｣既非｢國別史｣亦非｢本國｣歷史。無法細說，簡單說結論，｢中國通史｣的｢中國｣不是簡單的政治意義、特別是現代概念的主權國家所能框限。我認為｢中國｣在時間長河中是個動態的概念，也是個政治、經濟、文化、宗教諸多面向的複合體。「國家」不會是歷史研究與敘事的唯一可能單位，生活圈、文化圈、經濟圈乃至於宗教圈，都是敘事單位的可能選擇，在｢中國通史｣的研究與教學，特別感受到多重視角、不拘一格的必要。
歷史進程依時間序列是順流而下，但是我們常見的歷史敘事，卻是以｢現狀｣回溯過去：以｢現狀｣決定｢過去｣｢應該｣是什麼？或者建構一個必須存在的｢過去｣來支持｢現狀｣(乃至未來願景)的合理性與正當性。因此，或者是1912年成立但1949年後實質治理範圍為台澎金馬的中華民國、或者是1949年以後成立不到百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卻倒過來規範了在此前數千年以黃河中下游的中原為核心地域的複雜且動態變化的歷史，這種以今範古的歷史敘事基本上是｢反歷史｣的。
此時此地，｢中國｣的複數意義常常被單一化；也往往以今視古，將｢中國｣在時間之流中的多重意義凍結在特定時空中，因此｢中國｣也常被｢去歷史｣化。也許回顧一個世紀前關於｢中國｣的歷史敘事與意義建構，對我們在當下思考或認識｢中國｣會有些幫助。或許，對於此時此地我們思考｢台灣｣是什麼？也能有所啟發。
 

從華夏到中華民族：傳統天下觀的成立與崩解

先秦文獻中「諸夏」、「諸華」、「華」、「夏」、「中國」往往異名而同指。以農業城邦、禮樂衣冠、封建禮制為基礎的「華夏」意識，至少在西周早中期已成立。但是後世所熟知的「諸夏」意識，恐怕是到南蠻、北狄交相侵迫，陳、蔡懼楚，衛、邢為狄人破滅而遷國，而齊桓公高舉「尊王攘夷」的旗幟時，才真正確立了。
到了秦漢帝國一統，「六王畢、四海一」的新局面出現時，「『諸』夏」從「複數」變成「單數」，與「夷狄」對稱，仍稱「夏」或「華夏」，當然，有時還保留「諸夏」的傳統措辭。與「四夷」對稱、或座落在「天下」概念中時，則稱「中國」。
《史記》是最早通過歷史書寫來確認華夏群體存在樣態的著作，〈五帝本紀〉與〈三代世表〉建立了這個框架。
〈五帝本紀〉開始談到黃帝跟蚩尤之間的戰鬥，黃帝擒殺蚩尤、征服了天下不順者。於是「東至於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南至于江。北逐葷粥，合符釜山，邑於涿鹿之阿……」。司馬遷在黃帝敘事中同時劃定了華夏的空間範圍。但我們知道，這個空間範圍絕不可能是傳說中的黃帝在四千多年前擁有的統治版圖，這個空間範圍之對應於華夏，基本上是戰國秦漢以後的事。這是西漢中期的司馬遷通過傳說中黃帝VS蚩尤的敘事，置入了當時華夏天下的空間範圍，也建構了華夏VS夷狄的敘事典範。
華夏作為一個人群集體，我們用今天的語言稱之為族群。我群必須有他者作為對照組，才能夠確定出其邊界，蚩尤就是不可或缺的他者。司馬遷界定了四境的空間範圍，在〈三代世表〉中建立了上承黃帝的軒轅氏子孫的統治者傳承世系。因此在時間，在空間，在族群界限上，司馬遷建立了一個基本框架。這樣的華夏族群書寫，主要侷限在統治者間的血緣聯繫，華夏族群的血緣共同體要擴大到一般人民，必須等到晚清以後，那時所建構的是擴大為「五族共和」的「中華民族」。
晚清至民國初年，傳統的夷夏之辨轉成中西文明之辨。原本野蠻的夷狄，變成先進的西方列強；原來居於天下之中的華夏，卻轉為卑屈低下的中華民族。華夷之間文明高度的逆轉，當然與鴉片戰爭以來中西國力消長有著絕對的關係。也因為有著西方這個「新夷狄」的出現，促使華夏邊界向外挪移，將「舊夷狄」的「滿、蒙、回、藏」都納入了華夏之中，並因此擴大建構了「五族共和」的「新華夏」，這個新華夏，當時命名為「中華民族」。
從晚清到民國初年，許多知識分子通過新的國史書寫，打造了一個脫胎於華夏的新國族，梁啟超倡之，從劉師培、曾鯤化、夏增佑，到柳詒徵、呂思勉、張蔭麟、錢穆，莫不致力於此。
從「華夏」到「中華民族」，從司馬遷的《史記》到錢穆的《國史大綱》，雖然各有不同歷史情境，表現形式也各不相同，但通過歷史書寫來打造「國族認同」，卻有著內在理路的一脈相承。當然，司馬遷時代的華夏認同，與當今使用的「國族」概念，顯係二事；司馬遷在新時代新氣象中，以歷史書寫架構「天下」格局，和錢穆在危急存亡之秋，以書寫新國史救亡圖存，亦大異其趣。但是以歷史書寫建立集體認同、釐清個體與群體的時空定位，大致是在同一種思維架構下的產物。
 

梁啟超倡議的｢新民｣與｢新史學｣

新的國史書寫乃至國族建構，梁啟超是關鍵人物。他在1906年的〈新民說〉強調，要救中國，必須在中國實行民族主義。而中國要實行民族主義，必須要先｢新民｣，也就是把舊的中國人轉換成新的中國人。
所謂｢新民｣有兩個方向，其一是「淬厲其所本有而新之」；其二是「採補其所本無而新之。」梁啟超並沒有徹底地、百分之百地否定中國故舊傳統，「非欲吾民盡棄其舊以從人也。」只是他很清楚地知道固有傳統是不夠的，必須要引進西方文明新的刺激、新的價值，才足以改造舊中國，創造新氣象。
1900年他寫〈少年中國說〉表示：｢且我中國疇昔豈嘗有國家哉？不過有朝廷耳。｣秦、漢、隋、唐、宋、元、明、清，這些是朝代，不是國家。梁啟超以為朝代只是一家之私產；國家則應該是人民之公產。
當朝廷（政權）與國家的分野出現之後，「中國」是什麼？成了一個新的問題。梁啟超困惑著「中國」沒有「國名」之事。最後他決定就以｢中國｣作為國名。梁啟超說：｢萬無得已，仍用吾人口頭所習慣者，稱之曰中國史。雖稍驕泰，然民族之各自尊其國，今世界之通義耳。｣
古代中國的天下觀，源於《國語》五服，以同心圓、或是回字形的由內而外，然後逐漸擴展的對天下的空間性認識框架。天下的核心是｢王畿｣，往外是設置郡縣的｢華夏｣，華夏之外的夷狄又以「蠻夷要服」、「戎狄荒服」的概念區別內外。在「五服」的天下秩序觀中，中國之外別無他國，「外國」這個概念並不存在。
古代中國只知｢天下｣，不知｢世界｣；是天下的五服，而不是世界的列國。晚清以來，因為西方強勢進入華夏，過去的｢天下｣體系崩解，列國並立的｢世界｣才第一次進入華夏士人的眼界。換言之，是｢世界｣出現了，才有釐定｢國名｣的需要。
梁啟超又說中國一直以來沒有歷史。過去只是帝王將相的歷史，不是為全體國民而寫的歷史。他認為歐洲的民族主義所以發達，列國之所以文明躍升，史學的貢獻是最大的。所以今天要提倡民族主義，使四萬萬同胞能夠在這個優勝劣敗的世界裡能夠站得起來，須得有史界的革命，中國開始書寫真正的歷史，才有可能形塑中國的民族主義，拯救衰敗沉淪的中國。「悠悠萬世，惟此為大。新史學之著，吾豈好異哉！吾不得已也。」
 

國史書寫改造運動：需要一種新的國史

書寫新國史的籲求，是在對傳統史學的徹底批判下，在傳統史學的廢墟上的重構行動。之所以要有新國史的書寫，則是為了打造一個新的國族，藉著國族主義重起衰敗的中國。而中國的再造，基本上是通過對傳統的否定以及同步地學習現代西方文化來完成。既要揚棄舊傳統，又要書寫國族之過往，這當中豈非存在矛盾。
換言之，傳統既然該被唾棄，為何又要重新審視？廢墟既然已經傾倒，何需拾回已散落遍地之破碎磚瓦？然而，這正是進行現代化/西化運動的國家，打造國族過程中的內在弔詭。因為，傳統若真被徹底否定，國族主義便失去了賴以打造的地基。因此，在反傳統的西化進程中，「整理國故」的風潮也應運而生。必須承認，傳統並非一無是處，國族主義才有成立的積極意義。因此，在破壞傳統之後，同樣的一群人，卻開始從事「整理國故」的事業。
胡適說：「『國故』包含『國粹』；但他又包含『國渣』。我們若不瞭解『國渣』，如何懂得『國粹』？」在原來激烈反傳統的時刻，「國故」只能是「國渣」；但是當致力於打造新而光明的國族時，「國故」又不能盡是「國渣」，必須有能提煉出國族價值的「國粹」，國族之建構才能盡其功。
從二十世紀的開端，梁啟超草擬中國史寫作的綱要，曾鯤化、劉師培、夏增佑等書寫中國歷史教科書以來，新的國史書寫蔚為風潮。一直到1940年對日抗戰期間，在西南後方，錢穆寫作《國史大綱》，張蔭麟寫作《中國史綱》（完成了上古部分）；在上海孤島，呂思勉完成了《中國通史》：莫不帶有深切之愛國情懷與國族危急存亡之秋的激切之感。
從十九世紀末葉，在外患方殷、圖強屢挫的歷史處境中，知識份子期待通過國史之改造，以書寫新的國史，形塑新的國族認同，作為救亡圖存的重要途徑。在這個新國史書寫運動中，錢穆的成就最為突出，顧頡剛稱道《國史大綱》最｢後出而創獲最多」。
晚清以前的華夏文化圈(某種程度上與政治圈高度疊合)，以帶有族群自我中心偏見的｢華夏之眼｣輕鄙作為他者的夷狄；晚清以來的華夏知識分子，在西方強勢壓迫下翻轉華夷位階，改以｢西方之眼｣輕賤自己的過去；錢穆的《國史大綱》則是帶著｢溫情與敬意｣創新轉化為新的｢華夏之眼｣，重新發掘傳統的深刻價值。我們未必要同意錢穆的視角與詮釋，但是他以札實的史料、高明的史識，雄辯滔滔地映照了當時反傳統思潮的限制與盲點。
錢穆是個文化保守主義者，相較同時代反傳統的新文化運動者，對待中國歷史傳統的姿態迥異。當然，就當時的知識界來看，錢穆無疑是個主流之外的邊緣人，是時代潮流之中的反潮流者。
 

歷史工作者的情意心志與專業倫理

以上簡單描述大約一個世紀前，許多中國知識份子的急切情志。雖然他們對新的國史應該是什麼樣子，有更多元的主張，更多樣的實踐，但是他們基本上都分享著同樣的心情。
如果從時代所激盪的、對於歷史書寫與國族形塑的層面來看，錢穆的《國史大綱》示範了那個時代知識份子的一種書寫方式與書寫策略。他不是唯一的，就像前面提到的，他甚至不只不是唯一的，還可能是屬於少數的、潮流之外的，比較邊緣性的一個，是那個時代知識份子的異端。錢穆的《國史大綱》讓我們實際地看到了一個歷史研究者的當代關懷跟他的歷史研究之間可以怎樣連結，而這樣的連結也讓我們一方面看到錢穆的成就，另方面也看到錢穆的危險。每個時代的歷史書寫者都有他自己的當代使命，過去的重要範例，提供了我們很多學習、借鏡、批判、繼承的可能，端看你從那個面向觀看。
這些可能，讓我們回頭思考自己。我作為一個2025年、當代臺灣的歷史研究者，對於自己的時代有著深刻的關懷，希望自己的歷史書寫與歷史研究，與自己的關懷之間能夠有一種真切的連結，而這種連結可能會讓我的歷史書寫成為偉大的書寫，也可能會讓我的歷史書寫成為危險的書寫。 深刻激切的情意，往往在歷史研究與敘事時，不自覺的陷落｢古為今用｣的危機。太強烈的當代使命，也易於驅使歷史敘事者自覺或不自覺地覆寫過去來為現在以及未來的願景服務。包括錢穆《國史大綱》在內，近一個世紀前的新國史書寫，提供了我們很多觀察的角度跟可能，在我們眼前豎立一面鏡子。照見鏡中的自己，最終我們必須回頭去檢視、也審問自己。
臺灣當代也是一個尋找新的歷史書寫的年代，也是一個重新辨識自我國族身份的年代。而重新辨識國族的身份與我們的歷史研究、歷史書寫，也常常有著脫不開的關係。也就是說，具體的問題我們跟八十年前不一樣、跟一百年前不一樣，但是這個問題的情境，卻有著有雷同之處。這就是我們今天何以需要用心閱讀像《國史大綱》這樣將近一個世紀前的經典著作。
由於國族的歷史書寫往往擬人化為生命史的書寫，因此，「線性敘事」是最主要的書寫形式。司馬遷的《史記》如此、錢穆的《國史大綱》如此，晚近的台灣史書寫亦復如是。歷史學者要進一步探問的是，歷史是否實則是複線錯雜？在線性的主流敘事之外，還有哪些因為收納不進主流、甚至可能對主流敘事具有破壞性，因而散落乃至破碎以致被遺忘甚或被壓制消滅的歷史記憶？
永遠對歷史敘事進行這樣的探問，才能讓歷史不致陷落在敘事者的當代使命與意志之中，也才能與現實權力保持必要的距離，這正是歷史書寫者戒慎覺察、避免淪為反歷史的根本倫理要求。

附記

本文大體根據過去一篇關於錢穆《國史大綱》論文的局部延伸改寫。發表在《成大》校刊289號(2025年冬季號)，與一位中文系老師、一位政治系老師的文章 ，構成該期校刊探索中國專題。
我在這篇文字破題時這麼說：
｢此時此地，『中國』的複數意義常常被單一化；也往往以今視古，將｢中國｣在時間之流中的多重意義凍結在特定時空中，因此『中國』也常被『去歷史化』。」
｢回顧一個世紀前關於『中國』的歷史敘事與意義建構，對我們在當下思考或認識『中國』會有些幫助。或許，對於此時此地我們思考『台灣』是什麼？也能有所啟發。｣
歷史，永遠是在當下回望過去。｢當下｣賦予價值與意義，也布下認識的重重陷阱。常常，我們戴著不同的濾鏡、卻用著同樣的偏見看待這裏與那裏；總以為這裡是重見天日的應許之地，那裏是必須被祓除的魅影幢幢。
｢中國｣是複數且小寫的，｢台灣」也是。任何單數或大寫的歷史實體，都是虛幻的假象。
2026/4/4

老大哥的幽靈：重讀《一九八四》

 

老大哥的幽靈：重讀《一九八四》(完稿於2025/5/4)

 

一、彷彿若有光

經典的價值在於每一次的閱讀，都能看到閱讀的當下，屬於讀者自己的此時此地。
1973年的夏天，國中一年級結束的那個暑假，到學校上暑期輔導課的第一天，吳老師抱著百多本書，要同學每人至少帶一本回家閱讀，我卻被指定了四本書，分別是捷克作家穆納谷的《權力的滋味》、英國作家歐威爾的反烏托邦經典《一九八四》、日本學者早川的《語言與人生》，、語意學家何秀煌的《記號學導論》。
吳英長老師帶給我少年時代第一次深刻的啟蒙經驗，他只教了我一年，對我的影響卻是一輩子的重量。是他第一次告訴我什麼是多元與寬容，建立了我在邏輯思辨上的基本能力，提醒我反省習以為常的世俗價值，思索每個人存在的獨特意義。
那時讀這些書，多半似懂非懂。因為知識積累不足、生命閱歷有限、思辨能力仍待啟發，年少時閱讀經典難免茫然，有時為賦新詞、強作解人。但是經典千門萬戶，讀者即便懵懂，總也開了幾扇窗，透見些許微光。
出身捷克共產黨高層，曾入圍1968年諾貝爾文學獎有紅色海明威之稱的捷克作家穆納谷（Ladislav Mnacko），大約在1965-6之間完成《權力的滋味》(Taste  of  Power)的小說創作，描述一個勇敢正義而大無畏的革命者攀登權勢高峰之後，從獻身的革命家，異化為自命為革命化身的獨裁者。當｢人能弘道｣，轉變為｢道能『弘』人｣時，革命者的｢肉身成道｣(我獻身於正義)，就成了革命的｢道成肉身｣(我就是正義)，就在那一刻，革命翻轉成為反革命。
這些當然是現在重讀《權力的滋味》的體會，十三歲讀穆納谷，只能在最簡單明白的反共教條下，有感於共產體制的荒誕腐敗。當時我無從認知自身所處的威權體制，更不可能辨識民主化以後蠢蠢欲動的新威權的可能。
十三歲讀歐威爾(G. Orwell，1903-50)，同樣地，我只是將書中描述現象投射到鐵幕下極權的共產世界(當然，這的確是歐威爾創作本書的基本參照)，既不知道台灣的戒嚴體制，更不曾聽聞民主世界中的麥卡錫主義。少年時對世界的認識很簡單，自由民主與共產極權判然，世界被劃分成正與邪、白與黑兩半，就像月球的陰晴兩面，半個世界永遠光明、另外半個世界則是無盡的黑暗。
 

二、除魅與再蒙昧

再一次閱讀《一九八四》是個奇妙的機緣。1984年的2月，正好就是歐威爾預言的那一年。齊邦媛老師為台大歷史所與中文所合開的高級英文課程，兩個學期各讀一本英文小說，上學期讀馬克吐溫，學期末，齊老師說，下學期我們就來看歐威爾的《一九八四》吧！
狂飆的1980年代，重讀36年前歐威爾這本半紀實半預言的反烏托邦經典小說，年少時對「國家」與「領袖」無可置疑的崇敬一掃而空，反抗的青春歲月，面對真理了無疑惑，特別是在威權體制鬆動即將解體的當頭，我們自以為是代表正義的科學小飛俠，對抗著那時當權的惡魔黨。仍然是黑白分明的世界，只是少年時仰望的朗朗陽光，現在成了黑暗的深淵。
神魔簡單二元對立的政治認識，其實正好是歐威爾反烏托邦預言的滋生土壤。正如同大洋國之外永遠需要個(永遠征服不了，因此永遠存在)敵對的歐亞國(或東亞國)，大洋國之內，老大哥永遠需要反黨集團(永遠無法繩之以法，因此也永遠存在)的邪惡領袖。神魔相生，沒有魔鬼的存在，無從樹立神聖的偉大領袖。
後來才知道，我那除魅的青春時刻，不自覺地蒙上了新一層的魅影。
 

三、永遠需要惡魔黨，也需要變節者

賀佛爾(Eric Hoffer)在《群眾運動》(The True Beliver，我用的是今日世界出版社1972年版且文的譯本，1969年水牛版王尚義譯本書名直譯為《真實信徒》)中敏銳地指出：｢群眾的興起和傳播可以無需信仰一個上帝，卻絕不能不相信一個魔鬼。｣賀佛爾又說：｢有人問希特勒他是否認為應該把猶太全部加以毀滅，他回答說：『不要......那樣我們勢須另外創造一個猶太人，要緊的是要有一個實體的敵人，而不僅是一個抽象的敵人。』｣
上帝可以是抽象的，敵人(魔鬼)必須是實體的。對魔鬼的仇恨是煽動群眾情緒的最大動能。小說中時時進行的｢兩分鐘仇恨｣，必須成為日常，反覆烙印恐懼與仇恨。當大洋國的敵人是歐亞國時(可驗證的記憶中歐亞國是永遠的敵人；但是當敵人轉換成東亞國時，所有歐亞國是敵國的記憶立刻全盤清洗，東亞國取代成為永遠的敵人)，仇恨的對象就是歐亞國，以及與歐亞國勾結的大洋國內變節者。
仇恨情緒要拉到最高，必須與外部敵國永遠處於戰爭狀態中，戰爭組構了簡化的敵我二元對立框架，也釀製了激盪人心的危機情境。對領袖(或黨)的無限忠誠以及對異己者的強烈仇恨，都仰賴著外有魔鬼、內有與魔鬼勾結的變節者的戰爭情境。
｢黨所要求於其黨員的是智力的分裂，這在戰爭的氣氛中比較容易做到。｣203
戰爭情境必須永遠維持，因此打不倒的魔鬼與滅不完的變節者也始終存在。如果打倒一個魔鬼，必須有另一個魔鬼即刻取而代之；消滅一個變節者，也需要有(或者製造出)新的變節者前仆後繼。
為了魔鬼與變節者的永遠存在，他們只能是標籤式的存在，不能是出現在真實日常中，因此隔絕外界、特別是被標誌的敵國是必要的：
｢除了戰俘以外，大洋國普通公民從來沒有見到過歐亞國和東亞國的一個公民，而且他也不得掌握外語。如果他有機會接觸外國人，他就會發現，外國人同他自己一樣也是人，他所聽到的關於外國人的話大部分都是謊言，他所生活的封閉天地就會打破。他的精神所依的恐懼、仇恨、自以為是就會化為烏有。……主要的疆界，絕不能越過。｣207
維持敵我疆界，徹底斷絕一切溝通彼此的橋樑，沒有縫隙。接下來，內部的思想控制，才能夠在資訊壟斷的情況下完全掌握。
 

四、語言的貧乏與思想的貧困

大洋國的思想控制，一方面通過歷史記憶的不斷清洗與重寫，另方面則通過新語言的鑄造。
過去延續到現在，現在指向未來。未來的想像願景賦予現在權柄，而現在的正當性取決於過去。對掌權者來說，重要的並非｢過去｣｢是什麼｣，而是｢過去｣｢應該(必須)是什麼｣。英社的信條是：｢誰控制過去就控制未來，誰控制現在就控制過去。｣46歷史的話語權不是來自論辯，而是取決於誰掌握權力，誰能夠憑藉權力操弄記憶。
真理部負責清除真實的過去，同時製造當下所需要的｢過去｣，即便人們記得某件事實，但沒有任何可見的記錄來印證，它就不會是｢事實｣，也不會存在人們的｢記憶｣。
｢如果除了你自已的記憶以外不存在任何記錄，那你怎麼能確定哪怕是最明顯的事實呢？｣47
 
｢新話｣(或譯｢新語｣)則是進行語言的改造，簡單的語言，無從展開複雜的思維，語言的貧乏，造就思想的貧困。
｢新話的全部目的是要縮小思想的範圍？最後我們要使得大家在實際上不可能犯任何思想罪，因為將來沒有詞彙可以表達。……詞彙逐年減少，意識的範圍也就越來越小。……語言完善之時，即革命完成之日。｣63
思想的貧困除了語言簡單化之外，更在｢雙重思想｣的詭辯式操弄中，歐威爾另外一部反極權的諷刺小說《動物農莊》(Animal Farm，1945年出版)中膾炙人口的一句話：｢所有的動物都是平等的，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正好說明了《一九八四》所謂的雙重思想。
｢平等｣如果是真正的價值，應該是具時空普遍性，放諸四海皆準、垂諸百代不惑。但是雙重思想藉著將價值差別化，｢平等｣就有了種種前置的條件：因時代而有別(這時代可行那時代不可行)、因地域而有別(此地可行彼地不可行)、因身分而有別(這種人可以那種人不可以)、因情境而有別(特殊情境下不平等才是｢真正的｣平等)。
像這般條件式的價值矛盾如何成立？小說中如此表述：
｢同時持兩種相互抵銷的觀點，明知他們互相矛盾而仍都相信，用邏輯來反邏輯，一邊表示擁護道德一邊又否定道德，一邊相信民主是辦不到的，一邊又相信黨是民主的捍衛者，忘掉一切必須忘掉的東西而又在需要的時候想起它來，然後又馬上忘掉它。｣47
｢自由｣、｢民主｣的價值內涵，有著基本的常識性概念。｢自由｣如何｢反自由｣？｢民主｣如何｢反民主｣？或者倒過來說，如何以｢限縮自由｣來｢保衛自由｣？如何以｢否定民主｣來｢捍衛民主｣？這恐怕不只是目的與手段之間的倫理問題，更是對概念與價值的直接顛覆。
 

五、自由就是回歸人性與常識

極權體制最終的手段就是對人性徹底的抹滅。溫斯頓對裘莉亞說：｢我不是說招供，招供不是出賣，無論你說的或做的是什麼都無所謂，有所謂的是感情，如果他們能使我不再愛你——那才是真正的出賣。｣177
人與人之間最單純而真實的情感，才是人性最本質也是最後的根據地。但是，當極權精準地打擊了每一個人內心最恐懼最脆弱的所在，最終，溫斯頓出賣了裘莉亞，裘莉亞出賣了溫斯頓。
被逮捕之前，溫斯頓曾經在他們躲藏的小屋，如同小說中那玻璃紙鎮象徵的逃離現實的純淨世界中，經常聽著屋旁無產者(非黨員的一般人民)婦女自在歌唱，歌唱內容不外男女情愛時的曖昧、不安與感傷，他曾經這麼想：
｢但是在兩代之前的人們看來，這似乎並不是那麼重要。因為他們並不想篡改歷史，他們有自己的不加置疑的愛憎作為行為的準則。他們重視個人的關係，一個完全沒有用處的姿態，一個擁抱，一滴眼淚，對將死的人說一句話，都有本身的價值。……他突然想到，無產者仍舊是這樣。他們並不忠於一個政黨，或者一個國家，或者一個思想，他們卻相互忠於對方。｣176
他有感而發：｢無產者是人……我們不是人。｣176
回歸最天真素樸的人性，回歸最簡單易懂的常識，是破解極權操控的簡單道路。溫斯頓與裘莉亞的一段對話，說明了這個道理：
｢『你記得嗎？』他問道，『那第一天在樹林邊上向我們歌唱的畫眉鳥？』
『牠沒有向我們歌唱，』裘利亞說，『牠是在為自己歌唱。其實那也不是，牠就是在歌唱罷了。』
鳥兒歌唱，無產者歌唱，但黨卻不歌唱。……如果你能像他們保持身體的生命一樣，保持頭腦的生命，把2+2=4的秘密學說代代相傳，你也可以分享他們的未來。｣231
｢所謂自由，就是可以說2+2=4的自由，承認這一點，其他一切就迎刃而解。｣90
 

六、老大哥無所不在

徐復觀曾經一語道破民主社會的迷思，如同我自己年少青春時所認識的世界，共產極權與自由民主，像是月球陰晴兩面，清楚明白地將世界剖成兩半：
｢今日有許多人以為一說社會主義便是極權，只有資本主義才是民主……民主政治的本身，不黏貼著某一特定的主義或思想的內容，而是在建立一個人民可以自由選擇主義或思想的政治形式。在政治領域中，此一自由選擇的形式是第一義的，任何思想主義都是第二義的。｣(徐復觀，〈學術與政治之間〉，收入：《學術與政治之間》)
徐復觀一生堅持儒家自由主義本色，他嚴辭批判彼岸紅色中國的共產極權，對此岸以自由中國民主陣營為名的威權體制也不假辭色。他清楚認識到，要穿透外在黏貼標籤的自我宣稱、拆穿以主義或集體為名的任何意識形態，檢視其內在本質是否符合自由民主的普遍價值。不論抬出表面如何崇高的目標願景、宣稱此刻如何急切的危機情境，只要普遍價值被特殊化、差別化，就是這價值的背反。
老大哥不只在想像的大洋國，不只在1984年，也不會只在現實中被清楚辨識的威權國家。只要權力人物不知節制，人們放任權力肆無忌憚；只要普遍價值被特殊化，人群基本權利因身分被差別化；老大哥就在我們身邊，老大哥的幽靈無所不在。

 本文徵引《一九八四》皆依董樂山譯，志文出版社1991年｢新潮文庫版｣，引文後標註該版本頁數。

附記

本文應成大校刊｢重讀經典｣專欄之邀，完稿於2025年5月4日，發表於《成大》287期，2025年夏季號。本文正式發表之PDF檔連結為chrome-extension://efaidnbmnnnibpcajpcglclefindmkaj/https://magazine.web2.ncku.edu.tw/var/file/70/1070/img/4344/593178794.pdf
｢重讀經典｣專欄共九篇，關懷趣向有別，有興趣閱讀其他各篇可下載《成大》287期全文，連結為chrome-extension://efaidnbmnnnibpcajpcglclefindmkaj/https://magazine.web2.ncku.edu.tw/var/file/70/1070/img/4344/808021651.pdf
如同本文開篇所述：｢經典的價值在於每一次的閱讀，都能看到閱讀的當下，屬於讀者自己的此時此地。｣2025年重讀《一九八四》，深深感到老大哥的幽靈依然盤旋在我們的時代、我們的國家、我們的社會。
老大哥的幽靈的具體指涉？作者心中或有所本，寫作時無意對號入座。讀者胸中各有懷抱，也許各有不同認知解讀，即便與作者南轅北轍，也都很好。如同徐復觀所說，如果將老大哥的幽靈黏貼在特定對象的身上，我們可能因此失去對｢老大哥｣本質的真正認識。因此，｢老大哥｣將此落彼起，永遠盤旋在我們之上。我期待與讀者相逢於對普遍價值的深刻信念，並共同反思實踐價值的行動倫理。

經典像一面鏡子，能夠讓不同世代、不同社會的讀者都從對鏡子的凝視中看到自己與他者，因為經典映照的是來自、也超越異時空不同人群的普遍價值。
2025/7/8

花飛何處：《南方歌未央》修訂版後記

花飛何處：《南方歌未央》修訂版後記

 

典型成夙昔，紀念一位真正的西格瑪

「有次在小屋，大呆談起聖經裡那段撒種的故事，有些落在沃土上，有些落在荊棘中，結果各赴命運，各有不同的結果。當時大呆的神情、那段文字和那靜靜的時刻，整個都讓我很感動。」（張秀珍，《Σ通訊》40期，1977年12月3日）

大呆即王鎮華，他是落在荊棘中的種子，數十年來，花開無數！

 

2020年7月19日，我在臉書寫了這段文字，紀念甫於兩天前辭世的王鎮華。

匆匆十年轉瞬，人間幾度滄桑。王鎮華遠行，幾個月後，與他相伴扶持一生的林怡玎跟隨而去。王鎮華的離開，是否隱喻著西格瑪傳奇的落幕？雖然，谷文瑞仍自在於天地之間，林蒼生依然在紅塵中修行，王小娥始終純真一如少女，五十年前的西格瑪，時間在他們面前似乎停滯，如同當年王鎮華所說的少年若天成，赤子之心始終不泯。

 

有人遠行，有人歸返。2017年初春，幾位1970年代政治受難校友返校接受遲來四十多年的畢業證書，盜火少年歸來，髮蒼蒼而心熱如故。

那個微涼有陽光的春日，陳欽生說是他一生最快樂的一天；吳榮元取消原定行程決定赴會；吳俊宏婉辭後慨然成全學校心意；鄧伯宸儀式前來到博物館前廣場，轉身回望學生時代的總圖書館，似乎看到半個世紀前的自己身影。

 

十年之後修訂再版，我們刪去第一編【殘夏流明】中關於丁作韶與馬承九兩篇，讓此編更聚焦於1950年代白色恐怖中政治受難的成大師生。並增補一篇〈補記：在綠島新生訓導處再叛亂案（1953-1956）的台灣省立工學院師生〉，該文由沈曉柔博士根據林傳凱教授〈在火燒島煉鋼，直至殞落──重探「綠島新生訓導處再叛亂案」（1953-1956）〉一文改寫。

第二編【青春如火】，則增補一篇由我執筆，紀錄2017年初春盜火少年返校故事的文字。

 

十年前重訪西格瑪，滿心期待西格瑪的重返。十年來，老少新舊西格瑪居然也曾風風火火，擾動成大校園內外，一時頗有中興氣象。雖然眾聲喧嘩原本是西格瑪的天性，但是後來者身上披著的斗篷，卻不再飛揚奔放如朗朗乾坤，復刻的西格瑪2.0終究不是渾然天成的西格瑪。

王鎮華遠行後，一篇紀念文字引述他說過的話，讓我再次領略西格瑪的內在本質，也許這正是當年這群少年們留給學校最珍貴的贈禮：

莫當主流，要當就當中流砥柱。

獨立像一棵大樹，飛起來像一片雲。

 

究竟還是南方歌未央，餘音繞樑，迴旋

歸來的盜火少年 

本文收入《南方歌未央》2021年增訂重編版

 一、念念不忘，必有回響 

2017年3月7日上午，林詠梅女士等林茂生家族四位來到成大圖書館參加「波濤中的成大」開幕儀式，在二二八時受難的林茂生銅像前，紀念那發生在七十年前的巨大悲劇。

 林茂生受難時是臺大文學院代理院長，是留美研究教育的哲學博士，望重士林。一般人可能不知道，才轉任臺大不久的林茂生，曾經在成大前身的臺南高等工業學校任教、並擔任圖書課課長達十年之久。府城家居成長的林茂生，其實與成大的淵源極其深遠，更是成大圖書館的第一任館長。

 世間事許多巧合，有時候難以解釋的巧合，只能說是緣分。緣分並非偶然，而是心意相互牽引。

 因為策劃二二八70周年解嚴30周年的展示與系列活動，2月16日我們將原來安放在地下一樓館史室的林茂生銅像移到一樓展示現場。第二天下午，我和副館長簡聖芬老師挪動展示櫃，試著擺出一條時間的河，從波濤洶湧而逐漸平緩，觀看者最終會走到林茂生銅像面前。最後一個展櫃中打算展示林茂生十位子女中唯一的女兒林詠梅所寫的一篇散文〈開山町的家與我〉，那是篇溫馨的文字，當然，回憶過去，有著淡淡的哀愁。

 展櫃挪移中，看到四位校外讀者，胸前佩著參觀證，從管制點入館後，直接走到銅像前，深情看著銅像，又在銅像前合影。我看著他們、他們也看著我們。他們靠過來，我好奇地問對方何人？其中最為年長、氣質優雅、態度溫和的一位女士說：「我是林茂生的女兒。」另外兩位女士是林茂生孫女、林宗義的女兒，陪伴的男士是林茂生的孫女婿。

 完全意想不到的奇緣，我邀請林詠梅及家屬三月初再來成大圖書館看看已完成的展示，也與四位訪客合影。拍照之後，孫女婿拿起手機說，你們看，多巧啊！手機上時間顯示的是下午兩點二十八分。我立刻拿起自己的手機截圖保存。

 林茂生銅像多年典藏在館史室，別說一般讀者訪客無緣，即便年輕館員也未必知道。正好就在移置一樓的第二天，林茂生就牽引著女兒來到這裡。如果不是為了佈展，我平常在地下一樓行政區工作，也不常到一樓大廳，兩種因緣就在下午兩點二十八分相遇。

 很高興林詠梅女士與林宗平夫人林呂碧紗女士、林宗義女兒林玲文女士、林宗平兒子林忠志先生再次來到成大圖書館，我們有個哀而不傷、溫馨的開幕儀式。我們特別安排學生朗讀林詠梅詩作〈一片e樹林〉，林詠梅女士也對這首紀念父親的詩作了最美好而深刻的詮釋。

 念念不忘，必有回響。心意牽引心意，我這麼想。

 儀式在蕭泰然作品〈1947序曲〉有時激昂、有時悠揚的旋律中開始。伴隨著現場展出的二二八時期成大相關檔案，述說著一個又一個驚恐、勇敢與悲傷的故事。

 現場大屏幕輪播著《逝者如斯》關於成大在二二八、白色恐怖及解嚴初期學運參與者訪談的吉光片羽；《臺灣百年人物誌》紀錄片中林茂生部分；以及甫於2月23日返校接受遲來畢業證書的陳欽生的紀錄片。

 儀式結束前，政治系學生楊庭霓朗讀林詠梅女士的詩作〈一片e樹林〉，這首紀念偉大教育家父親的詩作，由蕭泰然譜曲，成為傳唱海內外的動人合唱曲。

 儀式結束前，我們邀請詠梅女士與家屬，共同點亮一盞燈，那盞別緻的桌燈，第一次點亮是在不到半個月前的2月23日。

林茂生銅像及其後人，左起林玲文、林詠梅、林呂碧紗(成大圖書館提供)

 二、亂世浮生

 認識吳榮元、吳俊宏、鄧伯宸三位是在2011年編寫成大八十年校史時的訪談，第一次見到陳欽生，卻要再晚四年。2011年1月，因為寫作成大校史中的一個傳奇性社團「西格瑪」，走訪1970年代中期從哲學轉向稼接社會政治反抗運動的林朝成。朝成提到初入成大校園時，耳聞1973年發生的「大陸社事件」，幾位學長從校園中被情治人員帶走。再早一年的「成大共產黨事件」，近十位成大學生與校友分別被拘捕、失去自由，這已經是當年的朝成所不熟悉的事了。

 風聲鶴唳、校園中瀰漫著一種不安的氣氛，但是，在那朝霧朦朧的時刻，不知天高地厚的初生之犢，雖然隱約聽說了才幾年前學長們在校園中「蒸發」的故事，仍大膽嘗試著敲擊出威權體制的裂隙。除了與同學申請大陸社復社外，朝成還涉足了當時的黨外政治運動。

 1972年的共產黨事件與1973年的大陸社事件，當時我雖不熟悉，卻略有所聞，也是校史寫作計畫的一個方向。朝成沒能給太多新的資訊，但娓娓道來，卻能感受當時歷史氛圍。訪談結束時，朝成說，還有些受難者大家不知名姓，聽說在共產黨事件之後，還有更慘的，一位校友告訴朝成，他的室友，一個馬來亞來的化工系僑生，被槍斃了都沒人知道。

 後來我們知道了，那是在1971年，比共產黨事件早一年，這位馬來亞僑生沒被槍斃，卻足足被關了12年，他是陳欽生，威權年代裡一齣荒謬劇，不折不扣的冤假錯案。

 寫作校史的夥伴幸真，清查許多檔案，第一次在成大校史中寫了陳欽生的故事，短短兩頁，焦點在國際特赦組織的關懷與營救，雖然陳欽生仍然只是史頁中的一個名字，不同的是，在成大校史中被隱姓埋名多年，2011年，陳欽生受難四十周年，他終於在歷史記載中浮現。

 2016年11月，成大圖書館舉辦「歸來的盜火少年」座談會，邀請三位共產黨案被政治整肅的成大校友與陳欽生與談，不能前來的吳榮元以影像視訊致意，吳俊宏、鄧伯宸都來了，他們三位是四十多年前的左派青年，至今無悔、不改其志，鄧伯宸說：「我到今天還是個馬克思主義者。」

 對吳榮元、吳俊宏、鄧伯宸三位，1972年的變故，某種意義上說是「求仁得仁」。陳欽生則不同，他只是亂世中的草芥，在尋常生活中莫名襲來風暴，從此生命受到摧折。九死一生後，重回社會，在三年的困頓絕望後，遭逢貴人，重新找到生機，過了二十多年堪稱幸福美滿的生活。

 那不堪回首的15年，就讓它永遠遺忘吧！每一次的回顧，是一次次的夢靨、椎心泣血。

 但是，陳欽生還是站出來了。2009年後，陳欽生成了一個說故事的長者，他決定要讓年輕人知道他的故事。述說不堪回首的過去，需要勇氣、需要智慧、更需要大愛，述說苦難是為了讓苦難不再來。

 陳欽生的故事中沒有英雄，只是一個尋常青年，無端在亂世中被捲入風暴，我想，那也許比起英雄受難的故事更讓人驚心動魄。

 感謝陳欽生的現身，平凡人的現身，比起英雄的獻身有時更讓人動容。

 2015年9月30日，陳欽生偕同另一位白色恐怖時受難的長者蔡焜霖在成大演講，我在台下默默做聽眾，因有事提前離席，未能問候。

 第二天，幾位學生帶著蔡、陳兩位先生來圖書館找我，相談甚歡。過程中陳欽生說的一件事，我深深記得：「我到現在還不在成大化工系的畢業系友名冊當中。」

 幾位當年受難的校友中，鄧伯宸當時剛從外文系畢業，在虎尾服役，吳榮元、吳俊宏、陳欽生以及其他好幾位校友，在校期間受難，因此學業中輟，未能從成大畢業。

 當年受難的學長不負青春，有的在那壓抑的年代勇於追求理想、對抗威權；有的卻無端受難如亂世中之草芥。在四十幾年前扭曲的時空環境中，學校沒有能力保護自己的學生，對受難學長應該要感到深深的歉疚與不安。

 那天之後，我一直在想著，我們是否有可能彌補當年的遺憾？

 三、在歷史的創傷上點亮一盞燈

 2016年11月1日，圖書館舉辦的「歸來的盜火少年」座談會，蘇校長特地前來向三位學長致意。2017年一元復始，有天我與蘇校長提起這件事，春節前數日，校長決定邀請幾位受難校友返校，接受學校補發遲來的畢業證書。於是，繼2016年深秋之後，盜火少年在翌年初春雨水時節再度歸來。

 2月23日夜裡，蘇校長在她的臉書中寫下：

 1972年2月23日吳俊宏學長、在服役的鄧伯宸學長分別從校中、軍中帶離，人生從此斷了線⋯⋯不知道這一個日期的我，冥冥中選了今天，在創校時的校長室，頒贈給他們遲了45年的成功大學畢業證書。

 在這一場名為迎接「歸來的盜火少年」的典禮中，我知道成大「窮理致知」的校訓中對極致真理的探索，原來也一直引領著我們對於真正光明的追尋！這或者是幾位學長當年付出所有代價所要爭取的火光！

 會場當中置了一盞燈 ⋯是同事們費心找來的挪威設計，靈感來自卡通 the cake with the file。敘述一位母親，將銼刀藏在蛋糕中，送給受難服刑的兒子，希望他逃脫。燈罩裡有個較深色的尺狀物，就是銼刀的模型。銼刀上有 only for escape，有鼓勵受困者熱愛生命之喻。

 2月23日儀式之前，我和幾位同事在很短時間內密集討論儀式流程與內涵。一開始，我們討論的是，可以致贈怎樣的禮物給學長們？歷史系陳恒安老師提了個很好的想法，與其想著要給予學長們甚麼贈禮，不如想想經過這場儀式，能夠留下什麼給這所大學？

 恒安說：｢請他們共同做一件事，類似植樹或什麼的，可以留下來，而不是帶走。｣

 我回說：｢作為起點的贈禮，是很好的發想，在歷史的創傷上點亮一盞燈，除了讓陰暗的過去浮現在歷史的地平線上，更積極的意義是照亮前路。具體方案再討論。｣

 恒安立刻回應：｢以下純屬蹦出來的畫面。燈？點燈？點一盞燈放在校長的桌上(博物館那張)？以後展場開，燈就開。展場本就須開燈。以後相關活動都在燈前見證。｣

 博物館陳政宏館長在網路上尋找各種不同風格款式的桌燈，猶豫當中，創產所林蕙玟老師傳來一個網頁，問：「這個燈如何？」

 ｢Bake me a cake｣，這個蛋糕造型的燈，正如蘇校長臉書所述，蘊藏著母親的心意，協助受難的兒子脫困而出。我們想，以親子間最深摯的愛衝決網羅，這個寓意太貼切了。

 這盞燈2月23日雨水之日在創校時的校長室點亮，也在3月7日驚蟄之日在圖書館點亮，我們期待的是燈燈相連，啟動成大校園中更深刻的歷史反思與社會責任的承擔。

在歷史的創傷上點一盞燈(攝影：曹沛雯)

 四、如歌的行板

 十年前寫作【青春如火】的第二篇時，我援借瘂弦的經典詩篇〈如歌的行板〉為題，以｢革命之必要｣、｢民族尊嚴之必要｣、｢閱讀之必要｣、｢組織之必要｣、｢學生參與之必要｣、｢上山下鄉之必要｣幾個段落，連綴共產黨案與大陸社案兩個事件。

 當時我絲毫沒想過同名的柴可夫斯基的名曲｢如歌的行板｣。

 ｢歸來的盜火少年｣儀式中，聲音是個重要的元素，有儀式前的背景歌曲、儀式開始的四重奏、以及儀式結束時的頌詩，分別是Joan Baez演唱的”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綠林弦樂團的柴可夫斯基〈如歌的行板〉四重奏、以及朗誦周夢蝶的〈九月〉。

 開場樂曲一開始考慮的是電影〔辛德勒名單〕的配樂，也四處探詢可能的演奏者。希望以學生為主，也考慮過某些老師。最終是藝術中心士蓉邀請了學生組成的綠林弦樂團四重奏，曲目也由〔辛德勒名單〕的配樂改為柴可夫斯基D大調第一號弦樂四重奏，第二樂章〈如歌的行板〉(Tchaikovsky, String Quartet No.1 in D Major, Andante cantabile)。

 2月23日儀式進行時，歷史系林瑞明老師(2018年去世，與受難學長同時在校，並與鄧伯宸熟識，曾經到土城看守所探視受難學長，我們特邀見證觀禮)致詞時，開口便說，當他一走進會場，聽到｢如歌的行板｣時，眼淚就掉了下來。

 恒安也告訴我，當天晚餐時，幾位學長詢問儀式中的音樂，表示當下忍不住落淚。

 《如歌的行板》是柴可夫斯基1871年創作的D大調《第一絃樂四重奏》的第二樂章，取材自俄羅斯民歌《凡尼亞坐在沙發上》。1876年，莫斯科音樂學院舉辦了一場音樂會向托爾斯泰致敬。在演奏｢如歌的行板｣時，與柴可夫斯基並肩而坐的托爾斯泰感動得流下淚水。

 柴可夫斯基日記中寫著：｢比鄰而坐的托爾斯泰留下了淚水，這是我一生中感到最榮耀的時刻，也是我一生中對自己的創作力最引以為豪的時刻。｣托爾斯泰也在給柴可夫斯基的信中說：｢那天是我在莫斯科最值得回憶的一天。我發現，我一生在文學上的努力，回報還不如那天聽你的音樂來的深刻。｣

 一個有待查證的說法是，托爾斯泰的落淚，是因為他從那曲調中｢接觸到忍受苦難人民的靈魂深處。｣

 儀式開始前十分鐘，會場反覆循環播放Joan Baez的”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直到司儀宣佈開始時停播，接著由綠林弦樂團演奏｢如歌的行板｣。

 Pete Seeger作詞作曲的”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取材自俄國小說《靜靜的頓河》與烏克蘭民謠，成為美國1960年代最打動人心的反戰歌曲之一。Joan Baez演唱的版本流傳最廣，也是學長們年輕時熟悉的聲音。歌曲中的飄零落花遮覆在戰死沙場男孩的墓塚之上，而此刻的現實中，當年的盜火少年，虎口餘生，幸而能在白髮蒼蒼時歸來。

 儀式結束前，我安排了誦詩。中文系高美華老師協助邀請學生朗誦詩篇，原先我選擇的是楊牧的〈波昂．1973〉，在前一天臨時改為周夢蝶的〈九月〉。我想，四十多年過去了，當年的怒目少年，經過歲月洗鍊，應該更為從容面對餘生。周夢蝶的灑脫，也許更合乎他們此刻的心境。

 種五十畝酒穀

 再種五十畝酒穀

 再加上三日一風，五日一雨

 我的憂愁們將終年相視而笑了！

儀式現場海報(海報設計：謝雅淳)

四位返校學長，左起鄧伯宸、吳俊宏、吳榮元、陳欽生(攝影：江志康)

鄧伯宸、吳榮元(攝影：江志康)

吳俊宏(攝影：江志康)

陳欽生(攝影：江志康)

 五、其後

 2018年五月五日，馬克思兩百歲生日當天，我在圖書館籌辦第二次｢一冊一世界｣特展〔資本與異化：遊蕩在現代世界的馬克思〕，主題書展配合幾場導讀與演講。四月間我邀請鄧伯宸來講一場，他客氣地婉拒了。但是，在2018年4月30日給我的簡訊中說：｢有一事請教：將近半個世紀前，蔡俊軍從勝利校區圖書館『借走』兩本《資本論》，那套牛津出版西方經典文叢﹝當時是放在參考書室﹞還在嗎？若在，《資本論》補齊了嗎？｣那是｢一整套書中的兩卷，叢書的全名是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出版者是Encyclopedia Britannica。｣

 讓我感動的是他接著表示：｢我的想法是，整套書若還在，但獨缺《資本論》兩冊，我願捐出自己的予以補齊。｣

 我請館員查核後，回報該書｢查核書目及館藏紀錄，最接近鄧先生詢問的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套書中 (1952年版，據本館書目紀錄共有54冊)的資本論，應該是第50冊，登錄號120072 (1969年入館) 的這本書，這本書在系統的盤點紀錄是未盤點到的去向不明圖書。不過，第50冊在1989年時已再補購入館(登錄號571069、563995)｣。

 鄧伯宸說：｢甚好。我原來還想可以為活動設計『一個盜書少年歸來』的橋段。既然如此，作罷便了。｣

 在那個閉鎖的時代中，｢盜火少年｣怎能不是｢盜書少年｣？但是伯宸學長的心意，讓我心緒徘徊久久不已。

儀式開始前徘徊在博物館門前的鄧伯宸，再回首已是華髮少年(攝影：江志康)

 儀式過後，三月春暖，得知一位受難學長目前旅居美國，於是通過他的大學同學居間聯繫，盼望能有機會邀請學長返校；若是不方便返台，我們也可以轉託適當人選將畢業證書送到美國親交並代學校致意。

 學長直接拒絕了。他表示，生命已向前行，他無意回顧已消逝的、遙遠的、只能帶來痛苦回憶的往事。

 我想我能體會他的心情，也為再次打擾感到抱歉。感謝當天回到母校的四位學長願意成全，感謝林詠梅女士等林茂生家屬回到父祖所來之處，也感謝旅美學長讓我們更進一步深思探掘歷史黑暗遺產過程中的情感與倫理課題。無論如何，都讓學校有機會嚴肅面對過去的歷史創傷。

 2017年正逢二二八事件70周年與解嚴30周年，在這特別的歷史時刻，成大必須深刻省思，面對歷史的悲劇與人類的苦難，大學能夠承擔的是什麼？

 解嚴30年，二二八可以公開紀念、談論也近三十年，歷史記憶仍有許多缺口需要補足，轉型正義仍須在權力的節制之下更加深化(以轉型正義為名的權力濫用，成就的是當下的不正義)，更重要的是，必須要向著歷史記憶的公共化意義前進。需要更廣泛述說、聆聽、對話、溝通與深入的探掘，不僅止於特定時空單一歷史事件的追究，因為那有可能陷入加害者與受害者易位的無限迴圈。只有指向對「惡」的本質的深刻反思，才可能在歷史的創傷上點亮一盞燈照亮前路。

 2020年歲末，我受學校委託代擬辛丑年賀年卡內文，除了新春應景，一方面有感於庚子年大疫掀開潘朵拉盒子，差別、汙名假形形色色不同政治正確而行於世；另方面也在重申大學生命寄於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而容許主流之外的異議是其關鍵。我擷取瘂弦的詩句並仿改一句，重作組合，賀卡正面是：

 溫柔之必要

 春光之必要

 反面則是：

 你是去年冬天

 最後的異端

 又是最初的異端

 在今年春天

 觀音在遠遠的山上

 罌粟在罌粟的田裡

 只要世間存在不義，盜火少年會不絕如縷。

  本文部分內容直接摘取我的兩篇文章，分別是〈念念不忘，必有回響：2017年春天，在歷史的創傷上點亮一盞燈〉，《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館刊》26期(2017年11月)，以及2016年為陳欽生自傳《謊言世界我的真相》(2017年1月前衛出版)寫的推薦序言〈亂世浮生〉。

 附記

 2017年的舊曆春節來得早，那年正月初一是陽曆1月28日。寒假開始前蘇校長決定以補發畢業證書儀式向幾位學長致意，我回到花蓮，1月25日開始向學長們拜早年，同時請求他們成全學校彌補歷史缺憾的心意。我嘗試能找到更多受難學長，但是很遺憾，只能聯繫到陳欽生、鄧伯宸、吳榮元、吳俊宏四位，我衷心感謝他們的成全。

 年假過後，我們如火如荼地展開籌備工作。陳恒安、陳政宏、吳光庭、林蕙玟、簡聖芬等幾位老師與我組成任務小組，並且在博物館、圖書館和藝術中心同仁的協助下，很快地決定了儀式定位與進行程序。儀式地點選擇在1930年代創校時的校長室，邀請四位學生組成的綠林弦樂團演奏柴可夫斯基D大調第一號弦樂四重奏第二樂章〈如歌的行板〉、邀請學生在儀式結束時朗誦周夢蝶的詩作〈九月〉，還有，快速下單採購了那盞挪威設計師設深具隱喻意味的桌燈Bake Me a Cake。最後，江志康導演特地南下，為儀式做了完整的影音記錄。

 行政程序上，2月9日由我在圖書館上簽，會請教務處查核相關資料，最後由校長在2月17日決行。十一位校友中七位在學期間受難未能畢業，教務處根據校長決行，製作了七份正式畢業證書，2月23日儀式中感謝陳欽生、吳榮元、吳俊宏三位親自接受，另四份未能發出，期待他日。

 簽陳說明文字原作公元紀年後改民國紀元，一時疏忽，起始第一句應該是公元1950年代誤作民國50年代。

 簽陳內文應該完整留作紀錄，如下：

 主旨：陳請補發60-62年戒嚴時期三次成大校園內政治整肅事件，因受難而遭退學同學畢業證書，已畢業之同學亦請給予適當致意，請鑒核

 說明：民國50年代的白色恐怖，成大未能倖免，不少正值青春歲月的年輕師生，在動盪不安的時代，被迫離開校園、有的甚且告別人間。到了民國60年代，60年先是化工系馬來西亞僑生陳欽生被無端羅織罪名，失去自由十五年；繼而兩波校園政治整肅行動指向成大，61年成大共產黨案與62年成大大陸社案。

 61年的成大共產黨案，成大在校及剛畢業不久的學生蔡俊軍、吳榮元、鍾俊隆、吳俊宏、鄧伯宸、余光夏、沈寧怡，以及一些他校串連同學共十九人分別被捕，年底初次判決，蔡俊軍（交管）、吳榮元（交管）死刑，鍾俊隆（交管）、吳錦江（逢甲）、林守一（淡江）、林擎天（淡江）無期徒刑，沈寧怡（礦冶畢業）、張建章（淡江）、吳俊宏（交管）、刁德善（空軍官校畢業）、張星戈（空軍官校肄業，服役中）、黃文珍（高雄商校）十五年有期徒刑，鄧伯宸（外文畢業）、余光夏（礦冶）、余子超（海官）、林台雄（空軍幼校肄業）、李國龍（輔仁）、李代雄（文化）、李慧宗（逢甲）感化三年；第二年年初，第二次改判，死刑改無期徒刑，無期徒刑改十五年，黃文珍改判十年，其餘依一審所判決。

 民國62年，「成大大陸社事件」，許武華(化學)、鄭春朝(礦冶)判五年有期徒刑，胡添培(土木畢業)感化三年，胡添培甚且是在畢業典禮當天在校園被情治人員帶走。

 民國61年與62年的寒假期間，兩度針對以成大為主青年學生的逮捕整肅行動，成為成大歷史中長期隱諱而難言的傷痛。多位年輕的生命遭受牢獄之災，生命軌道因而轉向。這段記憶長期掩埋在歷史荒徑裡，在過去的成大校史中，或者諱莫若深，或者語焉不詳，直到近十年來才開始浮上歷史地表。

 當年的憤怒青年，如今早已年過花甲，在人生的後半段，午夜低迴，四十餘年一瞬，恍如昨日。昨日之怒，雖未能「一怒而安天下之民」，究竟是拒絕了「妾婦之道」，奮力作為，在曾經黑暗的時代中，閃現了一道光亮。

 對諸位學長而言，文憑身外之物，學校是否認同亦非絕對要事，他們率皆有更高的理想與使命能安身立命，富貴名聲皆如浮雲。但是就還在學校的我們，是惟一能稍補四十多年前遺憾的作為。學校一體，現在的主事者宜為當年扭曲的時空環境下學校無從保護學生表達歉意，恢復其名譽。而這一切學校的作為，將是給現在校園內學生最好的教育，也是學校面向未來關於大學精神的嚴正宣示。

 以下列舉十一位受難同學名單：

 一、民國60年美新處案暨馬共案：陳欽生，化工系57年入學，60年9月退學。

 二、民國61年成大共產黨案：鄧伯宸，外文系56年入學，60年7月畢業、余光夏，礦冶系59年入學，67年7月畢業、沈寧怡，礦冶系56年入學，60年7月畢業、蔡俊軍，交管系56年入學，62年3月退學、吳榮元，交管系56年入學，62年2月退學、吳俊宏，交管系57年入學，62年3月退學、鍾俊隆，交管系57年入學，62年3月退學。

 三、民國62年成大大陸社案：胡添培，土木系58年入學，62年7月畢業、鄭春朝，礦冶系58年入學，62年12月退學、許武華，化學系58年入學，62年12月退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