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山論劍
世間已無西格瑪？
我後來從美國回來後，碰到一些新時代的西格瑪社社員，他們有興趣的都是遊行、示威這些，和我們不搭調了。我們要談的是《老子》、《莊子》，談的是西方的哲學，談一點宗教。我們喜歡搞這些東西，他們則是示威、要錢、要行動、對政治批判。當然他們有他們的社會功能，本來社會就是一個交響曲，不同人參與、按照自己氣質性向扮演不同的角色，但性向不同就搞不在一起，也就結束了，沒什麼好勉強，因為那個時代過去了。
吳鐵肩，2010年12月20日訪談記錄
十年前，當我第一次知道成大曾經有個西格瑪社時，西格瑪已成天寶遺事。成大校園中的西格瑪社早在1990年代中期嘎然而止。在這之前的幾年，年輕的西格瑪積極投入1980年代中期開始的學運，並且在學運高潮消退之後，西格瑪也就難以為繼。《世紀回眸》中由當時學運領袖之一，經緯社的羅正方撰寫的成大學運始末，可以看到晚期西格瑪的蹤跡：
1987年4月14日，新聞局主辦學苑影展，在成大首映號稱台灣史詩的《唐山過台灣》一片，經緯社與西格瑪社當時決定以行動抗議該片對原住民的污衊。當晚八點多，在第一場電影散場時，活動中心廣場人潮出入處，抗議學生們手持標語、散發傳單並在現場進行演說，針對何謂台灣本土史觀、漢民族對原住民歷史的長期扭曲，台灣社會族群位階失衡等提出討論。翁昌黎、陳信行、與劉怡維三人，是當時西格瑪社的主要成員。翁昌黎後來投身宗教；陳信行造船系畢業，改習社會學，現在任教於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劉怡維物理系畢業，在清大念碩士班時，繼續是活躍且激進的學運領袖，現在任教於清華大學物理系，是國內物理學界備受矚目的明日之星。
四一四事件後，情治機關約談多名學生，因該次公開抗議活動為戰後校園首件，直接挑戰校園言論申請制度，校方擬將學生退學處分。5月，台大「自由之愛」以511台大學生日為由，亦在校園中遊行演講，校方懲戒委員會原定亦將主導學生開除學籍。在成大學生奔走下，當時謝長廷以立法委員吳淑珍為名，在立法院公開指責情治機關不當介入校園，校方懲處校園民主運動過當，引起社會喧然討論。最後成大九名、台大七名學生被記過處分，未慘遭退學命運。該次被記過的成大學生為羅正方、李宜憲、劉康、金智、陳吉鵬、周志玲、翁昌黎、陳信行、與劉怡維等九人。
當我在校史編纂小組會議上提到這幾個名字時，恆安赫然發現當年他的「街友」（一起在街頭抗議的朋友）陳信行，幸真也驚訝她在清華讀碩士班時的學運「戰友」劉怡維，都是西格瑪。然而，他們似乎與我們所認識的早、中期西格瑪有著迥異的特質。
恆安與陳信行聯繫後，發了EMAIL給編纂校史的伙伴：
寒冷中送來一點西格瑪熱情。陳信行回信，我才知道原來自己認識不少西格瑪。
部份內容如下：
「STS圈子裡的陳瑞麟、翁註重（長庚工設）和劉怡維（清華物理）是跟我同時期的社員。常在企畫紀錄片的毛遠程（最近的作品包括賀照緹的「我愛高跟鞋」）是我熟的最晚一屆，他認識最後一位社長。我記得沒錯的話，最後一任社長在90年代中還沒畢業就過世了，西格瑪社也就停了。
老一點的，鄭南榕、龍應台都曾經是社員。以前我去找 Nylon 都叫他學長呢。」
恒安 2010/12/17
第二天，我回覆如下：
謝謝陳老師帶來西格瑪後期的人物訊息。
鄭南榕在成大的一年，谷文瑞一篇文章談了許多。龍應台是否西格瑪？待考。不過正如王鎮華所說，西格瑪是沒有社員證的，是一個「柔性」的社團，認同與精神相契合是最重要的信物。
看來，我們有機會貫穿西格瑪從上古、中古到近代完整的歷史。
2010/12/18
始料未及的是，校史團隊中最年輕的玫姿，在陳信行的陳述中，發現她的中文系同學何明蕙竟然是西格瑪最後一任社長：
歷史繞了一大段來尋我，原來我大學同班同學何明蕙之死，竟然是西格瑪終止的關鍵因素。
明蕙大一就閱讀張小虹、馬克思的書，也北上靜坐過。從來不上中文系的課，只在考前來我們寢室借筆記混過關。知道她斷斷續續參與過西格瑪，紅斑性狼瘡是她中山女高二年級就有的病症，她政經所碩二過世時，我已經在清華，沒參加公祭。
隔一年後 我跟一位曾任成大新聞社社長現在任職民視的同學，依著大學通訊錄地址去她家補祭拜，才發現她家窮的不像樣，住在一個陰暗潮濕的地下室!
我有點理解她為何對於老兵、底層社會問題特別關注。
歷史的確是奇妙的，從開始時對西格瑪的陌生，到頭來每個人都找到了自己與西格瑪的淵源。
歷史也是需要解釋的，這幾位後期西格瑪，何以與早中期的西格瑪在價值觀、行動力，乃至於個人氣質似乎大不相同？西格瑪存在著歷史斷層嗎？如果有，落在哪裡？又是因何而起？從何而來？如果沒有，又該如何詮釋世代差異的本質與表象呢？
驚蟄之日，草木萌動
改變並不會經常發生，他就像一道歷史的門扉，只在某些特定的時刻開啟。能夠活在歷史開門的時代，乃是一種幸運，可以見證門開之前的黑暗與恐怖，可以看到門被撞開時的風捲雲湧。而1980年代正是一切都開始飄颺起來的時刻。
南方朔，〈青山繚繞疑無路〉，收錄於：《狂飆八十—記錄一個集體發聲的年代》
1970年代中期開始，台灣的政治氣候開始有著巨大的轉變，這樣的轉變，讓只是早個幾年的1970年代初期像是「前近代」一般。
1972年的「成大共產黨事件」、1973年的「成大大陸問題研究社事件」，相應的是保釣運動與退出聯合國的外在變數。1977年以後是黨外力量的崛起與壯大，以及本土意識的漸次抬頭、乃至於蔚為潮流。後期西格瑪的大學時期，與早中期西格瑪顯然是大異其趣的。
1970年代中期，以「黨外」運動形式推動的政治反對運動，逐漸在體制內的選舉中有所進展。1977年的地方公職選舉，「黨外」在縣市長和省議員當選的席次雖然還不到三成，卻已是空前的成績。一個沒有黨名的反對黨，逐漸醞釀成形。
1978年，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黨外」政團已成氣候，政見會場每能匯聚人潮。但是，選前不久，美國政府宣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同時與中華民國斷絕邦交。雖然與美國的斷交早可預期，仍對台灣造成重大的衝擊。蔣經國總統宣布緊急處分令，暫停選舉，使得正意氣昂揚的「黨外」政團陷入找不到出路的困境。
一年過去了，選舉的恢復遙遙無期，反對運動失去了體制內的競逐管道，只有另謀出路，創辦具批判色彩的政論雜誌，如《八十年代》與《美麗島》，尤其是《美麗島》雜誌社，更成為「黨外」人士的主要集結場所，幾乎是個反對黨的雛形。1979年，各地政治活動不斷，「黨外」與政府的對抗，已到達一觸即發的臨界點。
12月10日，世界人權日，美麗島雜誌社在高雄舉辦大規模的群眾活動，與軍警爆發了肢體衝突事件。事後，政府逮捕參與其中的政治人物、知識份子與文化人。
1980年春，反對運動與衝突事件中的領導者，接受備受矚目的軍法大審。這場軍法大審，是戰後台灣政治史上的關鍵事件，許多人因那次大審所傳遞的政治理念，得到了啟發與感動。「美麗島事件」成為戰後台灣政治史上的一大里程碑，為1980年代威權體制的鬆動與解體，揭開了序幕。
1980年代中期，解嚴（1987年）前後，台灣的街頭開始沸騰了起來。一方面，自從1980年恢復選舉後，每逢選舉時的「民主假期」，各種政見會及相關街頭活動總要喧騰近月。而政治反對運動者林正杰1986年入獄服刑前的一連串街頭抗爭，被視為街頭運動的濫觴。但是，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在政治反對運動之外，各種不同形式的社會抗議運動，也在當時風起雲湧。
長久以來追求經濟尤其是工業的發展，創造了台灣經濟奇蹟，卻也帶來了社會的失衡：農業與工業的失衡、資方與勞方的失衡、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失衡、城市與鄉村的失衡、原住民與漢人的失衡，這許多的不平衡累積到1980年代中期，開始宣洩在街頭。
1980年代是一個「集體發聲」但是卻「眾聲喧嘩」的年代，也是一個衝撞而不安的年代。
「集體發聲」意謂著「集體意識」的覺醒，人們開始意會到自我的某種集體身份，並站在這樣的身份立場上發言。如：學生、農民、勞工、消費者、女性……等。「眾聲喧嘩」則意謂著那是個沒有絕對威權、絕對真理的新時代，每個人都可以大膽提出自己的主張，但是，那也可能意謂著人人各說各話、難以溝通的「後巴別塔時代」。
哲學轉向與政治轉向
想到學校裡的小Σ，可是真情流露。成熟使人失去最可珍貴的東西，我寧可他們別長大了。回來與鎮華聊至更深，不覺泫然欲泣，不知從何時起，Σ只注重知識，而不屑於天真爛漫了。
王明蘅，〈寄孟洲〉1976年6月16日
1970年代中期，校園中的年輕西格瑪普遍對哲學興趣濃厚，工科系轉中文系，1981年畢業的林朝成，1980年代投入政治反對運動，曾經以呂坤為名，與呂昱（白色恐怖受難者，政治運動從事者）、江迅（台大政治所的郭正亮）、江夏（黃吉川，成大機械系1979畢業）合寫《到執政之路》，在政治反對運動中提出新策略、新思維，備受矚目。林朝成在得到台大哲學博士後，返校任教於中文系。1990年代，從事教改運動，創辦台南社區大學的林朝成，細數當年西格瑪的哲學家名單：
現在臺灣哲學界有很多人都是西格瑪社的，像是政治大學哲學系主任汪文聖、清華大學哲學系前任所長黃文宏、中正大學哲學系陳瑞麟，還有那時候比我低兩屆的曹志成。其中電機系的黃文宏、環工系的曹志成和機械系的陳瑞麟都是西格瑪社的，而汪文聖則關係比較少，但大家會在一起。林朝成點名的是後來棲身哲學界的西格瑪，其實，工科系畢業的劉又銘現在任教於政大中文系，清華大學動力機械系剛退休的彭明輝（機械系1978年畢業），也是西格瑪中的業餘哲學家。這些西格瑪在校期間大致都在1970代中期或稍晚。
這份名單中令人驚訝的還在於，他們幾乎清一色是工學院出身的，正如林蒼生所戲稱，他們都是右派，但卻集體向左轉，成為人文學者。
彭明輝對大學時代外在環境的變化，第一個深刻的印象是1975年蔣中正過世。年輕而對政治尚蒙昧的彭明輝感受到歷史的大人物去世，是國家的危機時刻，大學生必須做一些事。但是西格瑪學長們並不積極回應，讓當時的彭明輝憤而離開了西格瑪社。
離開西格瑪後，彭明輝參加慈幼社，帶領一群人去鹽行，開始孤兒院的訪視。雖然暫時找到一個方式來處理自己心裡面那種想要參與、填補那種社會危機的縫隙，他還是感到說不出的鬱悶，行動的方向、實踐的策略究竟是什麼？其實還是混沌未明。彭明輝對當時的時代氛圍，有個生動的說法：
在當時，只要有任何人去做任何組織，給一個能夠把那個熱情凝聚，不要說燃燒，因為那是一堆熱情等著燃燒，那真的不是叫做蓄意放火，應該叫做「天乾物燥」，一個火燭下來就有可能會燎原的狀況，但是大家找不到一個出處。
出處究竟在哪裡？老一輩西格瑪個體生命的實踐，在時代急遽變化而人心激盪不已的年代裏，必須落在社會實踐上才能踏實。1970年代的尋覓探索，到了風起雲湧、狂飆的1980年代，慈幼社式的社會服務是不能滿足迫切要改變這個時代的年輕知識份子。1990物理系畢業的劉怡維，回憶當年，與黃吉川的一段對話帶給他很大的震撼：
到了西格瑪社的時候，遇到黃吉川，他就問我：「關懷雛妓關你什麼事？」我當然不解他怎麼這麼問，不是要走出校園關懷社會嗎？但是他的argument是從另一個觀點來看，你自己的事情都沒辦法解決——比方說校園民主的問題，學生事務這一塊——還去做關懷雛妓這些事情？這是一個詭計，當初的政府所以會放任我們去關懷雛妓，就像是讓學生去做山地服務一樣。當初的山服社，或是說讓學生去做慈幼社，會有一些發洩的出口，但是不會撼動整個體制。這是1980年代中期以後開始的激進（基進）思維，循著這樣的想法，到頭來，政治抗爭是不能迴避的一條路，唯有徹底解決結構性的問題，社會的不公不義才能得到整體的解決。於是哲學轉向之後是政治轉向，黃吉川、林朝成大致是前後期西格瑪轉關的關鍵人物。林朝成以個人身份參與政治反對運動，黃吉川就讀博士班時，帶領著更年輕的西格瑪投入學運。到了陳信行、劉怡維、翁昌黎的年代，熱情澎湃地投入社會實踐與政治反對運動，已經成為最後一個世代西格瑪的歷史使命。
「 華山論劍」
我們當時覺得這些學長就是保守派，所以沒辦法去說服翁昌黎他們，因為如果你把西格瑪標榜為整體的生活，那為什麼政治要被分開呢？你自己將它去政治化了。
林朝成訪談記錄，2011年1月20日
《台北接力日記》，1987年7月在德簡書院的聚會，陳信行、翁昌黎、劉怡維三位在校的少年西格瑪出席，馬毅志、王鎮華與三個年輕人之間談得並不融洽。基本上避免捲入政治的西格瑪社，卻因政治態度的差異，引發老少西格瑪之間的分歧。幾個當事人的回憶大致如此：
新的西格瑪想找我們老西格瑪談談話，一起來聊聊天吃個飯，談論的時候是在台北，當時我也覺得很好，就捐了社裡一點錢、表示聯絡感情，這樣很好。但一下子便出了問題，我捐的錢是很少，就是聯絡感情嘛！後來竟然談到政黨，本來沒想談論關於國民黨、新黨跟民進黨的問題，但他們卻說民進黨才好，一定要是民進黨。一開始這樣的談話以後很多人就走掉了……（馬毅志）
我只能講我看到的、我感覺的。那天，就在我們這個位子——那個時候是二樓連棟的房子。他們上來，我們剛好在聚會，來了三、四個學生，老馬很慷慨，他說：「好，三千塊贊助你們。」當他們說在學校辦學生運動、跟記者怎麼來往，甚至喝酒，我覺得學生如果跟記者這樣來往，你的社會經驗絕對是玩不過他們的。……老馬的反應就是：「你們要做這個，我錢就拿回來了。」他很直接，我們都還沒有反應過來，老馬就表態了。（王鎮華）
有些問題我不是記得很清楚，當然我們會跟他們談我們認為的左派觀念、台獨觀念，那一群人就是布爾喬亞，用我們話來講就是小資產階級，你跟他講什麼不會有用的，這是階級意識的問題。所以講完之後我們也不驚訝他們的反應，我們就是兩群不同的人，我們用的語言、我們的想法已經不太一樣了，我們不會認為說自己是知識份子，領導社會前進，我們就是學生，學生有一個好處就是他是流動的階級，但是一旦你進到工作場合裡面之後，一旦你接受你的工作之後，你的階級就被固定住了，那你就會有階級意識。我們可以利用學生這個特殊位置，去做一些跨越階級的事情。……雖然在同一個招牌之下，但是他們跟我們沒什麼關係，就是完全無關的一群人。（劉怡維）
老少西格瑪間的世代差異——或者有的小西格瑪還會認為是「階級差異」——昭然若揭。
王鎮華、馬毅志的年代是保釣運動、退出聯合國，民族主義昂揚的時期，也是政治異議份子可能「拋頭顱灑熱血」的年代。
到了劉怡維、陳信行、翁昌黎，已進入後美麗島時期，黨外運動取得政治對抗的正當性；解嚴，解除報禁、黨禁，開放大陸探親，民進黨成立，是「東風吹，戰鼓擂」，「敢教日月換新天」的時代。校園內的政治異議者相對風險較低，記過、退學，卻不至於承擔牢獄之災。1991年的獨台會事件，情治單位進入清華大學逮捕歷史所學生廖偉程，這樣的事情在戒嚴時期司空見慣，社會噤若寒蟬。此時卻引發全國性的學潮，進而在街頭運動與社會輿論的壓力下，廢除政治上思想言論入罪的法令。
學運的狂飆持續不到十年，1991年的獨台會事件後逐漸沈寂，西格瑪社也很快就結束他的校內社團時期。
當我持續探問老、少西格瑪的斷裂，這篇文章的初稿也明顯地呈現出世代之間難以跨越的鴻溝時，作為一個「入戲的觀眾」，不覺悵然若失。
正當我要如此結束這階段的寫作時，現在任教於東華大學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的孫嘉穗卻告訴我：「深夜讀完您寄來的資料，還真的覺得您所記錄的西格瑪和我所記憶的好像有些不太一樣。當然世代的差異真的有所轉變，只是我看的視角好像不是這麼重在差異，反到是看到了一些不同世代裡的共同堅持。還有一些性別差異裡的觀看視角。」
外文系畢業的晚期西格瑪孫嘉穗，與陳信行、劉怡維身處同樣的時代巨變狂濤之中，曾經投入校內的抗爭活動及北上參與三月學運，也曾經與陳信行等少年西格瑪下鄉參與將軍溪清流運動。在美國碩士唸的是新聞與大眾傳播，爾後到英國拿的是文化研究與社會學博士，知識觸角與社會實踐的多面向、不拘一格，正是西格瑪一以貫之的特色。
嘉穗對早期西格瑪人物是陌生的，但是當她閱讀〈西格瑪是誰？〉時卻感受到一股相同的氣息：一群奇怪的人、讀著奇怪的書、有著旁人難以理解的行動。而這些人不斷地彼此挑戰也自我挑戰，藉著與不同背景、不同觀念、不同專業的同儕打破自我原來的疆界，也藉著對自我的質疑而從內心深處打開了一個更廣闊的世界。
嘉穗說，當年的少年西格瑪們，不忘初衷，許多人還持續在社會不同場域堅持著年少時的夢想與追求。
也許，老少西格瑪之間，需要一次的和解。事過境遷，時間將浮在表層的差異抹去，大家或許會發現，其實，我們都還穿著那襲斗蓬呢！
參考資料
〈王明蘅教授訪談記錄〉，王健文主訪，2010年12月29日。〈王鎮華先生訪談記錄A〉，王健文主訪，2010年12月21日。
〈王鎮華先生訪談記錄B〉，張幸真主訪，2011年7月11日。
〈西格瑪社八里聚會訪談記錄〉，王健文主訪，2011年1月2日。
〈西格瑪社德簡書院聚會訪談記錄〉，張幸真主訪，2011年7月10日。
〈吳鐵肩教授訪談記錄A〉，王健文主訪，2010年12月20日。
〈吳鐵肩教授訪談記錄B〉，張幸真主訪，2011年6月29日。
〈林朝成教授訪談記錄〉，王健文主訪，2011年1月20日。
〈林瑞明教授訪談記錄A〉，張幸真主訪，2010年9月21日。
〈林瑞明教授訪談記錄B〉，張幸真主訪，2011年6月14日。
〈徐光台教授訪談記錄〉，王健文主訪，2011年1月18日。
〈曹欽榮先生訪談記錄〉，張幸真主訪，2010年5月17日。
〈彭明輝教授訪談記錄〉，張幸真主訪，2011年6月23日。
〈黃吉川教務長訪談記錄〉，王健文主訪，2011年7月7日。
〈劉怡維教授訪談記錄〉，張幸真主訪，2011年7月12日。
〈鄧伯宸先生訪談記錄〉，王健文主訪，2010年10月26日。
〈孫嘉穗教授電話訪問記錄〉，王健文主訪，2011年8月17日。
鄭鴻生，《青春之歌：追憶1970年代台灣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華》，台北，聯經，2001年12月
成大西格瑪社畢業社友合編，《Σ—西格瑪》，台北，覺覺出版社，1979年。
《台北西格瑪接力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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